在北京朝陽區邊緣的皮村，記者見到了“打工春晚”的操盤者王德志。在央視已經無法壟斷“春晚市場”的2012年春節，這場春晚因由農民工自導自演而獨樹一幟，更因意外地請到崔永元主持而火速躥紅。
只是，在那一片喝彩聲中，是否也有人靜下心來細細體會，剝開精彩紛呈的外殼，去看看其內裡包裹著的一個“低微”階層發出的集體吶喊？
一場關於命運的抗爭
柏油公路的末端是綿延一公里的兩排破舊單層民房，王德志身穿一件乾淨而簡陋的羽絨服早已等候在小院門口。
王德志出生在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旗躍進馬場，家裡靠20畝葵花地維持生計。兒時的他成績很好，總是夢想透過考學走出農村，但貧寒逼迫他剛念初一便輟學。1995年，王德志已經虛歲二十。王德志自詡善於表達，想到了去北京說相聲。
那年全家的收入共1500元，王德志偷偷揣上700元，擠進了開往北京的硬座。第二天一早，他趕到中央電視臺的傳達室。“我想參加今年春晚的相聲。”透過厚厚玻璃上的傳聲孔，王德志向傳達員喊話。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瞟了他一眼，用“京片子”回了一句，“哪兒來的呀？”接下來，她再也沒有看他一眼，只是低著頭告訴他，今年的春晚已經錄完了。隨後，王德志被一隊上訪的外地人推了出來。
深秋的北京陣陣寒意，長安街上車水馬龍。待下來吧，學相聲，王德志作出了決定。可待下來談何容易？捏了捏兜裡的600元錢，王德志被命運甩進了數以百萬計的打工隊伍。
一晃已是2002年，他離相聲的夢想已經越來越遠。這年，他從《北京晨報》的中縫廣告中看到了一則相聲培訓的廣告，交了400元學費。師傅門下收了不少和王德志一樣懷揣著文藝理想的農村來的打工仔，但唯獨偏愛他，因為他勤奮好學，而且是唯一不拖欠學費的。師傅甚至將自己的孫子配給王德志當“捧角兒”。師傅經常安排徒弟們去工廠、社群和部隊義演，王德志終於有了登臺說相聲的機會，也因為這些舞臺認識了孫元、孫桓等與自己有著同樣身世和理想的人。他們越走越近，“新工人藝術團”便漸漸有了雛形。
王德志說，此前自己就像被洪水沖走的螞蚱。洪水捲來一個麵包，他就啃幾口麵包；洪水捲來一口白菜，他就嚥下白菜。只有和哥們兒們在一起，那才像是踩到了小綠地。也正是在那時候，王德志有了最懵懂的“階層意識”：既然都是外來打工者，他們只演反映這個階層的節目，也只給這個階層演出。
子弟學校，改變孩子未來的真假命題
2002年前後，香港樂施會給王德志所在的藝術團提供了首筆資助：全團10多個人，每月能領到2000元的工資，但要完成平均每週一次的義演。這一年，打工藝術團開始吸引了媒體的關注。崔永元的“小崔說事”請過他們，外省市的電視臺也請他們錄節目，紙媒的採訪更是鋪天蓋地。建築音像出版社的某領導得知這個訊息，力排眾議地給他們出了一張唱片。因為這名領導早年也在建築工地工作過。
《天下打工是一家》這張唱片賣得很火，藝術團總共拿到了7萬多元的版稅，這是他們平生得到的最大一筆勞動所得。怎麼用？一位兄弟提出辦個打工學校。沒有一個人反對就定了下來。在京郊的金盞鄉，他們租下了幾所平房，籌備起了“皮村同心實驗學校”。
那時候，王德志和幾名兄弟還擠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裡，他們“天真”地堅信，可以透過教育讓這個“階層”的孩子們在成年後離開他們的“階層”。
他們聘請的老師一半持有教師資格證，還有一些是打工者裡的民辦教師，剩下的是志願者，但他們的學校始終沒有取得市政府認可的“辦學資格”。王德志平靜地對記者說。市裡“清理”打工子弟學校的進度幾乎和城市化的速度如出一轍，城市開進到哪裡，這些學校就毫不留情地從哪裡消失。如今，市政公路已經修到了學校，鋼筋混凝土伴隨的轟鳴也奏響了金盞鄉的開發熱曲。父親們把自己的苦力融入到城市的未來，也在同時趕走自己孩子的未來。這很諷刺。
這是中國城市化高歌猛進背後的畸態，箇中的苦澀和心酸王德志不想說，但記者體會得到。
今天的王德志已經少了當年辦學時的理想化。現實告訴他，透過學習來改變“階層”的上升通道，只是在理論上還存在。二三十年後，孩子們中也許會出那麼一兩個博士、科學家、官員，甚至還會有幾個老闆，但絕大多數依然還是會重複父母的工作和生活。如今，他只是希望這批孩子在透過自己的勞力維生的時候，能有一些起碼的尊嚴。
王德志必須面對高年級的孩子們。剛辦學時，有官員告訴他，市裡的政策會變的，將來的公立學校會接收外來務工子弟。5年過去，市政府到底出臺了“初中按居住地接收學生”的政策。但在金領和白領拿著贊助費都擠不到一個就讀資格的當下，這個政策對王德志們來說只是鏡中月。好在大興的一家職業中專同意接收這裡的畢業生，王德志多少有些欣慰——
既然大部分的孩子未來還是打工的命，高階技工總比純靠體力要好些。
草根吶喊，打工春晚的火爆邏輯
如今，新工人藝術團還在定期為打工者義演，受外地工友邀請他們還進行過全國巡演。他們把自己的“階層意識”編入歌舞、相聲、小品中，比如《咱們工人有力量》，比如《黑心老闆欠工錢》，比如《誰在貢獻中國經濟成長》，自然是得到了打工者們的歡迎，但有時候也會遇到麻煩。
當小品中正在諷刺老闆出爾反爾時，坐在前排的老闆像被電擊一般跳上舞臺，手臂一揮吼道：“別演了，別演了！”頓時電閘一關，舞臺暗了下來。類似的經歷，他們前兩年碰到了不少，尤其是當他們名氣越來越大，老闆們有的乾脆給他們閉門羹，有的在邀請前要求審查節目。王德志對越來越歌舞昇平的演出漸漸失去了興趣，舞臺也漸漸轉移到了“社群”。
王德志所說的“社群”，指的是收入最低的外來打工者聚居的地方。
和王德志交談，記者很強烈地感到他用詞“考究”。比如，交流之初記者用了“農民工”這個詞。為了淡化“民工”這個詞引起的歧視，世紀之初官方創造了“農民工”這個中性詞彙，但王德志仍然認為這個詞彙“不講究”，他更堅持用“工人”來表述這個群體。和記者“談判”後，我們都才認可“打工者”這個稱謂。比如王德志所謂的“工廠”，其實專指的是“以體力和簡單勞動進行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私營中小企業，以及建築工地”。老闆就單指民營企業主。而他所謂的“階層”，也早已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當代化”語境下的“階層”了。
相比用詞的“考究”，更讓記者“如履薄冰”的是，每當記者試圖用老闆的立場去啟發接下來的話題時，王德志就會一改起初的平和，要麼輕蔑，要麼憤怒。“老闆有什麼可憐的？他的哪一分錢不是在我們身上賺取的？”“不排除有個別的老闆很善良，但我們說的是這個‘階層’”。
——是歸咎於他的“階層侷限性”，還是因沒有這群人的人生經歷而無法“感同身受”？記者至今依然無法釋懷。
談及“打工春晚”，在作為操盤者的王德志看來頗有些信手拈來。
節目都是現成的，無外乎再創作一兩個新的；演員也是現成的，無外乎從外地請幾個同行做外援；舞臺是現成的，在金盞鄉長租了一個倉庫，改建成了能容納300人的劇場；觀眾更是現成的，不擔心空場，只怕容納不下。孫桓無意提到請崔永元客串，因為央視那麼多主持人他們只和崔永元對過話，只是一個創意而已，沒有抱多大希望。孫桓在微博私信裡向崔永元發出了邀請，當收到回覆“如果沒有更重要的活動，一定來”時，他們依然認為這純屬“禮貌性的回絕”。
直到演出舉行前的一天下午，崔永元真的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才相信，崔永元真的來了。
事實上，崔永元竟真的是推了一場“更重要的活動”來主持他們的春晚——這天，他缺席了中國慈善年會。本來，他應該作為傳播公益的先進典型，在官員和明星雲集的會場裡接受致敬，獲得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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