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

魯迅曾經說過，魏文帝曹丕“著有《典論》……那裡面說：‘詩賦欲麗’……他說詩賦沒必要寓教訓，他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那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所說“詩賦寓教訓”是儒家的主教化的文藝把文學自儒家經典的附庸中解放出來，因此出現了“詩賦欲麗新的文學自覺時代”。等到了晉朝，陸機又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細緻華麗)”(《文賦》)。“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音節調利)以自妍。”(《文心雕龍·明詩》)劉宋的山水詩又以“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則追新”(同上)。南齊“永明體”詩又在聲韻上講究四聲，為了避免八病，追求對仗。魏晉時代又形成作詩的講求對偶、大量用典故、講究壓韻與雕琢文辭的駢體文，直到南朝時又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上面這些文學史現象都說明魏晉南北朝的確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