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覽·審分覽

審分覽原文

  【审分】

  一曰:凡人主必审分,然後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於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方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於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於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窥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後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於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任数】

  三曰: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婴页>,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於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管子复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 “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势】

  六曰: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於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盘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輴,沙用鸠,山用樏,因其势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贤於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於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 “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简公於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执一】

  八曰: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於门闾者,不一也。楚王问为国於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於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 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 “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於西河,而困於王错,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夫吴胜於齐,而不胜於越。齐胜於宋,而不胜於燕。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

審分覽譯文

  審分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職分,然後國家的安定才可以實現,奸詐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濁氣惡疫才無法出現。修養自身與治理國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樣的。現在用許多人耕種土地,共同耕作就緩慢,這是因為人們有辦法藏匿自己的力氣,分開耕作就迅速,這是因為人們無法藏匿力氣,無法緩慢耕作。君主治理國家也象種地一樣,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辦法藏匿自己的陰私,君主就無法避開負累了。

  凡是親自去做善事就困難,任用別人做善事就容易。憑什麼知道是這樣?人與千里馬一塊跑,那麼人不能勝過千里馬,人坐在車上駕馭千里馬,那麼千里馬就不能勝過人了。君主喜歡處理官吏職權範圍內的事,那麼這就是與千里馬一塊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趕不上。君主也必須象駕車的人一樣坐在車上,不要離開車子,那麼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會盡心竭力了,阿諛奉承、邪惡奸巧的人就無法藏匿其奸了,剛強睿智、忠誠諄樸的人就會爭相努力去奔走效勞了。君主的車子,是用來載物的。明察了載物的道理,那麼四方邊遠之地都可以佔有,不懂得載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誇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憑自己的意圖行事,這樣,各級官吏就都恐懼騷亂,長幼失序,各種邪惡一起出現,權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終,不可以施教,這是亡國的風俗啊。

  王良駕馬的方法是,明察駕馬的要領,握住馬韁繩,因而四匹馬沒有敢不用盡力氣的。有道術的君主,他駕馭臣子們也有“韁繩”。那“韁繩”是什麼?辨正名稱,明察職分,這就是治理臣子們的“韁繩”。所以,依照實際審察名稱,以便求得真情,聽到言論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讓它們彼此悖逆。名稱有很多不符合實際,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實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辯明名分。不辨明名分,這就是厭惡壅閉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責任,不在臣子,在於君主。堯、舜的臣子並不全仁義,湯、禹的臣子並不全忠誠,他們能稱王天下,是因為駕馭臣子得法啊!桀,紂的臣子並不全鄙陋,幽王、厲王的臣子並不全邪僻,他們亡國喪身,是因為駕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這樣一個人,想要牛卻說馬的名字,想要馬卻說牛的名字,那麼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卻因此生氣發威風,主管人雖一定會責備怨恨他,牛馬一定會受到擾亂。百官就如同眾多的主管人員一樣,萬物就如同眾多的牛馬一樣。不辨正他們的名稱,不區別他們的職分,卻頻繁地使用刑罰,惑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稱道一個人明智通達,實際上這人卻愚蠢胡塗,稱讚一個人高尚賢德,實際卜這人卻很卑下,讚譽一個人品德高浩,這人緊跟著表露的卻是汙穢品德;委任一個人掌公法,這人做起事來卻貪贓枉法,由於外表勇敢任用一個人,而他內心卻疲弱怯懦。這五種情況,都是以牛為馬、以馬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麼君主就憂愁勞苦,百官就混亂乖逆了。國家被滅亡,名聲受損害,就由此產生出來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卻越發不能得到,大概都是這個道理吧!

  所以國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於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麼君主就不受憂愁勞苦了。不受憂愁勞苦,那麼就不會損傷耳目的天性了。多詢問,卻不專斷地下指示。雖然知道怎樣做,卻不親自去做。和諧萬物,卻不自誇。事情做成了,卻不居功,靜止的東西不讓它運動,運動的東西不讓它靜止。依照事物的特點加以使用,不為外物所制約,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靜而公正,精神流傳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遠不衰,美名流傳不止。這就叫做把性命寄託在深邃幽遠之處,命名為無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別人,這樣就非常得人心,那怎麼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讓人知道,這樣就更能為人所知,那怎麼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機敏,安然處之,機敏就會顯露出來,那怎麼能算不聰明呢?特別聰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麼能不算偉大呢?修真得道的人無所能,但人們全都歸附他,於是就無所不能了,那怎麼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眾人效力就無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無需做小事,被人瞭解了就無需外表機敏,這樣,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這樣,那就能順應天性,意氣就可以在空廓寂靜的宇宙中遨遊了,形體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裡獲得安適了。包容萬物卻不去主宰,恩澤覆蓋天下卻沒有誰知道從哪裡開始的。這樣,即使不具備上面說的五種情況,也可以說是愛好這些了。

  君守

  得道的人一定平靜,平靜的人什麼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樣,這樣就可以跟他談論當君主的原則了。所以說,內心的慾望不顯露出來叫做封鎖,外面的慾望不進入內心叫做關閉。既封鎖又關閉,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準儀也不用它測平,有墨繩也不用它測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靜。既清靜又安寧,就可以當天下的主宰了。

  身體是用來保藏心的,心是用來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著,因而實情就不能窺見到啦。《鴻範》上說:“只有上天庇護人民並讓人民安定。”庇護人民,是為了讓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說,不出門就能知道天下事,不從窗戶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執行規律。那些出去越遠的人,他們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見聞廣博,記憶力強的,他們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於耳聰目明、深思熟慮的,他們的智慧就毀壞了,考察“堅白”、論辯“無厚”的,他們的智慧就拋棄了。不出門,正是為了達到出門的效果,不做事,正是為了實現做事的目的。這就叫做用陰氣召來陽氣、用陽氣召來陰氣。東海那樣遠,水流到那裡還會回來,過了夏天的炎熱以後,就會慢慢變得寒冷。所以說,廣漠的上天雖無形,可是萬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氣雖無影,可是萬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聖明的人雖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來。這就叫做不進行教化的教化,不說話的詔告。

  所以,有辦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據他說的話恰當;有辦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據他說的話得體。所謂君主,就是以不求恰當為恰當、以不求得體為得體的人啊。恰當與得體不屬於君主的範圍,而屬於臣子的範圍。所以善於當君主的人不擔當任何官職,其次是不做具體的事情。擔當官職就會有不能完備的情況,做具體事情就會有不能周全的情況。不完備不周全,這是官吏之所以產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現的原因。現在製造車子的,要經過許多有關部門然後才能造成。治理國家難道只象造車子嗎?國家是靠眾人的智慧和才能來維護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種方法使它安定下來。

  能以不變應萬變,沒有方法卻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這樣。有個魯國邊鄙地區的人送給宋元王一個連環結,宋元王在國內傳下號令,讓靈巧的人都來解繩結。沒有人能解開。兒說的學生請求去解繩結,只能解開其中的一個,不能解開另一個,並且說:“不是可以解開而我不能解開,這個繩結本來就不能解開。”向魯國邊鄙地區的人詢問一下,他說,“是的,這個蠅結本來不能解開,我打的這連環結,因而知道它不能解開。現在這人沒有打這連環結,卻知道它不能解開,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兒說的學生這樣的八,是用“不可以解開”的回答解決了繩結的削題。鄭國的太師文彈瑟彈了一整天,而後站起來。在瑟前拜了兩拜說:“我學習你,學習你的音律變化無窮。”所以象太師文這樣的人,先讓自己的心如獸類一樣冥然無知,所以才能掌握彈瑟的規律。

  所以,思慮就會使自己受到損傷,智巧就會使自己遭到滅亡,自誇逞能就會使自己遭殃,擔當職務就會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極就能逍遙自得,轉瞬即逝,但人們卻看不到它的形體,聖明至極就能移風易俗,但人們卻不知道是跟隨著什麼改變的,超群出世,但沒有不和諧的,治理人民,稱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閉。這樣,奸邪的實情就能瞭解,陰險邪僻,善進讒言,阿諛奉承、機巧虛詐的人就無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險惡的人,一定要有所憑藉。憑藉什麼呢?就是憑藉君主的親自做事。君主喜歡親自做事,那麼擔當官職的人就會放棄自己的職責去曲從君主所做的事了。曲從君主所做的事,有了過錯,君主也就無法責備他,這樣,君主就會一天天受損害,臣子就會一天天得志。這樣就是該運動的卻安靜,該安靜的卻運動。尊貴的變為卑下的,卑下的變為尊貴的,這種現象就由此產生了.這就是國家所以衰弱、敵國所以進犯的原因啊。

  奚仲創造了車子,蒼頡創造了文字,后稷發明了種莊稼,皋陶製定了刑法,昆吾創造了陶器,夏鯀發明了築城。這六個人,他們所創造的東西都是適宜的,然而卻不是君主所應做的。所以說,創造的人忙亂,靠別人創造的人平靜。只有掌握了當君主的原則,才能瞭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駕馭天下而不感到費力,這樣的人就叫做完人。

  任數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勝任,把治理得混亂看成有罪。現在治理得混亂卻不加責備,那麼混亂就更加厲害了。君主以好炫耀來顯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導來自誇,臣手以不勸諫君主來保持寺官職,以曲意聽從來求得收容,這樣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當主管官吏,這樣就是臣子得以跟隨著幹那些保持官職、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關係不確定,耳朵即使能聽也無法聽清,眼睛即使能看也無法看清,內心即使知道也無法選取,這是情勢使他這樣的。耳朵能聽見是憑藉著寂靜,眼睛能看見是憑藉著光明,內心能知道是憑藉著義理。君臣如果交換了各自的職守,那麼上面說的三種器官的功用就被廢棄了。亡國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聽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內心不是不可隊知道,君臣的職分混亂,上下不加分別,即使聽到,又能真正聽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麼?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麼?要達到隨心所故無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憑藉啊。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達到的。不能達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這種情況。沒有骨髂的蟲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讓它知道有冰雪。擁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這些話,那麼災禍就無法到來了。

  再說,耳目智巧,本來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講求駕馭臣下的方法,按照義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韓昭厘侯察看用來祭祀宗廟的犧牲,那豬很小,昭厘侯讓官員用大豬替換小豬。那官員又把這頭豬拿了來,昭厘侯說;“這不是剛才的豬嗎?”那官員無話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從說:“君王您根據什麼知道的?”昭厘侯說:“我是根據豬的耳朵識別出來的。”申不害聽到了這件事,說:“根據什麼知道他聾,根據他的聽覺好,根據什麼知道他瞎?根據他的視力好,根據什麼知道他狂?根據他的話得當。所以說,去掉聽覺無法聽見了,那麼聽覺就靈敏了,去掉視覺無法看見了,那麼目光就敏銳了;去掉智慧無法去知道了,那麼內心就公正無私了。去掉這三種東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這三種東西,就治理得亂。”以此說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們所能瞭解認識的東西很貧乏,它們所能聽到見到的東西很浮淺。憑著浮淺貧乏的知識佔有廣博的天下,使不同習俗的地區安定,治理全國人民,這種主張必定行不通。十里遠的範圍,耳朵就不能聽到,帷幕牆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見,三畝大的宮室裡的情況,心就不能知道。憑著這些,往東到開梧國,往南安撫多<嬰頁>國,往西讓壽靡國歸服,往北讓儋耳國歸依,那又該怎麼辦呢?所以當君主的,不可不明察這些話啊。

  治亂安危存亡,本來就沒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聰明是丟掉聰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說話,不思慮,清靜地等待時機,時機到來再行動,內心閒暇的人就能取勝。幾是行動,其準則是,清靜無為,公正質樸,自始至終都端正。這樣來整頓綱紀,就能做到雖然沒有人倡導,但卻有人應和,雖然沒有人帶頭,但卻有人跟隨。古代稱王的人。他們所做的事很少,所憑藉的卻很多.善用憑藉,是當君主的方法,親自做事,是當臣子的準則。親自去做就會忙亂,善用憑藉就會清靜。順應冬天而帶來寒冷,順應夏天而帶來炎熱,君主還要做什麼事呢?所以說,當君主的原則是無知無為,卻勝過有知有為。這樣就算掌握了當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齊桓公請示事情,恆公說;“把這事情告訴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請示事情,桓公說:“告訴仲父去。”這種情況連續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說;“第一次請示,說讓去找仲父,第二次請示,又說讓去找仲父。這樣看來,當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說;“我沒有得到仲父時很難,已經得到仲父之後,為什麼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況得到道術呢?

  孔子被困在陳國,蔡國之間,只能吃些沒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沒有吃到糧食。孔子白天躺著睡覺。顏回討米,討到米後燒火做飯,飯快熟了,孔子望見顏回抓取鍋裡的飯吃。過了一會兒,飯做熟了,顏回謁見孔子並且獻上飯食,孔於假裝沒有看見顏回抓飯吃,起身說:“今天我夢見了先君,把飯食弄乾淨瞭然後去祭祀先君.”顏回回答說;“不行。剛才煙塵掉到鋼鍋,扔掉沾著煙塵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來吃了。”孔子嘆息著說:“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還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裡揣度的還是不足以依靠。學生們記住:瞭解人本來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並不難,掌握知人之術就難了。

  勿躬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麼,也可以當君長。所以李悝說:“沒有狗就不能捕獲兔,兔如果變得和狗一樣,那就無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歡做臣子該做的事,就與此相似了。臣子矇蔽君主,別人還能不斷加以制止,君主自己矇蔽自己,那就沒有人敢於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該做的事,這是最嚴重的自己矇蔽自己的行為。

  掃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裡。所以,君主思慮臣子職權範圍內的事,心志就會衰竭,親自去做臣子職權範圈內的事,就會昏昧,親自去做臣子該做的事,就會疲憊。衰竭、昏昧、疲憊,這三種情況,不是當君主應該實行的準則。

  大橈創造了六十甲子記日,黔如創造了虜首計演算法,容成創造了曆法,羲和創造了計算日子的方法,尚儀創造了計算月分的方法,後益創造了計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創造了衣服,夷羿創造了弓,祝融創造了市肆,儀狄創造了酒,高元創造了房屋,虞姁創造了船,伯益創造了井,赤冀創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創造了用馬架車,寒哀創造了架車的技術,王亥創造了駕牛的方法,史皇創造了繪畫,巫彭創造了醫術,巫成創造了占卜術。這二十位官員,正是聖人用來治理天下的依靠。聖賢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員做的事,然而卻能讓二十位官員全部獻出技藝和才能,這是因為聖賢君王居上位的緣故。聖賢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養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萬物了,哪裡一定要使自身勞苦憂慮、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憊不堪呢?因此,聖賢君王的品德,光燦燦地就象月亮剛出來,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沒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陽的光芒,能化育萬物,沒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與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擋;精氣與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沒有人能看出其形體來。這樣,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種邪曲的事自然會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復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從內心感到高興、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麼事就沒有不成功的。所以,善於當君主的人,謹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種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親附了,名聲就顯赫了。

  管子向桓公稟報說;“開墾田地,擴大城邑,開闢土地,種植穀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寧速,請讓他當大田。迎接賓客,熟悉升降、辭讓,進退等各種禮儀,我不如隰朋,請讓他當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於觸怒國君,忠心諫諍,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貴,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當大諫臣。在廣闊的原野上作戰,戰車整齊行進而不錯亂,士兵不退卻,一擊鼓進軍,三軍計程車兵都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當大司馬。斷案恰當,不殺無辜的人,不冤屈沒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請讓他當大理。您如果想治國強兵,那麼這五個人就足夠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業,那麼有我在這裡。”桓公說:“好。”就讓五個人都擔任了那些官職,接受管子的命令。過了十年,桓公多次盟會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這些都是靠了管傑吾和五個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擔當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讓五個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獻出來,更何況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與不能做什么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麼隱蔽許偽欺騙危險的言論就沒有不能識別的了,各種官吏對自己主管的事情就會盡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時,在下位的本來不過是盡心竭力罷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誠實、守信,那就接近於君道了。

  凡是當君主的,應該處於平靜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東西。這樣,從外表到內心就會更加寬實,就會越發耳聰目明,各種官吏就會謹慎地對待職守,沒有敢於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聲。名聲和實際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知度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萬事萬物,而是明察君主所應掌握的東西。有道術的君主,不是一切都親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國家太平。明察君主所應掌握的東西,因而大權蝕攬,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麼遊說的不來,而真情也能瞭解了。真情不加虛飾,而事實也能顯現了。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會,人民不好說空話假話,不好流言邪說。賢德的與不賢德的各自都恢復其本來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對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飾,保持敦厚純樸的品行,以此來侍奉自己的君主。這樣,對靈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聰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變動他們的官職。變動了官職,他們各自就能勝任自己的職務了。所以,對有職位的人就要求他們安於職位,不聽他們的議論,對沒有職位的人就要求他們的實際行動,用以檢驗他們的言論。這兩種情況都明察了,那麼無用之言就不能進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愛惜之心,以虛無為根本,來聽取有用之言,這就叫做聽朝。凡是聽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義,共同確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麼講求理義的人就會到來了,法度的效用就會確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會退去了,貪婪詐偽之徒就會遠離了。所以,治理天下的關鍵在於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關鍵在於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關鍵在於研習道術,研習道術的關鍵在於懂得天性。所以子華子說:“君主應該求深入而不求廣博,謹慎地守住根本,喜愛正性。與眾人不相同,而要致力於學得駕馭臣下的能力。完全學到了這種能力,四方就會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卻能達到相同。這就是神農之所以興盛,堯、舜之所以名聲卓著的原因。”

  君主認為自己聰明卻認為別人愚蠢,認為自己靈巧卻認為別人笨拙,這樣,那麼愚蠢笨拙的人就請求指示了,靈巧聰明的人就要釋出指示了。釋出的指示越多,那麼請求指示的就越多。請求指示的越多,就將無事不請求指示。君主即使靈巧聰明,也不能無所不知。憑著不能無所不知,應付無所不請,道術必定會窮盡。當君主卻經常被臣下弄得道術窮盡,又將怎樣治理人民暱?窮盡了卻不知道自己窮盡了,又將犯自高自大的錯誤。這就叫做受到雙重阻塞。受到雙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國家了。所以有道術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卻布親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卻不釋出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靜地等待時機。不代替臣子講話,不搶奪臣子的事情做。審察名分和實際,官府之事讓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為根本,把詢問臣子怎麼辦作為寶物。比如堯說;“怎樣做才能象日月那樣普照人間?”舜說;“怎樣做才能使四方邊遠之處歸服?”禹說;“怎樣做才能治服青丘國,使九陽山、奇肱國受到教化?”

  趙襄子當改之時,用任登當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帳簿時,向襄子推薦道:“中牟有個人叫膽胥己,請您召見他。”襄子召見膽胥己以後讓他當中大夫。相國說;“我料想您對這個人只是耳聞,尚未親眼見到其為人如何吧!當中大夫,竟是這樣容易嗎?這不是晉國的成法。”襄子說:“我提拔任登時,已經耳聞並且親眼花繚亂見到他的情況了。任登所舉薦的人,我如果還要耳聞並且親眼見到這人的實際情況,這樣,用耳朵聽、用眼睛觀察人就始終沒有完了。”於是就不再詢問,而讓膽胥己當了中大夫。襄子還需做什麼呢?他只是任用人,那麼賢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獻出來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職卻不讓他做事,或者讓他做事卻與不瞭解他的人議論他。橫渡長江的人靠的是船,到遠處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馬,成就王霸之業的人靠的是賢人。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業的人的船和千里馬啊。不任用父兄與子弟,並不是疏遠他們;任用廚師、釣魚的人與仇人、奴僕,並不是偏愛他們。保住國家、建立功名的原則要求君主不得不這樣啊。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築官室一樣,測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術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數了。所以小臣伊尹、呂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業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齊、秦要成就霸業了。他們豈只是船和千里馬啊?

  成就王業霸業的當然要有人,亡國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幹辛,紂重用惡來,宋國重用唐鞅,齊國重用蘇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們要滅亡了。不任用賢人卻想要建立功業,這就好象在夏至這一天卻想讓夜長,射魚時衝著天卻想射中一樣。舜、禹對此尚且辦不到,更何況平庸的君主呢?

  慎勢

  失去了駕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們誠信,這是胡塗的。失去了君主的權勢,仗恃著享有國家,這是危險的。能吞下船的大魚,居於陸地就不能勝過螻蛄螞蟻。權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對方,勢力相等就不能兼併對方,冶亂相同就不能匡正對方。所以對大小、輕重,多少、治亂等情況,不可不審察清楚,這是通向禍福的門徑。

  凡是戴帽子束帶子的文明國家,車船所能達到的地方,不用象、譯、狄鞮等官員做翻譯的地方,有三千里見方。古代稱王的人,選擇天下的正中來建立京畿,選擇京畿的正中來建立官廷,選擇宮廷的正中來建立祖廟。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見方的地方作為京畿,是為了更好地擔起治理國家的擔子。京畿並不是不能擴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諸侯國,不是因為偏愛賢德之人,而是為了有利於權勢,保全住威嚴,是為了使道義擴大。道義擴大了,那就沒有人與之為敵了。沒有人與之為敵的人就安全。所以對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諸侯國多的人,他們的福分就長久,他們的名聲就顯赫。神農享有天下十七世,是與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稱王的人分封諸侯國,越近的就越大,越遠的就越小。邊遠之處有十里大的諸侯國。用大的諸侯國役使小的諸侯國,用權勢重的諸侯國役使權勢輕的諸侯國,用人多的諸侯國役使人少的諸侯國,這就是稱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說,用滕、費役使別國就費力,用鄒、魯役使別國就省力,用宋、鄭役使別國就加倍容易,用齊、楚役使別國就等於把綱紀加在它們身上罷了。所使用的諸侯國越大,實現自己的願望就越容易。湯如果沒有郼,武王如果沒有岐,他們的賢德即使達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業。憑著湯、武王那樣的賢德,尚且需要藉助於權勢,更何況趕不上湯、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諸侯國役使小的諸侯國就吉祥,用小的諸侯國役使大的諸侯國就會滅亡,用權勢重的諸侯國役使權勢輕的諸侯國就順從,用權勢輕酌諸侯國役使權勢重的諸侯國就不吉祥。由此看來,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鑄在盤盂上,銘刻在壺鑑上,這樣的人,他們對權勢尊貴從不滿足,他們對實力雄厚從不滿足。有雄厚的實力,有尊貴的權勢,有賢德之人輔佐,憑著這些,遇上亂世,至少也能成就王業。

  天下的人民很貧窮很困苦了。人民的貧窮田苦越厲害,稱王的人成就王業就越容易。凡是稱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貧窮困苦啊。水裡使用船,陸上使用車,泥濘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鴆,山路上使用樏,這是為了順應不同的形勢。能因勢利導的,命令就能執行。地位尊貴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嚴樹立的,奸邪就能制止。這就是治理人的原則。所以,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對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發號施令就容易,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對大夫之家發號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對一人發號施令就容易。如果認識到達一點,即使堯、舜都不能改變它。諸侯都不想臣服於人,可是卻不得不這樣。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麼怎能輕易地使之臣服呢?稱王的人權衡輕重,審察大小,多立諸侯,是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謂稱王,憑藉的是權勢。所謂稱王,是權勢無人與之抗衡。權勢有人抗衡,那麼稱王的人就被廢棄了。有知道小可以超過大.少可以勝過多的人,就知道怎樣才能無人與之抗衡了。知道怎樣才能無人與之抗衡,那麼比擬僭越的事就會遠遠離開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讓諸侯僭越,立諸侯不讓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讓庶子僭越。僭越就會產生爭奪,爭奪就會產生混亂。因此,諸侯喪失了爵位,那麼天下就會混亂,大夫沒有等級,那麼朝廷就會混亂;妻妾不加區分,那麼家庭就會混亂,嫡子庶子沒有區別,那麼宗族就會混亂。慎子說:“如果有一隻兔子跑,就會有上百人追趕它,並不是一隻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於兔子的歸屬沒有確定。歸屬沒有確定,堯尚且臺竭力追趕,更何況一般人呢?兔子擺滿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並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於歸屬已經確定了。歸屬已經確定,人即使鄙陋,也不爭奪。”所以治理天下及國家,只在於確定職分罷了。

  楚莊王圍困宋國九個月,楚康王圍困宋國五個月,楚聲王圍困宋國十個月。楚國圍困過宋國三次,卻不能灰亡它。並不是不可取滅亡,拿一個象宋國一樣無德的國家去攻打宋國,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暱?凡是功業的建立,都是因為賢與不肖、強與弱,治與亂不相同啊。

  齊簡公有個臣子叫諸御鞅,他向簡公進諫說;“陳常與宰予,這兩個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擔心他們互相攻打。他們一味固執地要互相攻打,就會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罷免一個人。”簡公說“這不是你這樣的淺陋之人所能知道的。”過了沒多久,陳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廟裡追上了簡公。簡公長嘆著說,“我不能採納諸御鞅的意見,以至於遭到這樣的禍患。”失去了駕馭臣下的方法,喪失了君主的權勢,雖然後悔沒有聽從諸御鞅的話,與不後悔的結果是一樣的。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東西,卻依靠不可依靠的東西。周鼎上刻鑄物象,是為了讓事理貫通。事理貫通,這是當君主應該掌握的原則啊。

  不二

  聽從眾人的議論來治理國家,國家很快就會遭到危險。根據什麼知道會是這樣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關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虛,陳駢崇尚齊,陽生崇尚己,孫臏崇尚勢,王廖崇尚先,兒良崇尚後。

  軍隊裡設定鑼鼓,是為了用來統一士兵的聽聞,法令一律,是為了用來統一人們的思想;聰明的人不得靈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為了甩來統一眾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搶先,膽怯的人不得落後,是為了用來統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統一就治理得好,不統一就冶理得不好;統一就平安,不統一就危險。能夠使眾多不同的事物齊同,使愚蠢聰明靈巧笨拙的人都能用盡力氣和才能,就象由一個起點出發一樣的,大概只有聖人吧!沒有駕馭臣下方法的智謀,不經過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強力、敏捷,貫通、熟習,是不足以實現這些的.

  執一

  天地陰陽不改變規律,生成的萬物卻各不相同。眼睛不喪失視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別,耳朵不喪失聽力,就能聽出清濁不同的樂音。稱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為萬物的主宰。軍隊一定要有將帥,這是為了用來統一軍隊的行動,國家一定要有君主,這是為了用來統一全國的行動,天下一定要有天子,這是為了用來統一天下的行動,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這是為了使權力集中。統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統一就會造成天下大亂。譬如並排駕馭四匹馬,讓四個人每人拿一根馬鞭,那就連街門都出不去,這是因為行動不統一啊。

  楚王向詹何問如何治理國家,詹何回答說:“我只聽說過如何修養自身,沒有聽說過如何治理國家。”詹何難道認為國家可以不要治理嗎?他是認為冶理國家的根本在於修養自身。自身修養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國家就能治理好。國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說,靠自身的修養來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來治理國家,靠國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這四種情況,所處的地位雖不一樣,可根本卻是相同的。所以聖人所做的事情,往大處說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處,往簡要處說沒有離得開修養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傳給兒子,忠臣的意見不一定能被君主聽取,只有修養自身的兒子和君主才接近於做到這一點。

  田駢以道術勸說齊王,齊壬回答他說:“我所擁有的只是齊國,希望聽聽如何治理齊國的政事”。田駢回答說;“我說的雖然沒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這就好象樹木一樣,本身雖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從我的話中自己選取治理齊國政事的道理。”田駢還是就淺顯的方面說的,就廣博的方面而言,豈只是治理齊國前政事是如此呢?萬物的變化應和,都是有規律的,根據其本性來使用萬物,就沒有什麼不恰當合適的,彭祖因此而長壽,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農因此而興盛。

  吳起對商文說:“侍奉君主真是靠命運吧!”商文說。“您說的是什麼意思?”吳起說;“治理全國,完成教化,改變習俗,使君臣之間有道義,父子之間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個強些?”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一旦獻身君主當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貴,一旦交出印璽辭去官職,君主的地位就輕微。在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個強些?”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兵士戰馬已經排成行列,戰馬與人相匹敢,人在馬的前面將要發起進攻,拿起鼓槌一擊鼓,讓三軍的兵士視死如歸,在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個強些?”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這三樣您都不如我,職位卻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運啊!”商文說:“好。您問我,我也問問您。世道改變,君主年少,臣子們疑慮重重,百姓們很不安定,遇到這種情況,把政權託付給您呢,還是託付給我呢?“吳起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說。“託付給您。”商文說;“這就是我的職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吳起看到了自己的長處,卻看不到自己的短處,知道自己的優點,卻不知道自己的缺點。所以他能在西河打勝仗,但卻被王錯弄得處境困難,不久就遇到大難,自身不得善終。

  吳國戰勝了齊國,卻不能勝過越國。齊國戰勝了宋國,卻不能戰勝燕國。所以凡是能保全國家和自身不被滅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長短伸屈的變化才能敢到吧!

補充糾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