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氏起源及歷史

  大姓是中華姓氏之一，其源流分別源於姜姓，出自上古炎帝后裔;源於風姓，出自太昊伏羲氏;源於女真族，出自古渤海國粟末靺鞨族大庭氏之後;源於蒙古族，出自蒙古大汗孛兒只斤·窩闊臺的後裔答失蠻察，屬於帝王賜改姓為氏，以及出自明初蒙古族答答氏部落和蒙古族伊克氏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改姓為氏;源於滿族，出自滿族赫舍里氏和達呼哩氏;源於朝鮮族，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大姓現今人口約二萬，排在第五百九十位，在臺灣名列第一千一百八十三位。

【得姓始祖】

  炎帝、大祚榮、孛兒只斤·答失蠻察、完顏·巴絲卜花(完顏·巴斯不花)。

  炎帝：在史籍《春秋命歷序》記載：“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年”。在魏、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崛起於中國北方的粟末靺鞨人(女真族以及其他北方民族)皆自稱為大庭氏後裔，尊炎帝為共同的得姓始祖。號稱大庭氏的炎帝傳政五代(後人考證為八代)，其後裔有遷徙至中國北部地區者，逐漸與當地土著融合，他們取祖先炎帝的稱號“大庭”為姓氏，後將複姓“大庭”省文簡化為單姓“大”，形成了大氏，世代相傳，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大祚榮：唐朝時期古渤海王國的開國之主(公元699～719年在位)。古渤海國後被契丹族所滅，其國王族貴胄皆以先王姓氏為傳，有稱大氏者，世代相傳。滿族大氏族人皆尊奉大祚榮為得姓始祖。

  孛兒只斤·答失蠻察：大蒙古國木亦堅汗孛爾只斤·窩闊臺的後裔，著名西部蒙古(西察合臺汗國)第一代可汗，答氏鼻祖之一。在孛兒只斤·答失蠻察的後裔子孫中，於明朝時期有以先祖名字首音諧音漢字冠為漢姓者，稱答氏、達氏、大氏，為蒙古族大氏、答氏、達氏之先，世代相傳。蒙古族大氏大多尊奉答失蠻察汗為得姓始祖。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於姜姓，出自上古炎帝后裔，屬於以先祖稱號為氏。

  據史籍《史記·帝王世紀》說：公元前三十世紀，“神農氏姜姓，初都陳”。史籍《陳州府志·敘》中記載：“陳為伏羲氏建都地，神農氏因其舊而都之，故名之曰陳。”濉陽自此始稱“陳”。

  典籍《中國姓氏大全》一書中說：炎帝神農氏是姜姓部落的始祖，生在姜水附近。姜水在今陝西歧山的東面，是渭河的支流，遂以姜為姓。姜姓後苗裔有烈山氏、共工氏等。

  夏禹的大臣四嶽是姜隆發展下來的胞族，後代有齊、呂、申、許四個分支。如齊氏始祖太公望呂尚，東海上人(東夷之士)。其先祖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水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

  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尚佐武五平商而有天下，周武王封師尚父於塋邱，國號齊，子孫以國為氏。似此，出自姜姓的還有：封氏、文氏、充氏、賴氏、章氏、聶氏、許氏、呂氏、桓氏、崔氏、鮑氏、丁氏、東宮氏、福氏、甫氏、公孫氏、紀氏、高氏、焦氏、井氏、盧氏、露氏、略氏、駱氏、龔氏、麗氏、年氏、穆氏、農氏、平氏、其氏、強氏、專氏、慶氏、丘氏、鈄氏、桑氏、沙氏、山氏、尚氏、神氏、司氏、向氏、酈氏、逢氏、臺氏、棠氏、望氏、獻氏、斜氏、牙氏、晏氏、藥氏、陽氏、岳氏、怡氏、移氏、易氏、榆氏、淵氏、州氏、舟氏、柱氏、大氏、大庭氏、烈山氏、玄氏、訾氏、查氏、淳于氏、申屠氏等六十餘姓。

  據四川省鹽亭縣天垣地區的遠古傳說，那裡不但是古西陵氏的發祥地，出了黃帝元妃嫘祖，而且還是盤古王的故鄉。

  在公元前2090年，大禹受帝堯之命領導治水，來到北川他出生地附近的西陵氏發祥地之一的梓潼縣，指揮民工間伐西陵氏第一代國君文昌封地內梓潼山上的高大樟梓林，準備造舟，借便運送他曾在家鄉發現的治水需要的天然類水泥“息壤”。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緊急任務，但伐木部隊遭到文昌後人中的頑童主的百般阻攔，在萬般無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誅殺了梓潼頑主。

  治水成功之後，約在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了中華帝王之位，但他十分思念家鄉西陵氏人民曾經作出過的巨大犧牲和貢獻;約在公元前2045年，大禹親自來到盤古王的誕生之地天垣盤埡村，在盤母石旁立下一方經他多年考證的王表龜碑，記下了從盤古到自己四千多年間中華帝王的更代情況，即後人稱的“盤古王表”。

  近四千年後的清朝末年，天垣舉溪河畔出了一位窮讀書人何拔儒，他對大禹立盤古王表的傳說深信不疑，並多方尋求解答的鑰匙。1902年，何拔儒被晚清政府頒佈的新政選派到日本留學。於是他悄悄地攜帶著早已臨摹在手的天垣龜碑上的“盤古王表”文字出國，在異國他鄉向眾多國際友人討論和尋求破譯盤古王表的智慧。

  1906年，何拔儒從國外學成歸鄉，繼續對四川五千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遺址的考察，終於破譯了在天垣場盤埡村發現的盤古王表，並且補上了夏代大禹後的列朝君王。今天這個天垣“盤古王表”也不是孤證。如浙江學者鍾毓龍在《中國上古史神話演義》鉅著中所公佈的堯年王表，也與其多有相似之處。

  從何拔儒的天垣流傳盤古王表中，能整理出與目前國際上對應的古埃及紀世：

  1.五方區系時期：

  約公元前8000～前6390年，對應古埃及前王朝時期：東、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佈的原始社會。

  2.法天法地時期：

  約公元前6390～前6210年，對應古埃及早王朝時期：盤古→天皇→地皇→人皇→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敘命紀。

  3.叩向自身時期：

  約公元前6210～前5770年，對應古埃及古王朝時期：巨靈氏→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陳氏→黃神氏→巨神氏→犁靈氏→大隗氏→鬼隗氏→掩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

  4.重鑄煙火時期：

  約公元前5770～前4070年，對應古埃及第一中間期：辰放氏(共四代)→蜀山氏(共六代)→虺傀氏(共六代)→兒遽氏→希韋氏(共四代)→有巢氏(共兩代)→燧人氏(共四代)→庸成氏(共八代)。

  5.立足山海時期：

  約公元前5070～前4170年，對應古埃及中王國時期：渾沌氏(共七代)→葛天氏(共四代)→女媧氏→伏羲氏→赫胥氏→東戶氏(共十七代)→皇覃氏(共七代)→啟統氏(共三代)→吉夷氏(共四代)。

  6.城邦之美時期：

  約公元前4170～前3150年，對應古埃及第二中間期：倉帝史皇氏→柏皇氏(共二十代)→中皇氏(共四代)→大庭炎帝氏(共五代)→粟陸氏(共五代)→崑崙氏(共十一代)→西陵氏(共五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7.躍起中原時期：

  約公元前3150～前2230年，對應古埃及新王國時期：軒轅氏(共三代)→祝融氏(共兩代)→昊英氏(共九代)→古皇有巢氏(共七代)→朱襄氏(共三代)→陰康氏(共三代)→無懷氏(共六代)→神農氏(共八代)。

  8.大同王土時期：

  約公元前2230～前2070年，對應古埃及第三中間期：黃帝有熊氏(共三代)→顓頊→帝嚳→堯→舜。

  9.夏朝時期：對應夏朝時期。

  公元前2070～1600年，對應後埃及時期：禹→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洩→不降→扃→廑→孔甲→皋→發→癸。

  在上述盤古王表中的“城邦之美時期”，即公元前4170～前3150年間。

  在炎帝神農氏時期，以火德王元年，公元前6489年壬子～前6350年辛未在位一百年，壽一百八十一歲。在史籍《春秋命歷序》記載：“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年”。在魏、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崛起於中國北方的粟末靺鞨人(女真族以及其他北方民族)皆自稱為大庭氏後裔，尊炎帝為共同的得姓始祖。

  號稱大庭氏的炎帝傳政五代(後人考證為八代)，其後裔有遷徙至中國北部地區者，逐漸與當地土著融合，他們取祖先炎帝的稱號“大庭”為姓氏，後將複姓“大庭”省文簡化為單姓“大”，形成了大氏，世代相傳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該支古大氏讀音為dū(ㄉㄨ)，今音能否讀作dà(ㄉㄚˋ)，有待更嚴謹的姓氏學家、音韻學家進一步考究。

  源流二

  源於風姓，出自太昊伏羲氏，屬於複姓省文簡化為氏。

  太昊伏羲氏之後裔有諸多以大字領頭的複姓，如大騩氏、大隗氏、大嵬氏、大庭氏、大野氏、大陸氏、大心氏、大叔氏、大敦氏、大巢氏、大業氏、大戴氏、大連氏、大廉氏、大費氏、大理氏、大效氏、大利稽氏、大戎氏、大季氏、大繇氏、大姬氏、大敖氏、大康氏等，約有二十四個之多，後有人省文簡化為單姓大氏，世代相傳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源流三

  源於女真族，出自古渤海國粟末靺鞨族大庭氏之後，屬於以先祖名號稱謂為氏。

  唐朝時期，古渤海王國的開國之主是大祚榮，公元699～719年在位。根據《舊唐書》和《新唐書》的記載，他是粟末靺鞨酋長乞乞仲象之子。

  高句麗滅亡後，大祚榮在大周則天皇帝武曌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於營州地方擁兵自立，並於大周聖曆元年(公元698年)割據其地自封為王，建震國，自稱震國王。

  唐中宗李顯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大祚榮接受唐朝招安，向唐王朝稱臣，實現了與唐王朝的和解，並在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正式得到唐朝封冊，成為渤海郡王，同時兼領“忽汗州都督府”都督的職務。

  大祚榮建國後，極力保持外交上的和平：除了向唐朝稱臣修好之外，也盡力保持與突厥、契丹、新羅和日本的友好關係。由於渤海國位處強國之間，所以成為了除日本以外的四個政權之間的緩衝區。正是由於大祚榮的睦鄰政策，才使渤海國得以在初唐之時保持獨立。

  唐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大祚榮被刺殺，其王位由兒子大武藝武王繼位，大祚榮被追封為大震國(渤海國)太祖高王。在古代渤海國舍利女真語中，“大”就是泉水的意思，讀音作dā(ㄉㄚ)，在女真語中用來尊稱長輩，在後來的滿族索倫語中則讀為dū(ㄉㄨ)音。

  古渤海國後被契丹族所滅，其國王族貴胄皆以先王姓氏為傳，有稱大氏者，世代相傳，至明、清時期，逐漸演化為大佳氏、達佳氏、戴拉氏、戴佳氏等，滿語為Daigiya Hala，世居杭間(今遼寧西豐)、渾郭(今遼寧西豐小清河一帶)等地，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大氏、戴氏、代氏、艾氏等。

  滿族大氏族人皆尊奉大祚榮為得姓始祖。

  源流四

  源於蒙古族，出自蒙古大汗孛兒只斤·窩闊臺的後裔答失蠻察，屬於帝王賜改姓為氏。

  答失蠻察，突厥語為Danishmendji，蒙語為，公元?～1348年待考，蒙古族，全名為孛兒只斤·答失蠻察，為大蒙古國木亦堅汗孛爾只斤·窩闊臺的後裔，著名西部蒙古(西察合臺汗國)第一代可汗，答氏鼻祖之一。

  察合臺汗國，原為成吉思汗次子孛兒只斤·察合臺的封地，初領有西遼舊地，包括天山南、北路與裕勒都斯河和瑪納斯河流域及今日阿姆河、錫爾河之間的地區。初時建都於阿力麻裡附近的虎牙思，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霍城縣水定鎮西北。察合臺汗國君主孛兒只斤·都哇與窩闊臺汗國君主孛兒只斤·海都聯合，屢與元朝軍隊爭戰，在元世祖孛兒只斤·忽必烈一朝，戰爭始終未斷，並一度攻佔漠北的哈拉和林(今蒙古國杭愛省西北部)。直至元成宗孛兒只斤·鐵穆耳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其勢力音內亂衰敗，才開始與孛兒只斤·海都之子孛兒只斤·察八兒一起，與元成宗孛兒只斤·鐵穆耳講和。

  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孛兒只斤·篤哇擊敗窩闊臺汗國的君主孛兒只斤·察八兒，並盡收孛兒只斤·海都生前所佔有的察合臺汗國領土。

  元武宗孛兒只斤·海山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孛兒只斤·篤哇之子孛兒只斤·怯別再破孛兒只斤·察八兒，兼併了窩闊臺汗國。他的後人孛兒只斤·答兒麻失裡因為改宗伊斯蘭教，引起蒙兀兒斯坦的伊塞克湖和伊犁河流域的遊牧民動亂。他的前輩孛兒只斤·怯別放棄每年到蒙兀兒斯坦的巡視，使汗國開始分裂。

  元英宗孛兒只斤·宗碩德八剌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察合臺汗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部稱“蒙兀兒斯坦”，西部稱“馬維蘭納兒”。

  當時的“馬維蘭納兒”哈贊汗由土庫曼突厥異密(貴族)迦茲罕擁立。不久，迦茲罕殺死了孛兒只斤·合贊算端，在河中地區擁立新的可汗，就選中了孛兒只斤·答失蠻察，形成了新的“西察合臺汗國”。

  這時的西察合臺汗國實際上只是突厥貴族的傀儡國，可汗實際上僅僅是形式上的統治者，軍政大權已經轉到河中地區的突厥貴族手中。當時，西察合臺汗國所轄部落有巴魯剌思部、速勒都思部、札剌亦兒部、乃蠻部等，大多聽從迦茲罕的政令，蒙古汗國已經成了突厥汗國。

  因此，孛兒只斤·答失蠻察不甘於做傀儡，於元順帝孛兒只斤·妥鏷貼睦爾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聯絡王族成員準備削壓異密迦茲罕之權，結果訊息卻被自己人出賣，迦茲罕搶先下手，殺死了孛兒只斤·答失蠻察，之後改立孛兒只斤·察合臺的後人孛兒只斤·拜延忽裡為新可汗。

  新即位的孛兒只斤·拜延忽裡軟弱無能，完全聽命於異密迦茲罕，迦茲罕遂以拜延忽裡汗的名義一攬汗國大權，迅速統一了河中地區，之後開始對波斯王朝進行軍政干涉。直至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迦茲罕被切齒痛恨的孛兒只斤·答失蠻察後裔族人暗殺，西察合臺汗國內部立即陷入一派混亂，整個河中地區又回覆到無政府狀態。

  在孛兒只斤·答失蠻察的後裔子孫中，於明朝時期有以先祖名字首音諧音漢字冠為漢姓者，稱答氏、達氏、大氏，為蒙古族大氏、答氏、達氏之先，世代相傳至今。

  蒙古族大氏大多尊奉答失蠻察汗為得姓始祖。

  源流五

  源於蒙古族，出自元末明初蒙古族答答氏部落，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改姓為氏。

  金國末期有一位著名的女真族領軍元帥，叫完顏·巴絲卜花，亦稱完顏·巴斯不花，其大翰耳朵即首夫人叫答答氏，出自蒙古答答氏部落。

  答答氏部落，其實就是蒙古的韃靼部，亦稱塔塔爾部、達怛部、達旦部、達達部、達靼部等，是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漢譯稱謂，“韃靼”之名始於唐朝時期，但“韃靼”一詞在南北朝已經出現，當時源自柔然的別名大壇、壇壇，北齊與隋朝透過室韋知道韃靼。在陰山以西有九姓韃靼，在呼倫貝爾有三十姓韃靼等，歷史學家們一般認為他們都是柔然民族的餘部。

  韃靼族人的興起早於蒙古族人。韃靼族人在經過遼國時期契丹族人和金國時期女真族人的統治後，大部分融入了形成中的蒙古族人，成為蒙古民族的主要來源之一。古代的九姓韃靼部(塔塔爾部)是一個多民族的部落集團，裡面既有說突厥語的部族，也有說蒙古語的部族。說突厥語的韃靼部西遷路線有兩條，一個是是伏爾加河流域，另一個是葉尼塞河流域。遷到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族人結合原來這裡說突厥語的欽察人、伏爾加保加利亞人形成今天喀山韃靼族人，而留居葉尼塞河的韃靼部人則和當地阿爾泰人、哈卡斯人融合形成西伯利亞-葉尼塞韃靼。被成吉思汗征服後遷往俄羅斯的韃靼部人，他們遷徙的時間大約是南宋末期。

  東蒙古韃靼，是指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後被明朝擊敗退回漠北維持北元政權。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北元政權在孛兒只斤·坤帖木兒繼位後，也被部將鬼力赤殺死，北元由此去國號滅亡，亦改稱“韃靼”。

  在俄羅斯和部份歐洲國家，“韃靼”泛指蒙古族人及在蒙古帝國擴張時期隨蒙古族人進入歐洲的其他草原遊牧民族。公元十二世紀的維吾爾大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裡認為韃靼族人說一種突厥語方言。

  “韃靼”這個名字最早是拜占庭人開始使用的，用來指代黑海到鹹海一帶廣袤草原的各種遊牧半遊牧的突厥族人，這些突厥族人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他們幾乎都帶有土著烏戈爾部落白色人種血統，韃靼這個名字來源於蒙古草原的九姓韃靼，但是九姓韃靼也不完全是蒙古語部族，其中還有一些原屬於鐵勒的突厥語部族。成吉思汗征服韃靼部後，說突厥語的韃靼部民就西遷了，留下來融入蒙古族的基本上是說蒙古語的部民。現在俄羅斯所有的塔塔爾族都或多或少的帶有韃靼部民的血統，即便沒有韃靼部血統，但是有些血統是共有的，比如欽察、烏戈爾，這也是大家都沿用塔塔爾族名的原因。

  歐洲人所說的“韃靼族人”分廣義和狹義兩個稱謂，廣義指俄國境內使用突厥語各族(亞塞拜然人以及北高加索、中亞、伏爾加河流域突厥語各族)的統稱。而“韃靼”一詞起源於公元七～九世紀時在貝加爾湖東南地區遊牧的蒙古部落，公元十三世紀由於蒙古族人西遷，歐洲人便將阿爾泰語系的蒙古族人和突厥族人統稱為韃靼族人。狹義韃靼指韃靼族，該民族是突厥族人的一支。一開始只有克里米亞的突厥族人自稱韃靼，後來堅決放棄。其他地區的韃靼族人十九世紀才自稱韃靼。其實各韃靼也不是一會事，各個“韃靼”的名稱也是俄羅斯人起的，因為他們只知道用“韃靼” 來描述突厥、蒙古族人。西伯利亞韃靼、喀山韃靼、克里米亞韃靼。因為有些韃靼族人像白色人種，有些像黃色人種，對喀山韃靼來說的汪古部落影響較為大。目前，全世界有五十七支不同塔塔爾人，但也是同一民族。

  公元三～四世紀，中國處於南北朝時期，由於匈奴及其他一些遊牧部落向西遷徙進入東歐，許多突厥部落先後移居烏拉爾山脈和伏爾加河流域，接受了當地使用烏拉爾語系民族的許多文化因素互相融合。

  公元五～七世紀，由於突厥汗國向外擴張，大批突厥部落湧向西伯利亞、烏拉爾河和伏爾加河的森林、草原地帶。

  公元十三世紀中葉，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在西起多瑙河下游，東至中亞地區建立強大的金帳汗國。

  公元十三～十五世紀，西遷的蒙古族人以及大多數被併入金帳汗國的突厥部落，在語言和文化方面互相結合，形成韃靼民族。血緣上講，其中蒙古族人的成分很少，主要是當地的突厥民族，文化人，包括姓氏，則蒙古影響明顯。

  公元十五～十六世紀，金帳汗國的分裂為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西伯利亞汗國等數國。同時也形成了韃靼族人的各個地方分支：喀山韃靼族人、阿斯特拉罕韃靼族人、克里米亞韃靼族人、西伯利亞韃靼族人、烏拉爾韃靼族人、卡西莫夫韃靼族人、楚利姆韃靼族人、粱贊州韃靼族人、高加索韃靼族人、米爾沙韃靼族人、立陶宛韃靼族人、託博爾斯克韃靼族人、沃爾戈達韃靼族人、雅羅斯拉夫韃靼族人。其中以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山一帶的韃靼族人人數最多，經濟和文化也較發達。現在的韃靼族人是伏爾加保加利亞、欽察人與不多蒙古族人的後裔。因此他們對蒙古沒有任何認同，宣傳泛突厥主義，韃靼只是承襲蒙古族人的名稱。

  西伯利亞地區的韃靼族人還包括圖拉韃靼族人、秋明韃靼族人、葉尼塞河韃靼族人、米努辛斯克韃靼族人等很多分支;喀山韃靼族人(包括伏爾加韃靼族人)、卡西莫夫韃靼族人、伏爾加韃靼族人、米沙爾韃靼族人四支又合稱伏爾加-烏拉爾韃靼;阿斯特拉罕韃靼族人還包括Yurtovsk韃靼族人和Kundrovsk韃靼族人兩部，北高加索山區還有七個較小的韃靼族人部落，它們說著不同的突厥語和高加索語言。不同的韃靼族人來源與文化也不同，不能只以韃靼籠統稱呼。克里米亞韃靼源於古代的哥德人(德意志系)。受烏古斯人影響大。阿巴坎韃靼是哈卡斯人，米努辛斯克韃靼是吉爾吉斯人留在西伯利亞的部分，西伯利亞韃靼是由西伯利亞汗國與部分藍帳汗國人混合而成的群體。

  今天韃靼族人主要分佈於中亞、俄羅斯的喀山，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和歐洲各地。他們是俄羅斯人口最多的突厥語民族。而中國大陸上今少數民族之一的塔塔爾族，就是源自來自今俄羅斯等東歐地區的韃靼部人。

  從明朝時期開始，許多居於中原地區的韃靼部人中，以及完顏·巴絲卜花的後裔子孫中，皆有以部落名稱首音之諧音漢字為姓氏者，稱大氏、答氏、達氏等，世代相傳至今，主要分佈於今陝西省的岐山地區和甘肅省的涇川地區。

  源流六

  源於蒙古族，出自蒙古族伊克氏部落，屬於漢化改姓為氏。

  蒙古族伊克氏，亦稱依克氏，漢義就是“大”。

  在蒙古族伊克氏族人中，明朝時期即有以其姓氏的漢義為漢化姓氏者，稱大氏，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七

  源於滿族，出自滿族赫舍里氏部落，屬於漢化改姓為氏。

  據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

  ⑴.滿族赫舍里氏，亦稱何舍里氏，滿語為Heseri Hala，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紇石列和金舊部“紇石烈”，以部為姓，世居哈達(今遼寧西豐小清河流域)、輝發(今吉林柳河、輝發河以及沙河下游，樺甸、輝南一帶)、佛阿拉(今遼寧新賓永陵鎮二道村)、伯都訥(今吉林松源)、多爾濟河(今俄羅斯濱海地區南部)、黑龍江色欽及穆理哈村(今吉林東豐小四平鎮一帶)、塔散堡(今遼寧錦縣塔山)、長白山區等地，是滿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為氏族大邦，人數眾多。後有蒙古族、錫伯族引為姓氏者，蒙語為，世居庫昆地方(今北京永定河流域)，為金末元初入元籍者，仍與滿族赫舍里氏同宗同源。清朝中葉以後，滿族、蒙古族、錫伯族赫舍里氏多冠漢姓為大氏、何氏、高氏、康氏、赫氏、張氏、蘆氏、賀氏、索氏、英氏、郝氏、黑氏、佟氏、普氏、桂氏、艾氏等。

  ⑵.滿族達呼哩氏，滿語為Dahuri Hala，以族為氏，世居黑龍江兩岸，後有達斡爾族引為姓氏者。清朝中葉以後所冠漢姓多為大氏、達氏。

  源流八

  源於朝鮮族，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今山東省的壽光縣有個村落名叫大家窪，主要住民為朝鮮族，本源即為古渤海國王族大氏貴族后羿，唐朝後期融入高麗朝鮮(고려왕조)，即王氏朝鮮，仍稱大氏，世代相傳至今，成為今天的朝鮮族大氏一族。

  因此，該支朝鮮族大氏，與滿族大氏一族實際上是同宗同源。

【遷徙分佈】

  遷徙

  (暫缺)

  諸說及其存在的問題

  既有諸說，便大致可以分類為音韻和地理兩類。關於前者，近代史學家金毓黻早就指出過，大祚榮出自粟末靺鞨，與渤海郡有某種關係。唐朝人或以“靺鞨”二字發音與“渤海”相近，所以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也就是說唐王朝是取其發音相近之意，而大祚榮也就依照冊封的名號，棄原來的“震”而“專稱渤海”了。

  在金毓黻之後，又有學者先後提到此類問題。如劉振華曾撰文指出“震”與“渤海”兩詞的發音均接近於“肅慎”、“靺鞨”，渤海乃是“震”政權受到唐朝的冊封后出於“義美”的動機而改稱震為渤海的。同文還借《三國遺事》靺鞨渤海條作者僧一然自注“渤海”與“靺鞨”“開合不同而已”作旁證。

  日本學者藤井貞幹在《好古日錄·靺鞨》中根據“五代史曰，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推測渤海蓋靺鞨之轉音。吉田東吾的《日韓古史斷》繼承藤井的論調，認為渤海蓋為訛音填字。

  當然，否定的意見也同時存在，如日本學者鳥山喜一指出，渤海之稱號自古即已存在，並非專待靺鞨而始生。大祚榮止“震”國號而採渤海國號實為受唐王朝冊封之故，決非其領民為靺鞨之故，既非諧音亦非訛音。河野六郎為首的專家小組在為期一年的集中研究後指出，在中古音中，或時間上或新舊形態上，或地理的或方言的，靺鞨與勿吉為同一語的異稱，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渤海與靺鞨之間在音韻上的關聯，或者近親性則難以認同。

  以上諸文均談到了“渤海”與“靺鞨”這兩個詞之間的關聯問題。趙評春文指出，由於漢字與語音的特定關係，使得歷史上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一些名稱往往被稱為音轉而來。史學家趙評春文舉《廣韻》例，指出若從機率論的角度看所謂音轉或音近之說，無論中原文獻所記各名稱源於何處，都可能產生字音近似的偶合現象。所以，說某名稱源於音轉，有些可能是對的，有些可能就是不對的。對“渤海”與“靺鞨”的音轉關係，如無其他確鑿依據，應謹慎為宜。劉振華的見解中還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渤海”之稱號乃唐王朝所賜，並非大祚榮自選而來，因而很難考慮“渤海”為大祚榮美化“震”政權而改取的發音相近的稱號。在各個時期中原王朝對周邊蕃國君主冊封的郡王號中，還沒有發現與該民族或部族的名稱有關的例子。

  另外，史學家王承禮也提出，唐朝冊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其一，可能和其組成部族靺鞨的稱號有關;其二，可能與居地鄰近渤海有關。前者是唐王朝借用與靺鞨音近的古郡名之渤海為靺鞨之雅稱。後者則關涉震周圍的山川地理。

  就地理角度考察，日本學者野開三郎認為，唐王朝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形式上將渤海灣以東地區統治一應委託大祚榮，這既是中國獨特的天下思想的體現，又是中國傳統理蠻政策的具體體現，而實際上則是對大祚榮領有渤海灣以東領土這一既成事實的承認。從而安東都護府在遼東已經喪失了存在的意義，這樣，在崔忻返回長安的唐開元二年，安東都護府後撤至關內的平州。唐王朝對大祚榮的招撫與冊立，與安東都護府的後撤在時期上相承接，可見是與當時的政治外交相關聯的。

  與日野開三郎意見類似的還有俄羅斯渤海研究專家E·V·沙弗庫諾夫。他認為，公元713年大祚榮將唐朝軍隊逐出前高句麗領土，之後可能又繼續前進侵吞了唐朝的遼東之地，而皇帝為維護其“天帝”形象與面子，又將實際上已成為大祚榮領的地盤再行封賜，作為對既成事實的追認。不過，沙弗庫諾夫的見解推測成分太多，而且幾乎無論證過程，因而難備一家之說。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提出，唐王朝封大祚榮渤海郡王，如同封高句麗王為遼東郡王，新羅王為樂浪郡王，百濟王帶方郡王，均為沿襲漢朝名郡渤海舊名而來，意在提醒大祚榮，他的領下亦是“中國的國土”。該見解提到唐王朝試圖強調“震”政權所轄之地為唐領，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提示，但問題是，唐朝政府既然對前述朝鮮半島三國君主所封爵號均取漢朝朝鮮半島或東北地方的名稱，為何惟獨對大祚榮選了遠在內地的渤海郡呢?對此，西嶋定生沒做解釋說明，而因為沒有把這一點說清、說通，其主張的可信度就得大打折扣。

  現在再來看趙評春的說法。《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中提到，漢朝的渤海郡王“在渤海之濱，因以得名”，趙氏受顏師古影響，認為這一觀點起碼間接反映了唐王朝加封粟末部的原因之一，粟末靺鞨部亦“依粟末水以居”，唐朝政府因此而封粟末靺鞨部為渤海;又根據《淮南子·地形訓注》等記載，指出漢唐時代的渤海並不是一個特指的地理概念，侷限於某一海域，而泛指東部大海。故而渤海國號的名源，當是因東瀕大海，至於取先朝舊名再命新地，則在客觀上反映了唐王朝開拓疆域的政治抱負。

  且不說唐王朝是否有過借冊封大祚榮而抒發其開疆拓土之壯懷，單就地理概念而言，即使“渤海”在漢唐時期確實可泛指東部大海，相當於今天松花江的“粟末水”，無論如何也稱不上大海，而充其量不過“大水”。當然，趙評春的如上分析是基於他對唐王朝冊封大祚榮是以擴大疆域的策略的認識為出發的。開疆拓土是任何中原王朝的政治抱負，可是在對各蕃國的封號上是否也要有所體現就不一定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高句麗、新羅和百濟王封號就很難解釋。因為漢四郡歷來被看作“中土”，不存在開拓的必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原王朝自然無需借一隅夷狄述懷。實際上，唐王朝招降大祚榮，是出於解決其北方來自突厥的威脅，利用渤海從後方牽制突厥這一戰略目的。這樣一來，趙評春說賴以成立的兩點依據都失去了基礎。

  與上述幾家支援地理關聯說相對，朝鮮學者樸時亨則認為，渤海郡乃渤海沿岸唐朝的一個郡名，本與靺鞨、高句麗並無任何關係。如果一定要找出兩者的關聯的話，也不過是因為渤海郡地處渤海國及其他各種族集團入唐朝貢的必經之路，唐朝政府曾在該地設定過接待機構而已。問題是，渤海郡為漢朝時所設，至唐朝已無渤海郡而只有渤海縣，在棣州管內。既然於唐朝求渤海郡已經無理。則樸時亨的朝貢道說也就顯得很牽強了。

  以上諸說，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概而言之，在音韻概念方面，目前還無法確認“靺鞨”與“渤海”間的親近性;在地理概念方面，諸家之說也都沒能提供足夠的令人信服的依據。唐朝以某地為號封王，王並不領有此地，即“設土無爵，署官不職”“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所以，冊封某王於某地，並不意味著該王已經獲得了該地的管轄權。至於大祚榮是否曾經把勢力拓展到渤海灣附近，那又另當別論了。不過，大祚榮建國後主要的任務是鞏固其“舊國”的勢力，而第二代王大武藝即位後首要的發展方向是東北部諸靺鞨而不是西部。目前沒有史料可以確證大祚榮時期渤海勢力到達過渤海灣一帶。

  這樣一來就得回到最初的問題，即唐王朝何以將“渤海郡王”號賜予大祚榮這個問題上來。樸時亨也認為此番冊封史無前例。他推想，如果唐封大祚榮“靺鞨郡王”，則大祚榮很可能不會接受;而爵號最後所以落在“渤海郡王”上，恐怕還是因為，對大祚榮來說，受唐冊封，總還是有利於其在東方的生存和發展，而且，取他國的一郡名為國名倒也無礙大局。至於為什麼會是“渤海郡王”號則沒有具體說明。

  渤海郡王號的由來

  史學家金毓黻與西嶋定生兩人均言及漢朝以來的渤海郡與渤海國間的關係。較之於單純根據字面意思進行推測的西嶋定生，金則更具體地提到了渤海郡望，雖然同樣沒有解釋為什麼就是渤海郡而非其它，並且金毓黻本人也承認此說“只姑備一說，未可視為定論”但他談到了渤海郡王號，啟發人們從這個稱號本身來作些考釋工作。

  許多擁有渤海關係爵號之諸高氏，均為漢朝以來渤海郡王的高氏大姓，或承襲先代封爵的王公。這些事實表明渤海郡王號不僅的確通行於漢唐，而且可以從中看到唐廷封爵的確對郡望有所考慮，換句話說，唐王朝不會興由所至地賜某人某王以渤海郡王號的。唐王朝授大祚榮以渤海郡王必事出有因。那麼接下來就必須考慮封號後面的動機了。既然唐廷所封渤海郡關係爵號均與郡望有關，那麼，在唐王朝看來，大祚榮與渤海郡望之間又有著怎樣的瓜葛呢?

  《舊唐書·渤海靺鞨傳》記載：“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既死，則天命右玉衿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以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而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歷中，自立為振國王……”

  《新唐書·渤海傳》記載：“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眾保邑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李盡忠殺營州趙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乞仲象為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後詔玉衿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即並比羽之眾，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

  以上兩史料雖然在史實敘述上存在個別差異，但卻存在一個共同之處，即在震(振)政權的建立過程中，存在著大祚榮及其統治集團與高句麗有著緊密的關係。根據兩史料，大祚榮政權是據高句麗故地而建，包括舊高句麗貴族在內的相當數量的高句麗人參與了渤海建國並進入統治層。對於這些事實，唐王朝無疑是清楚的。但問題是唐王朝對此是如何看待的。眾所周知，關於渤海是否高句麗人的國家直到今天仍爭論不休，且已超出了學術範圍。

  按日本學者西嶋定生的推測，唐王朝封高句麗王為遼東郡王、新羅王為樂浪郡王、百濟王為帶方郡王，皆取漢朝名郡命名，以表明這些地方均為中國之國土。那麼，如果唐王朝認同大祚榮政權為高句麗的後繼國家，只需將遼東郡王號再賜予大氏便可了事，而大可不必改弦更張。唐朝政府完全沒有這樣做，顯然表明唐王朝並沒有將大祚榮看作高句麗的後繼國。

  大祚榮樹幟立國，距高句麗滅亡僅僅三十年。曾經強大的、多次給中原數家王朝統治秩序以重大威脅的高句麗，雖終亡於唐朝，於唐王朝來說無疑記憶猶新。而且，高句麗亡國後，唐朝政府寬待高藏，讓他去安東管理舊高句麗人，結果高藏卻又勾結靺鞨謀反，這於唐朝無疑又是不小的刺激。所以，不管大祚榮以及他的國家自身是否以高句麗後裔自任，唐朝政府對在這個強大國家廢墟上建立政權的、有多數舊高句麗人參加建國併發揮重要作用的震國，總是心有餘悸，惟恐再度禍起東邊，更何況唐王朝對大祚榮從征討到收編入其冊封體制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唐王朝絕對不希望這個新蕃國與高句麗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從人們的意識中消除它與高句麗之間任何可能的關聯。於是，唐王朝想到並選中了另一個高氏、漢朝以來的名門高氏及其地望——渤海。透過將大祚榮政權與此高氏一體化，從而將實為唐之蕃國的渤海視作其內屬地並廣告天下。

  當然，這一結論仍未衍出推測的範圍，但在沒有與考古或文獻資料相互印證的現實困境下，也只能如此。但是這種推測又不能說是沒有依據的，因為說到底，對渤海國號來源的推證，實際上也就是從一個新的視角考察唐王朝對新生的大祚榮政權與高句麗之間密切關係的對策。渤海郡望高氏是實在的，大祚榮與高句麗及高句麗與唐王朝的關係也是實在的。高句麗王室後裔高震放棄王孫正統，另攀“高”枝，為的是擺脫身為高句麗人的蠻夷形象;而唐王朝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則為的是抹去昔日高句麗投下的陰影。

  應該指出的是，前引《舊唐書·渤海靺鞨傳》開篇寫道：“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受其影響，《唐會要》、《五代會要》、《新五代史》、《冊府元龜》、《太平寰宇記》等史籍也有“渤海靺鞨，本高麗別種”、“渤海靺鞨，本高麗種”、“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等的記載。這些大同小異的記述，至今仍是中國與朝鮮半島國家間關於渤海究竟是靺鞨人的國家，還是高麗人的國家大論爭的淵藪，並且似乎都是支援渤海乃高句麗的後繼國家說的有力依據。這裡的關鍵在於對“別種”的解釋。實際上，“別種”是一個含義模糊的詞彙，是古代史家為區別歷史上聯絡密切、關係複雜的各族而使用的習慣性概念。它可以指與“母族”同源又從中分離出來，形成一個新種的人類集團。高句麗就被稱為“夫餘別種”，但並不意味高句麗就是夫餘人。還可以指“政治上相統屬而種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或者曾經是組成某個國家的“部落或部族”。總之，“別種”，是史家對兩個歷史上活動區域相近或相同、習俗也相近的種族易混淆而又難以分辨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模糊的區別方式。《舊唐書》“渤海靺鞨傳”便屬於這種情況。正如金毓黻所指出的，“大氏之先世，因居於高麗北部近粟末部之舊壤，起是否與高麗別種，當撰舊唐書時已不能詳，故稱之曰高麗別種，謂尚與高麗正胤有別也”。即渤海與高句麗，兩者還是有區別的。而且，《舊唐書》很明確地將渤海靺鞨和高麗分別置於北狄與東夷兩個不同的部類中。

  由此推斷，唐王朝冊封大祚榮渤海郡王，的確與渤海高氏、與渤海郡望有關;但這只是唐王朝的一項政略，其目的在於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從對外宣傳上切斷大祚榮的政權與高句麗之間的關聯。唐王朝真正關心的，不在於大祚榮是高句麗人還是靺鞨人，而在於大祚榮的政權會不會再像高句麗一樣對其天下秩序構成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說，渤海國號的確定，實際上反映了唐王朝對渤海的基本態度。

  中原史料中的“渤海高氏”與渤海國

  渤海國與唐內地渤海在稱謂上的近似，使得將唐內地渤海出身的高姓混同為渤海國人的事例屢見不鮮。例如有人在列舉唐朝起用異民族出身的人充當節度使時，選了高崇文與高承簡;又在論述渤海國與山東李正己獨裁政權的關係時，將李正己幕僚高沐視為渤海國人。事實上，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高崇文，如果細查兩唐書的有關人物傳記，便可知這幾人均為唐人而非渤海國人。諸如此類的誤認還是比較容易發現和澄清的，問題是，還有些情況屬於不能立即判斷究竟屬於唐或渤海哪一方的，這就不得不作更多的工作。因為此類張冠李戴的錯誤如不及時糾正，會給渤海史研究造成混亂，使人遠離渤海史的真實。破舊說並不是終極目的，關鍵在於還原一個客觀的渤海史。

  公元713年，大祚榮接受唐王朝招安，作為一個羈縻州納入唐朝的冊封體制。對這個羈縻州，劉昫《舊唐書》作“渤海靺鞨”，歐陽修《新唐書》作“渤海”，分別收入北狄傳;而渤海縣，則歸在地理志棣州條下，可見，兩唐書都是將羈縻州與唐朝的內屬州明確分開的。關於唐內屬州的渤海，漢朝時稱勃海郡，隋時稱渤海郡。也就是說，作為郡縣的渤海，遠遠早於羈縻府州的渤海。這就提醒人們在作渤海研究時要避免將兩者混為一談。

  關於渤海國，從中原方面有關記載較為集中的《新唐書》《舊唐書》《冊府元龜》《通典》《唐會要》《舊五代史》等基本史料來看，大體有“渤海”“渤海靺鞨”“靺鞨渤海”和“靺鞨”等幾類稱呼。不過這些稱呼都限定在與有關渤海國的、諸如“北狄傳”“外臣部”等所謂夷狄傳的範圍內，出場人物均為渤海國人無疑。問題是，在上述渤海傳等之外的文獻及記錄中出現的“渤海”及“渤海人”該如何看待呢?

  公元九世紀，敦煌的佛教僧侶及豪族子弟的私塾使用的《開蒙要訓》、《兔園策》等教科書傳入日本，收在藤原佐世編修的漢籍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在這冊目錄中，就有由“渤海高峻”編纂的《小史五十卷》。該書第十三卷“雜史家”條提到“小史五十卷(渤海高峻撰起五帝訖唐初)”。就有學者認為此處的高峻是渤海國人，因而將該段記事作為日本平安時代漢籍經由渤海國傳入日本的一個例證。查《新唐書·藝文志》，有這樣一段記述：“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高峻以下不著錄三家四百四十卷)。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卷。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元和中人)。

  以上兩則史料涉及人物均稱做高峻，比較看來，著述內容，《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簡化為“小史”，《新唐書》“藝文志”則為“高氏小史”;兩高峻承擔編撰部分上看，前者為“五帝至唐初”，後者為“初六十卷”，可理解為最初的六十卷，雖然數字上稍有出入，年代上則是很接近的。因此《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的高峻與《新唐書》藝文志中的高峻當為同一人。《新唐書》“藝文志”載高峻為元和年間人(公元806～821年)，這就為高峻的身世提供了一點線索。“藝文志”採唐紀年，高峻為唐人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就其從事高氏家族史編纂這一業績來看也應當出自名門望族。結果，《新唐書·宰相世系》中有“峻，殿中丞蒲州長史”的記載，追溯此高氏世系，有如下記載：“高氏出自姜姓，齊太公六世孫洪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為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十世孫洪，後漢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縣。洪四世孫褒，字宣仁，太子太傅。褒孫承，字文休，國子祭酒，東莞太守。生延，字慶壽，漢中太守。延生納，字孝才，魏尚書郎，東莞太守。納生達，字式遠，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約、乂、隱、漢。隱，晉玄菟太守。生慶，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後魏黃門侍郎，三都大官。二子：讜、頤。讜，冀青二州中正、滄水康公。二子：祚、祐。祐字子集，光祿大夫，建康靈侯。二子：和璧、振。”《新唐書·宰相世系》中又記載：“泰，北燕吏部尚書、中書令。二子韜、湖”。

  唐朝高氏按郡望分為若干支，其中，渤海高氏出自姜姓，到後漢高洪一代，官至渤海太守，因此定居渤海蓨縣。渤海高氏蓋由此而來。至高慶時，任北燕太子詹事、司空。生三子展、敬、泰。高泰後任北燕吏部尚書、中書令。生二子韜、湖。據同書宰相世系表載，高湖做過“後魏寧西右將軍”。關於此高湖與高泰之子高湖間的關係，《魏書·高湖傳》記載，“字大淵，渤海蓨人也。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書。第三子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高宗深重之。”“長子樹生……追封渤海王”。可知兩高湖為同一人。

  蒲州長史高峻是高湖的六世孫，在高峻後世子孫中又見到其子高迥，“迥，餘杭令”。由此可知藝文志中的高峻與編撰高氏家族史的高峻確係同一人，乃唐朝名門望族渤海高氏，與渤海國絲毫無關。由此可見，不能一見“渤海人”“渤海某公”等字樣，就認定與渤海國有關。

  那麼唐朝中原史籍對渤海國出身的人物是如何記述的呢?

  《新唐書·李懷光傳》記載：“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

  《舊唐書·李懷光傳》記載：“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於幽州，父常為朔方列將，以戰功多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大曆(公元766～779年)六年，兼御史大夫……”

  兩唐書對李懷光明確指為“渤海靺鞨人”，李懷光傳是考察中原王朝對渤海認識的一條重要資料。有唐一代，以蕃夷出身封李姓的所謂“外族”人數不少，又從其生活的時代看，李懷光無疑是渤海國人。而且，其他異民族出身而受唐重用為官的人，中原正史都在各傳開篇明確記載。例如在唐朝的舊高句麗人王族以及高階軍將泉男生、王毛仲、王思禮、李正己、高仙芝;靺鞨出身的李多祚、李謹行;奚人出身受賜張姓的張孝忠、張茂昭等。

  可見，在中原典籍中，唐朝對內地渤海人、與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國之後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統，旨在區別華夷。

  日本對渤海國的認知

  渤海立國兩百多年間，出於對周邊靺鞨諸部族征服與統治、以及與南鄰新羅抗衡等需要，與東鄰日本在國交名目下展開了積極的往來。而同時，日本也很重視對渤海關係。以往的研究在論及日本渤海關係的歷史地位時，多評價日渤通交是日唐交通的中介，即相對於與大唐王朝，日本與渤海只是對日唐關係一種副次的和補充的作用。然而實際上，在日本，對渤海通交完全是獨立運作、自成體系、且目的性明確的政治行為，這就是樹立“東夷的小帝國”形象，指望渤海象對唐王朝一樣，對日本行朝貢之禮，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內外秩序。

  在渤日通交開始的八世紀，日本與唐朝雖有往來，但並無國交關係，而且，儘管日本對唐朝外交的理想是平起平坐，但在現實中仍要奉大唐帝國為大國，完全不可能保持對等外交。其時近鄰的新羅雖與日本有往來，卻拒絕作日本的朝貢國，日羅關係始終沒能夠滿足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本便把希望寄託於主動來日的渤海。這一背景決定了日本對渤海外交的基調，從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對渤海的認識。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國”與渤海

  渤海首次遣使日本究竟在何時，分歧為兩種意見，即公元720年說與公元727年說。支援兩說的分別為以下兩條史料：

  ①《續日本紀》卷八養老四年(公元720年)正月丙子，遣渡島津輕津司從七位上諸君鞍男等六人於靺鞨國。觀其風俗。

  ②《續日本紀》卷十聖武天皇神龜四年(公元727年)九月庚寅，渤海郡王使首領高齊德等八人，來著出羽國，遣使存問，兼賜時服”。

  目前，比較被認同的是公元727年說。在這裡，渤海明確記作“渤海郡”，所以不存在疑問。而如果①說成立，則渤日國交的開始期就要前提七年。但是此說的問題在於“靺鞨國”的屬性，即“靺鞨國”是不是渤海國的問題。

  關於史料①，主要分為兩種觀點，一種意見根據有關渤海的基本史料，聯絡渤海建國者的族屬、渤海建國當時整個東亞的形勢等方面的情況，認為“靺鞨國”是渤海、或泛指包括渤海在內的靺鞨諸部居住的地域;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靺鞨的訓讀是“阿志婆世”(ashihase)，與《日本書紀》中的“肅慎”(ashihase)發音一致，所以《續日本紀》中的“靺鞨”當與肅慎處在同一地域，日本古代國家的概念中的“肅慎”泛指，薩哈林、北海道東部、北部至千島群島，也就是以鄂霍次克文化為中心的地區。那麼，“靺鞨國”亦應涵蓋上述地區，這些地區是不包括渤海國的(以上兩種意見方便起見簡稱為“渤海說”和“鄂霍次克說”)。

  以往的討論多熱心於考辨“靺鞨”“肅慎”指代的地域範圍——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卻往往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兩個概念是怎樣傳到日本的。因為，這裡的“肅慎”和“靺鞨”，都源自中國古典文獻，可是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當時被稱作“肅慎”的民族集團，倭(日本)，完全是無法以語言與之溝通的。因此，“肅慎”一詞，肯定不會是肅慎人自己的告白，只能是第三者把這個概念帶到倭的。而日本史料中的“肅慎”時期，倭與中國大陸沒有遣使往來，所以很可能是六世紀後半開始與倭通交併向中原王朝的遣使朝貢的高句麗人在其中扮演傳遞角色的。在高句麗的使節把“肅慎”一詞帶到倭國時，這個概念首先應該是他們所認知的“肅慎”地域範圍。無論來自中原史書的說教，抑或他們自己與其接觸、交往的經驗，這個“肅慎”指的應是大陸東北地區。就是說，倭王權最早了解的“肅慎”，在地理範圍上也應該是大陸東北地區。至於倭王權後來把這個範圍擴大到鄂霍次克說主張的那些地區，可能是因為倭發現那些地區的民族集團在某些方面很接近高句麗人所介紹的“肅慎”，便把他們統稱為“肅慎”了。

  “靺鞨”一詞初見於日本史料是在公元八世紀，當時，不僅高句麗，唐、新羅、百濟等也與日本有使節往來，所以難以判斷這個概念究竟是由哪一國介紹到日本的。在中原典籍中，“靺鞨”被看作“肅慎故地”;在日本典籍中，“靺鞨”也同“肅慎”一樣訓為“ashihase”，可見日本統治層將其與“肅慎“視為同一民族集團了。在中原典籍的“靺鞨傳”中，粟末、白山兩靺鞨與高句麗相接並長期依附於高句麗。大祚榮就是依託此地糾集靺鞨人與高句麗遺民建立的渤海國。所以，從地域範圍上說，渤海似乎應該包括在日本所認知的“靺鞨”中。但是如果公元720年諸君鞍男一行去的“靺鞨國”就是渤海的話，公元727年渤海首次遣使日本之後，《續日本紀》對渤海的介紹就不該只是“渤海郡者，舊高句麗國也”，全然沒有提及靺鞨，也不至於遲至公元796年才首次披露渤海建國之初的光景。而且，全二百卷、現存六十二卷的《類聚國史》將靺鞨卷與渤海卷分別歸在不同的部類。由此也可推知，日本的支配層並沒有把“靺鞨國”認同為渤海國。或者，即便知道渤海就是“靺鞨國”，日本也不願或根本就無意這樣認為。因為，如同後面將談到的，他們需要的，只是“高麗”這張標籤。

  日本典籍中的“高麗國”與“渤海國”

  主張渤海是高句麗人創造而且是高句麗的繼承國的人，主要依據的資料，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國史籍，另一個根據就是以《續日本紀》為主，《日本後記》以及對上述史書分部類編輯成的《類聚國史》的有關記述等。

  《續日本紀》第二十一～三十五卷，凡涉及渤海稱謂之處，多以“高麗”代之。由此可知日本稱渤海為高句麗。其依據可能出自渤海王大武藝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國書。《續日本紀》第十卷在“聖武天皇神龜五年春正月甲寅條”這樣記載：“天皇御中宮，高齊德等上其王書並方物。其詞曰：武藝啟，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總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余之遺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漢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絕問。親仁結援，庶葉前經，通使聘鄰，始乎今日……”

  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攜帶的大武藝這份國書幾乎和兩唐書中的渤海建國記事具有同樣的影響，引發同樣的爭議。這就是渤海是否高句麗的繼承國問題，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渤海以高麗的後繼者自我標榜。有人援引其中“復高麗之舊居”一句，認為是武藝王在最初的國書中明言自號“高麗王”;而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紹，將渤海記作“高麗”。

  長期以來，堅持渤海是高句麗後裔觀點的研究者，根本無視大武藝國書中“復高麗之舊居，有扶余之遺俗”這句中國古典文學駢體文典型的對偶表現，卻一味地強調前半句，認定武藝王以高句麗後繼者自任。在史論中，依據這條史料作分析時候應該注意到，這件國書是渤海對日本外交的第一部宣言。對渤海的統治層來說，遣使日本，畢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如何表現自己，給交涉對手以怎樣的第一印象，無疑是大武藝政權的一個重大課題。高句麗擁有七百年曆史，而且也與日本保持著國家級的外交往來;而扶余則是東夷名族，曾經擁有過一個雄視四方的扶余王國，連高句麗在對外宣傳時也聲稱自己是扶余人之後。那麼，渤海宣稱自己興起於高句麗之故地，具有扶余人的風俗，用意與高句麗人主張自己與扶余人的關係並無二致，無非意在對外標榜其王權的正統性。而且，僅僅從這一句也讀不出渤海對與高句麗之間血緣關聯的認同;大武藝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國書中是有“復高麗之舊居”一句，但是大武藝並沒有自稱“高麗王”，相反，大武藝倒是明確表示自己是唐王朝冊封的“渤海郡王”，日本天皇在回覆渤海大武藝國書中也照此稱呼，言“天皇敬問渤海郡王”。

  關於首批訪日的渤海使節，《續日本紀》第十卷“神龜四年十二月丙申條”是這樣介紹的：“渤海郡者舊高麗國也。淡海(天智朝)朝廷七年(公元668年)冬十月，唐將李勣伐滅高麗。其後朝貢久絕矣。”對日本朝廷來說，渤海實在還是個陌生的概念;既然武藝國書中提及到高句麗，而扶余又早已不存在，將渤海與從前的高句麗聯絡起來也可謂自然，但同時日本朝廷正是抓住這一句“把柄”要挾渤海。因為，日本朝廷真正關心的，不在於兩者是否具有地域上、種族上的關聯，而在於渤海能否繼高句麗之後對日本保持朝貢關係，指望渤海從此對其執屬國之禮。渤海第三次遣日本使歸國之際，孝謙天皇在給渤海王的璽書中，要求渤海遵循“高麗舊記”，對日本稱臣朝貢。

  的確，在日本的正史中，可以看到“渤海”與“高麗”同在，“高麗蕃客”混在“渤海使人”中。為了弄清這個問題，以下將《續日本紀》以及考古資料中有關“高麗”的記載整理如次：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公元758年)楊承慶第四次遣使之時，9月18日，楊承慶等在越前國上陸，12月24日入京。史料所見對入京前使節團的稱呼均為“渤海使”;然而入京之後卻一變為“高麗蕃客”，渤海國王對日皇的問候也成了“高麗國王言”;日皇致渤海王的回書也成了“天皇敬問高麗國王”。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三年(公元759年)是高南申為大使的第五次遣日本使。10月辛亥(18日)，來自上陸地官司的報告記作“渤海使”;而入京後(23日)的記錄則又成了“高麗使”。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五年(公元761年)是日本的遣使，直接寫成“遣高麗使”。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六年(公元762年)王新福率領的第六次遣日本使。由上陸地地方官員呈送朝廷的報告明確寫著與渤海使節同行的前一次送渤海使“正六位上伊吉連益麻呂等至自渤海”。但是入京城後，“渤海”就變成了“高麗”。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公元763年)八月，是日本的遣渤海使，記作“遣高麗使船。名曰能登”。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八年(公元764年)7月的“大宰府報牒”載，“(戒融)以去年十月。從高麗國歸還聖朝”。

  ·光仁天皇寶龜三年(公元772年)2月，天皇給渤海國王的國書中載，“賜渤海王書雲。天皇敬問高麗國王”。

  ·光仁天皇寶龜九年(公元778年)夏四月條記作“寶龜七年。高麗使輩三十人溺死”。

  ·光仁天皇寶龜九年(公元778年)九月載，“送高麗使正六位上高麗朝臣殿嗣等來著越前國坂井郡三國湊。敕越前國：遣高麗使並彼國送使……。同年十二月記事中有“正六位上大綱公廣道為送高麗客使。”

  以上是文獻資料方面的匯總，除此而外，還有兩條木簡資料：

  ③《平城宮木簡》4所收第3767號中有“依遣高麗使廻來天平寶字二年十月廿八日進二階敘”。

  ④近年，秋田縣秋田城寺內地區出土了帶有“高麗”字樣的墨書土器。

  以上的⑴、⑵、⑷、⑺、⑻為日本對渤海來使的記述，⑶、⑸、⑹、⑼是對日本遣渤海使的記述，均為“高麗使”。⑻記載的是公元777年以史都蒙為大使的渤海遣日使團途中遭風暴，一百六十餘人存四十六人。在這裡人們看到的都是“高麗使”;然而來使上陸地越前國加賀郡卻報告說“渤海國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一百六十餘人是史都蒙在向天皇彙報時的自述)，賀我即位。”也就是說地方官司和京官對渤海使的稱呼的相出入的。⑴、⑵、⑷也是如此。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情形呢?

  日本沿海國司負有將在管轄地上陸的外國來使向朝廷報告的義務，要對外國使節帶來的國書等函件進行開封檢查，並將結果報告朝廷。朝廷是根據地方國司的報告方得知有外國來使，並根據地方官司的檢查結果下達處理意見，或招入京或原地遣還。地方國司所獲得的情報應該首先來自渤海使節自己的報告：何國人，從何處來，為何目的，攜帶何物等等，國司再將這些情報和檢查結果一併上報朝廷。也就是說，地方官司上報朝廷的應該完全是渤海使自報家門的複述。那麼，人們看到各地官司的上報中只看到“渤海使”“渤海”等字樣。這樣，渤海使者在日本是如何稱呼自己的國家的也就很清楚了，同時也暴露出渤海使和日本地方國司的這些報告是到了京城之後才面目皆非，變成“高麗”這樣一個事實。

  本來，關於《續日本紀》等日本正史中將“渤海”寫作“高麗”的原因，曾經有人推測是史書編纂過程中所改，或是由於史書編修體例不一的緣故。但是上述事例表明，稱呼的改換完全是有規律，是有意而為的。

  資料③，這片木簡記述的是對在農曆9月28日歸國的日本遣渤海大使小野田守敘位的內容。因為是日本派出的使節，所以表述方式與前面的文獻資料中日本的遣渤海使相同，完全是日本統治層一相情願地將“渤海”寫作“高麗”。至於資料B，似也可以作為奈良時代中期前後日本對渤海認識的一個有價值的參考;但是該陶器所在不明，其中的“高麗”究竟代表何種意味不得而知，所以難以作為參照依據。

  在⑴中，還有這樣一條記事：“天平寶字三年(公元759年)春正月庚午……高麗使楊承慶等貢方物。奏曰：高麗國王大欽茂言，承問，在於日本照臨八方聖明皇帝，登遐天宮，攀號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輔國將軍楊承慶，歸德將軍楊泰師等，令賚表文並常物入朝……”

  該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欽茂在國書中自稱“高麗國王”的根據。其實這並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國書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對大使楊承慶口傳渤海王旨的抄錄，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腳。在《續日本紀》中，類似的口傳王旨記有五處，與被認為是原文的渤海王國書不可相提並論。因此這些“某王言”之類的詞句不見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別是楊承慶為大使的這次遣使，從史書記載看正是日本首次稱渤海為“高麗”，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新增或篡改而成的。收錄在《續日本紀》《日本後記》等六國史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來國書，共三十五件，其中兩件天皇致渤海國王書的開篇部分有“天皇敬問高麗國王”的字樣。一件是⑴中天皇對渤海國王的回書，這裡已經沒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給渤海王的國書。除了這兩句自相矛盾的稱呼以外，有關來使的表述，均明記為“渤海”。這次訪問，雙方第一次因為“渤海王表失禮”發生了正面衝突。面對天皇的指責，大使壹萬福明確表示自己不是什麼高麗王派來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這裡的“高麗王”絕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報家門，都是日本強加在渤海王頭上的。

  還有人認為，渤海國王大欽茂是自稱高麗國王的，但並不是渤海主動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壓力，要求渤海循“高麗舊記”對其稱臣納貢，大欽茂雖不以為然，但因為希望與日本保持國交關係，不便採取針鋒相對的立場，於是順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這一心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確一下高句麗對日外交的立場，揭開所謂“高麗舊記”的真面。公元570年，高句麗開始遣使日本，最初因為與新羅的緊張關係，之後又由與和隋、唐朝的緊張關係，在對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調。但高句麗始終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謂朝貢國，雙方的交往是對等外交。而且，與高句麗外交時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時代向古代國家過渡階段，尚未形成諸如《大寶令》(公元701年出臺，明確規定新羅是“蕃國”)關於宗主國與“蕃國”的明確規定。所以，日本朝廷對渤海翻出所謂“高麗舊記”，無非是製造出一個“榜樣”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說大欽茂在高壓下與日本朝廷虛與委蛇，可是這種變通方法並沒有貫穿其長達五十六年(公元737～793年)的統治生涯，只是集中在公元758～764年間，而這一時期雙方交涉往來的態勢又頗耐人尋味。因為，在這一段時間內，並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或護送渤海使歸國，或專門派遣使者去渤海，頻繁地往來於兩國之間。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節，不論是送使還是專使，來往均搭乘日方的船隻。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攜國書，僅口傳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對來使授官、賞賜，甚至授予高於從前的官位。第四次遣使日本的使臣楊承慶還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呂請到私邸設宴款待。

  由上述情形，無論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採取對抗立場或與日本虛與委蛇之類的結論或推測，相反，卻是日本的一反常態洩露出其特別的動機，這個特別的動機，便是當時獨攬朝政大權的外戚藤原仲麻呂一手炮製的新羅征討計劃。詳細的作戰計劃，具體的軍事動員都已經到位。這時仲麻呂需要在新羅的後院製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牽制新羅對日本的軍事動員。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討計劃尚未實施，仲麻呂就失勢謀反又兵敗喪命，這個計劃也隨之化為泡影。雖然目前還不清楚究竟為什麼“高麗”取代“渤海”的現象集中出現在該時期史料中，也可能是這段時期日本因為有求於渤海，在往來中又每每給予特惠，自覺有損其宗主國形象，於是就在對渤海的稱謂上提醒、強調渤海的朝貢國地位，討回一點面子。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高麗”不是渤海自報，而是日廷強加給渤海的。

  上述“高麗”等記載還見於以《續日本紀》為藍本的《日本紀略》、《類聚國史》等史籍;進入平安時代以後，除桓武天皇十七年(公元798年)致渤海王國書中提到“往者高氏繼緒，每慕化而相尋”，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訪日帶去的王啟積極回應了日皇之外，不復出現高麗字樣，而且這兩處記載也只在於強調渤海象“高氏”一樣慕化而來。至於後世史籍，不再出現“高麗”字樣，都記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則，時過境遷;二則，渤海已經被迫屈服於日本的壓力，在對日交涉中放棄了對等立場，自然，日本朝廷也就無須再動輒調出昔日的高麗作示範了。

  透過以上考察可以明瞭，在奈良時代的日本，為樹立“東夷小帝國”形象而歪曲歷史，編造高句麗曾經是日本朝貢國的“故事”，並對渤海的國書斷章取義，找出所謂渤海與高句麗之間的繼承關係，要求渤海循“高麗舊記”，對日本行朝貢之禮。並在一個時期內強行稱渤海為“高麗”。

  由此一斑，實可透見倭奴之賊心。

  新羅國對渤海國的認知

  至今，渤海與新羅的關係仍是渤海史研究乃至東亞史研究的一個難點，有些研究在論述渤海與東北亞關係時甚至沒有談到新羅。渤海與新羅雙方直接接觸的記錄極其有限，而且這些史料反映的都是對立、衝突：新羅聖德王二十年(公元721年)，徵發何瑟羅道丁夫二千構築北境長城，防止渤海南下入侵;公元732年大武藝攻打唐登州，引發渤唐戰爭。翌年新羅奉命與唐軍聯合攻擊渤海南境，遇大雪，敗還;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時與新羅開戰，確定兩國邊境;這時期，新羅遭金憲昌之亂，走向衰落，兩國實力發生逆轉。公元九世紀末，在大唐，渤海與新羅爭座次等。此外，還有兩件存疑待辨，一是新羅封大祚榮第五品大阿湌，另一是新羅的兩次渤海遣使。

  在研究史上，對兩國關係基本分為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兩國間雖接境，但始終處於對立狀態，並且完全沒有國交往來。另一種意見則主張兩者並非始終敵對，還是有過正常交往的時期的。而且，文王后期，隨著緊張與對立的緩和，兩國互派使節，尋求政治解決;兩國間往來實際上要遠比傳世史料頻繁得多;近年，更有韓國宋基豪承李佑成、樸時亨舊說指出，新羅把渤海看作高句麗的後裔國家，也承認渤海與其“同族”，始終保留強烈的優越意識。雙方在政治上互相敵視，因此不可能也沒有開展正常、頻繁的交往。

  這樣的資料背景導致了一個奇特現象：目前，較之於渤海新羅間外交關係自身的研究，新羅對渤海的認識，即新羅的渤海觀研究則更見充分、厚重。這些研究指出，新羅渤海關係史上並不存在所謂“南北國時代”，也得不出新羅自認渤海為“同族”的結論。當然，不同的意見也還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問題，如後面將談到的，還是新羅對渤海與高句麗的關係的認識。

  第一，“靺鞨”也是新羅對渤海的稱謂：

  史籍《三國史記·新羅紀·聖德王三十三年》中記載，入唐宿衛左領軍衛員外金忠信上表唐玄宗曰，“臣所奉進止，令臣執節本國，發兵馬討除靺鞨，有事續奏者……”在這裡，“靺鞨”指代渤海無疑。《三國史記》成書於高麗王朝的公元1145年，這份表文與完成於公元1013年，即一個世紀前的《冊府元龜》同年記事一字不差，很有可能前書源自後書，除去這類表文，特別是敘事部分很大程度上取自中國史籍。成書更晚的《三國遺事》《高麗史》《東國通鑑》《海東繹史》《高麗史節要》等史籍，多受兩唐書、《冊府元龜》《唐會要》的影響，或根據本國需要作若干更改，故而參考價值不大。而同時代的民族關係中，新羅與渤海直接交涉留下的記錄並不為多，因此，表文就相對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第二，新羅對渤海與高句麗關係的認識：

  新羅對渤海的認識，主要集中在新羅末期的大儒崔致遠的幾份表、狀中。現選其主要部分節錄於下：

  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臣謹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驪未滅之時，本為疣贅部落，靺羯之屬，寔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嘗逐句驪內徙。其首領乞四羽及大祚榮等，至武后臨朝之際，自營州作孽而逃，輒據荒丘，始稱振國。時有句驪遺燼，勿吉雜流，梟音則嘯聚白山，鴟義則喧張黑水。始與契丹濟惡，旋於突厥通謀……初建邑居，來憑鄰援。其酋長大祚榮，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後至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寵命，封為渤海郡王。邇來漸見辜恩，遽聞抗禮……”

  ②《上大師侍中狀》：“……高麗百濟全盛之時，強兵百萬，南侵吳越，北擾幽燕齊魯，為中國巨蠹。……總章元年，命英公徐勣，破高句麗，置安東都督府。至儀鳳三年，徙其人於河南隴右。高句麗殘櫱類聚，北依太白山下，國號為渤海。開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將兵掩襲登州。明皇帝大怒，命內史高品、何行成、太僕卿金思蘭發兵過海攻討。……至今三百餘年，一方無事，滄海宴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

  ③《東文選》“新羅王與唐江西高大夫湘狀”：“昔貞觀中，太宗文皇帝手詔天下曰：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蓋為勾麗獷俗，幹紀亂常，遂振天誅。……惟彼勾麗，今為渤海。爰從近歲，繼忝高科……”

  ④《東文選》“與禮部裴尚書瓚狀”：“昔者勾麗衛國，負險驕盈，殺主虐民，違天逆命。太宗文皇帝，震赫斯之盛怒，除蠢爾之群兇。親率六軍，遠行萬里，襲行天罰，靜掃海隅。勾麗既息狂飆，劣收遺燼，別謀邑聚，遽竊國名。則知昔之勾麗，則是今之渤海……”

  關於①，在唐乾寧四年(公元897年)，渤海與新羅兩國使節在唐朝堂上爭座次，唐昭宗李曄決定新羅仍居上首，為此新羅孝恭王命崔致遠撰寫表文呈遞唐朝政府致謝。②是崔致遠上表某大師侍中(失名)，表白新羅王金興光在公元732年渤海突襲唐朝登州時，曾奉唐玄宗之命出兵討伐渤海有功。③和④兩表文都是新羅因渤海宰相烏昭度為其子爭賓貢榜首而呈遞給高湘等兩位唐朝廷高官的狀紙。這四件表狀，對渤海，都直接寫做“渤海”，似乎並無特別之處，但稍加註意就會發現，四表狀，無一例外地，都追溯了渤海的建國曆史，談到了與高句麗的關係。四文均出自崔致遠之手，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有他個人的好惡等因素，但表狀是新羅為不同之事，或向唐皇帝，或向唐廷高官呈遞的文書，所以這些文書根本性反映的應該是新羅朝廷的意志。如此，這些不避雷同的記述，就只能是新羅有意為之的了。

  表面上看，上述表文中的①與②、③、④也存在同兩唐書渤海記事一樣的矛盾：①表文在論及渤海源流時，明確地說渤海本是“靺鞨之屬”“粟末小蕃”;而②卻說渤海是“高句麗殘櫱類聚”建立的國家;在③、④中，崔致遠又說，“惟彼勾麗，今為渤海”、“昔之勾麗，則是今之渤海”。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載，使得人們在新羅如何看待渤海與高句麗關係的認識上莫衷一是，還有人舉崔致遠的文章，認為新羅時代存在具有兩面性的認識：渤海既是靺鞨系統的國家，也是高句麗系統的國家。

  這四件表狀顯示，渤海與新羅發生爭執和直接衝突都在唐朝廷或起因於唐王朝的決策。而兩國使節及賓貢在唐朝廷的席位之爭，實際上反映了兩國在以唐王朝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之爭。除去①外，細查表狀的前後文句，可知崔致遠的真正用意並不在於追溯渤海的建國曆史，而在於強調渤海與高句麗的關係。崔致遠總要先歷數高句麗“違天逆命”、“幹紀亂常”、“為中國巨蠹”等罪過，然後說高句麗滅亡後，其一部遺民建立了渤海，而這個渤海又如何辜負大唐朝的恩寵，悍然攻打登州等等。前文已經談到，唐王朝非但沒有將渤海喚作高麗，而且也不允許這樣稱呼的。唐王朝對渤海的這一層心理，時常被新羅利用離間渤海與唐朝的關係。新羅明明清楚這一點，卻再三把高句麗與渤海扯到一處，其用心正在於撩撥唐王朝對渤海的厭惡情緒。對此，石井正敏也曾指出，對唐朝來說，遠征高句麗，是在付出莫大代價才終獲成功，其艱難與慘烈自然是記憶猶新。新羅故意將渤海置於高句麗名下，就是要提醒唐王朝把對高句麗的餘恨轉嫁到渤海頭上。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唐王朝遠渤海、近新羅，要在大唐朝的朝堂之上保持高於渤海的位置。這些表狀都撰寫於九世紀末，當時的新羅，已經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國力遠在渤海之下，所以才要更緊地抓住大唐這棵救命稻草，雖然唐王朝自身也已經朝不保夕。

  由此，新羅很清楚渤海乃粟末靺鞨人大祚榮糾合高句麗遺民建立的政權，但出於與渤海在以唐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爭奪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將渤海說成是高句麗人的國家。不過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上述表狀均作於九世紀末，因此，表狀所反映的，也應主要是公元九世紀末新羅對渤海的認識，能否推及整個新羅時代，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有待討論

  在渤海史研究中，渤海與高句麗的關係，始終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題。透過考察，人們不難發現，事實上，唐朝、日本和新羅三國都很關注渤海與高句麗間的關係，只是都沒有客觀地對待，而是為著各自的政治需要，加以利用而已。

  渤海與高句麗的確關係密切。粟末、白山等靺鞨曾被迫附屬於高句麗，渤海據高句麗故地建國，境內又有相當數量的舊高句麗人，因此兩國在物產、生業及風俗等方面自然會有許多相近之處;第一代王大祚榮曾做過高句麗的軍將，高句麗人不僅參與渤海建國，而且在渤海政權當官任職，又充任遣外使節，在渤海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渤海從未以任何方式宣佈過自己是高句麗人的國家。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史學家王承禮認為渤海建國自立震國王后仍號靺鞨，及自稱“靺鞨”。事實上從文獻學角度來研究渤海史時，必須注意一個問題：當今所能見到的渤海的史料，大都是中原地區現存文獻中有關渤海的記述。所以，這些文獻只能考核唐、宋時期中原地區的“渤海觀”，即這些文獻中使用的稱呼的表現方法，有些是靺鞨、渤海時期東北民族地區既有的，有的則完全是中原地區的稱呼，或者治史者的造作，帶有強烈的大漢族主觀色彩。最為典型的莫過於“靺鞨”這一稱呼，其實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靺鞨”並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稱，而是中原地區以及治史家對這個地處東北的“夷狄”帶有歧視性的蔑稱。

  分佈

  大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現今人口約二萬，排在第五百九十位，在臺灣名列第一千一百八十三位，以渤海、遼東為郡望。

  現浙江餘姚、河南洛寧、江蘇武進、新疆呼圖壁、安徽淮南、臺灣台北、北京等地均有此姓。

【郡望堂號】

  郡望

  渤海郡：歷史上的渤海郡在地域上有兩個稱謂，另一為渤海國。西漢時期從鉅鹿、上谷之地分出渤海郡，治所在浮陽(今河北滄州東關)，其時轄地在今河北省、遼寧省之間的渤海灣一帶。唐朝時期的東北靺鞨(古女真族)，以粟末部為主體亦建立過渤海郡，先稱振國(震國)，又稱渤海國，其時轄地在今東北松花江以南至渤海地區。後來唐玄宗冊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國。渤海國地跨烏蘇里江兩岸，在今遼寧、河北、山東三省之間的渤海灣沿岸一帶。後唐同光四年(丙戌，公元926年)，渤海國為大遼國契丹族耶律·德光所滅，以後不復存在。

  遼東郡：在中國歷史上，“遼東”這個稱謂有四重意思：①郡、國名，戰國時期燕國置郡，洽所在襄平(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大淩河以東一帶地區;西晉時期改為國;十六國時期的後燕末地入東海郡;北燕時期又復置遼東郡於今遼寧省西部一帶地區;北齊時期廢黜;到東漢安帝時分遼東、遼西兩郡地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所在昌黎(今義縣)，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西部大淩河中下游一帶;三國時期的曹魏改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遼都衛，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為遼東都司，治所在定遼中衛(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為今遼寧省大部地區;自明正統後期因兀良哈諸族南移，漸失遼河套(今遼河中游兩岸地);從明朝天啟元年～崇禎十五年(辛酉～壬午，公元1621～1642年)期間，全境為後金(清)所並。③軍鎮名，明朝“九邊”之一，相當於遼東都司的轄境，主要是鎮守總兵官駐廣寧(今遼寧北鎮)，明朝隆慶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後冬季則移駐遼陽(今遼寧遼陽);明朝末期廢黜。④地區名，泛指遼河以東地區。

  堂號

  渤海堂：以望立堂。

  字輩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