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氏起源及歷史

  瓜田姓是歷史罕見覆姓之一，讀音作guā tián(ㄍㄨㄚㄊㄧㄢˊ)。源於鮮卑族，出自唐朝時期鮮卑族吐谷渾氏部落，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姓氏考略》注引《姓氏尋源》雲：“家有瓜田，因以為氏。”鄭樵將其歸“以地為氏”之列。後分衍為單姓瓜氏、田氏，後皆稱田氏。

【得姓始祖】

  (暫缺)

【起源源流】

  單一源流

  源於鮮卑族，出自唐朝時期鮮卑族吐谷渾氏部落，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

  以古鮮卑族吐谷渾氏部族所建立的吐谷渾王國，是一個傳奇，這個由從東北的白山黑水間千里跋涉、輾轉遷徙到青藏高原上的吐谷渾族人建立的草原王國，創造了中國歷史上諸多奇蹟：在其長達三百五十餘年的存國時間中，開創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最長的紀錄，成就了絲綢之路南道幾個世紀的繁華，培育了中國歷史上聞名遐邇的千里馬“青海驄”。吐谷渾王國的歷代國王中湧現了許多雄姿英發、見識不凡的傑出之士，在神奇而瑰麗的青藏高原上用熱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令人扼腕嘆息的歷史長歌。

  在今青海湖西面約七公里處，就是當年的伏俟城古城遺址，“伏俟城”的古鮮卑語意為“王者之城”，是曾經在青藏高原上存國三百五十餘年之久的草原王國吐谷渾的都城。

  吐谷渾民族的興起和王國的建立都是由一場小小的馬鬥引起的。一千七百多年前，在今天的遼寧彰武、鐵嶺一帶，生活著中國古代民族鮮卑族的慕容部落。吐谷渾是這個部落首領涉歸的庶長子，統率著一千八百來戶部眾，而嫡出的年僅十六歲的弟弟慕容由於身份高貴，於西武帝司馬炎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繼任了可汗之位。不久，慕容氏和吐谷渾氏兩部的馬群在草場上馬鬥，兄弟倆為此發生爭執，吐谷渾一氣之下率部眾向西遠徙，一個新的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就這樣傳奇般地開始了。因此，吐谷渾仍屬於慕容鮮卑的一個分支。

  吐谷渾族人的西遷是一次長達三十年的艱苦卓絕的長途旅程，他們西遷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兩晉十六國時期，這是繼春秋戰國之後的又一個亂世，是一個群雄並起的時代。但這一次逐鹿中原的主角是來自北方的馬背民族，鮮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從今天的蒙古草原、東北、西北等地呼嘯而來，在從東起山東，西至新疆，南到淮河長江的遼闊土地上先後建立了十六個民族政權。吐谷渾族人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吐谷渾王國是十六國之外又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少數民族政權。

  當年，吐谷渾族人義無反顧地從富饒的遼東老家出發，一路向西，跋山涉水，穿過了今天的遼寧北部、內蒙古草原的南部邊緣，在呼和浩特以西、陰山迤南的河套平原停住了腳步，並在那一帶遊牧了近二十餘年。那片地方原是長期與漢朝對抗的匈奴人的家園，氣候溫和，水草豐美，非常適於遊牧民族居住，從東北和漠北向中原挺進的遊牧民族大都先遷徙到這裡。吐谷渾族人剛到這片地方的時候，這一帶勢力最強的拓跋鮮卑部落恰好發生了內亂，自顧不暇，因此，吐谷渾部落才暫時在這兒立住了腳。大約十餘年後，拓跋鮮卑強大起來了，居住在黃河內外的少數民族部落大都臣服於拓跋部，吐谷渾部不得已也向其低頭。

  西晉懷帝司馬熾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不願意仰人鼻息的吐谷渾可汗不顧自己年老體衰，乘拓跋部內部再次發生動亂之機，擺脫其控制，率領族人又一次向西遷徙。這一次，他們是朝著青藏高原進發，其遷徙路線大致是從陰山往西南，逾隴山，又西渡洮水。那一帶土地肥沃，已被同是鮮卑族人的河西鮮卑(後來建立了南涼王國的禿髮部)、隴西鮮卑(後來建立了西秦王國的乞伏部)捷足先登，吐谷渾部難以與之爭衡，因此他們繼續西行，到了罕(今甘肅臨夏)西北的罕原廣大地區，並在那裡落地生根了。這偏土地後來成為吐谷渾族人向廣大羌族人聚居區推進的橋頭堡，而草原王國吐谷渾長達三百五十多年的存國曆史，也就從這一年起就正式開始了。

  東晉元帝司馬睿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一生處在顛沛流離之中、始終堅定不移地為部落尋找一塊繁衍生息之地的吐谷渾，在完成了民族遷徙的歷史使命後溘然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二歲。作為一個民族和王國的開創者，吐谷渾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了後人的無限敬仰。東晉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為了紀念吐谷渾，他的孫子葉延，一個自幼好學、仰慕中原儒家文化的少年可汗用祖父的名字作為王族姓氏，並立國號為“吐谷渾”，正式建立了國家政權。從此，史學家就用“吐谷渾”來稱呼這一支慕容鮮卑和他們在西北建立的草原王國。

  從吐谷渾族人在西北的最初落腳地臨夏往西行約八十多公里，穿過在臨津古渡舊址新修建的黃河大橋，就是素有“青海小江南”之稱的民和縣三川地區，在那片山青水秀的土地上如今生活著約四萬多土族人。土族是青海省特有的少數民族，總人數約有二十萬。今不少學者認為，土族就是由吐谷渾族人演變而來的。

  那些居住在黃河邊上的三川土族人，有正月初一凌晨祭祖的習俗。屆時，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中，各家的老人在自家莊廓的花壇前點上香，焚燒黃白兩色的“寶蓋”和“錢糧”，然後往地上灑一杯青稞酒，虔誠地向“河州帝帝”禱告，祈求他的護佑。土族學者呂建福認為這一習俗是吐谷渾可汗崇拜的遺留，他在《土族史》中明確寫道：“河州帝帝，以吐谷渾可汗卒後祭葬並立廟於河州境內，故以地方名敬稱，但後來與二郎神的信仰混合在一起，遂失其真，幸而在正月初一的祭祖中留下痕跡，其稱呼中也留下遺蹟(稱先祖而不稱神)，使人從中能窺見吐谷渾可汗崇拜的資訊。”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土族人的民族集體記憶已變得模糊不清，於是，吐谷渾可汗崇拜的祖先信仰逐漸與道教的二郎神信仰混合在一起了，致使今天的大多數三川土族人認為“河州帝帝”與二郎神有關，而忘卻了自己民族最初的崇仰，背離了紀念民族之父吐谷渾可汗的初衷。

  今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臨夏市，曾是吐谷渾族人在西北的最初家園，如今大都是衣著時尚的漢族人、穿著藏袍的藏族人和戴著小白帽的回族人，吐谷渾族人的蹤影早已無處可尋了。

  當一路風塵僕僕的吐谷渾族人來到這片土地時，這兒生活著西北最早的世居民族羌族人。這個素有“西戎牧羊人”之稱，卻在今天讓許多人感覺到陌生的古老民族，在馴養野生動物方面有過傑出的貢獻，他們馴養羊、牛、犬、馬成功之早，可能超過了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正是這個對中國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民族將桀驁不馴的野犛牛馴養成了“高原之舟”——溫順的家犛牛，而今天在青藏高原上到處可見的藏系羊和藏馬也是他們馴養的成果。吐谷渾族人來到西北後，將自己豐富的遊牧經驗和較為先進的養馬、養駝技術帶到了青藏高原，他們與當地羌族人一起同惡劣的自然條件展開長期的艱苦鬥爭，大力發展青藏高原的畜牧業。正是羌族人和吐谷渾族人的心血使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一直繁衍了下來，即使在今天，畜牧產品仍是青藏高原最具競爭力的對外出口產品。

  兩晉時期，羌族人主要居住在今天青海、甘肅、新疆南部及四川西部一帶的遼闊地區，他們居住分散，沒有統一的首領，生活和生產都比較原始、簡陋，尚未走出原始社會末期階段。而吐谷渾部早在遼東時，從吐谷渾可汗的曾祖莫護跋時，就已經接受了先進的漢文化，吐谷渾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比羌、氐要開化、先進一些。所以，東來的吐谷渾部落很快在西羌故地立住了腳。吐谷渾可汗的長子吐延驍勇善戰，號稱“項羽”，他率領吐谷渾族人以罕為基地，四處征戰，用武力搶奪羌族人的人口和土地，從而使自己的人口猛增，統治地區逐步擴大。經過十幾年的浴血奮戰，遠道而來的吐谷渾族人不僅在西羌故地牢牢地立住了腳，還開闢了極為廣闊的新家園。據史書記載，吐谷渾在西北最初的疆域南至昂城(今四川阿壩)、龍涸(今四川松潘)，西到白蘭(今以鄂陵湖、扎陵湖為中心的地區)一帶，東西綿延數千裡。

  武藝超群的吐延可汗用武力強佔羌族人的土地，他英勇善戰的威名令羌族人聞風喪膽，但他的暴虐最終激起了羌族人的反抗。東晉成帝司馬衍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四川昂城的羌族酋長姜聰刺殺了吐延，而他自己也被吐延的部下剁成了肉醬。這是吐谷渾族人與羌族人在進行部落聯盟前所爆發的一次激烈的民族衝突。之後，吐谷渾族人逐漸改變了對羌族人的策略，他們用政治聯盟和聯姻的方式取得了羌族人的支援與合作，並形成了以鮮卑貴族為中心的與諸羌部落首領的聯合政權。

  南北朝時期，到了吐谷渾首領拾寅在位時的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嘉元二十九年(公元452年)，曾在白蘭(今都蘭縣諾木洪)修建城廓，至吐谷渾伏連籌即位期間(公元491～529年)曾建都於今海西州境內，後移治於伏俟城今共和縣石乃亥鄉鐵卜洽古城)。

  到了隋煬帝楊廣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軍擊敗吐谷渾，在其地設定四郡，今海西東部屬西海郡，西部屬鄯善郡。到隋朝末期，吐谷渾復據故地。

  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吐谷渾成大為唐王朝屬國。唐高宗李治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王國滅吐谷渾國，據有其地，曾隸吐蕃臘城節度使。但國滅不等於部族的消亡，在史籍《舊唐書》、《新唐書》、《通典》、《資治通鑑》、《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等文獻中，零散記載了滅國後吐谷渾人的活動情況。不少吐谷渾族人進入了河隴與西域地區。按敦煌文獻與石窟題記中所記載的吐谷渾族人資料，唐朝後期～五代時期～宋朝初期，吐谷渾族人以瓜州、沙州為中心的河西及域東境一帶地區為中心，繼續生息繁衍。

  今許多學者認為，當時，吐谷渾王族慕容氏在瓜州、沙州二地區已成為上層統治層，並逐漸漢化，對瓜州地區的政治形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瓜州自漢朝以後盛產各類瓜果而聞名天下，其中有不少吐谷渾族人便以其為姓氏，稱瓜田氏，後分衍為單姓瓜氏、田氏，後皆稱田氏。

  2007年，甘肅省酒泉市安西縣經國務院批准，重新更名為瓜州縣，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東連縣城安西，西接國際旅遊名城敦煌，南靠祁連雪峰，北望浩瀚大漠。瓜州素有“世界風庫”之稱，當地人說這裡是“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安西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刮七級以上的大風，最大風力可達十二級，刮九級以上的大風時，飛沙走石，拔樹毀屋。著名的唐朝邊塞詩人岑參就寫有“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的詩句，來形容瓜州風之大。

  瓜州以盛產“美瓜”而名揚中外，“早穿皮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就是瓜州人生活的寫照，所生產的“瓜州蜜瓜”有四個系列三十多個品種，質脆汁多，香甜可口，清爽宜人，含糖量達14%～19%，是消暑止渴的佳品。有詩讚曰：冰泉浸綠玉，霸刀破黃金;涼冷消晚暑，清甘洗渴心。全縣種植面積達一萬六千餘萬畝，年產量穩定在三千萬公斤以上，產品遠銷青海、新疆、陝西、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地。

【遷徙分佈】

  瓜田氏複姓是一個很古老的姓氏，今已不再，多改為單姓田氏，亦有極少瓜氏保留至今，以涼州、瓜州、會稽為郡望。

【郡望堂號】

  郡望

  涼 州：為西漢時期漢武帝所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東漢時期改置為州，治所在隴縣(今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其時轄地在今寧夏、甘肅及青海、陝西、內蒙古各一部。三國時期曹魏國移治到姑臧(今甘肅武威)，僅轄河西地區。涼州曾一度屬於吐蕃(今新疆)。五代時期的西夏為設西涼府。元朝時期亦為西涼州。明朝時期置為涼州衛。清朝雍正時期改置涼州府，僅轄武威及其周圍數縣。民國時期廢府為縣。

  瓜 州：原安西縣，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處甘肅西部浩瀚的戈壁灘上，東鄰玉門，西連敦煌，南望祁連，北枕大漠，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安西，是取“國家統一，西方安定”之意，古稱瓜州。夏、商、周時為羌戎地，秦時大月氏居之。漢初被匈奴所佔，漢武帝置河西四郡時，為敦煌郡三縣地：冥安、淵泉、廣至。兩晉沿襲漢制，隋置長樂郡，唐朝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改稱瓜州，宋、元兩朝相沿，明朝時期設赤金蒙古衛。清朝時期康熙大帝在安西布隆吉大敗葛爾丹部屬三千餘人，始稱安西，取義為“安定西域”，寄託了平定西域之亂的期望。清雍正元年設定安西直隸廳，後改為安西府、安西直隸州，至中華民國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安西直隸州改為安西縣，隸屬酒泉地區管轄。2007年丁亥經國務院批准，將甘肅省酒泉市安西縣更名為瓜州縣，讓具有深厚文化積澱的安西縣重新恢復漢唐時期的地域名稱。

  會稽郡：秦始皇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222年)於原吳、越地置郡，治所在吳縣(今江蘇蘇州)，轄境包括有江南、浙江省大部及皖南一部。西漢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會稽郡受督於揚州刺史部，時領二十六縣，在今浙江省境內有十八縣。東漢朝永建四年(己巳，公元129年)分吳、會稽為二郡，會稽移治山陰(今浙江紹興)，有浙閩之地。西漢時期轄地在今江蘇省長江以南、茅山以東、浙江省大部份(僅天目山、淳安縣西部小部分地區除外)、安徽省水陽江流域以東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一帶及福建全省。三國時期孫吳國分設臨海(今浙江台州)等郡後，其轄境縮小。西晉朝太康二年(辛丑，公元281年)，以會稽地封驃騎將軍孫秀，以郡為國，稱會稽國。隋朝開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平陳，省郡縣，廢會稽郡為越州，後又分山陰縣置會稽縣。清朝順治年間(公元1644～1661年)移治到山陰縣(今浙江紹興)。民國時期合會稽、山陰二縣為紹興縣。今為浙江省紹興市。

  堂號

  涼州堂：以望立堂，亦稱西涼堂。

  瓜州堂：以望立堂，亦稱安西堂

  會稽堂：以望立堂。

  字輩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

  【典故軼事】

  吐谷渾

  1.吐谷渾汗國及其後裔：

  吐谷渾汗國是中國古代西北很有影響的鮮卑族政權，兩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吐谷渾汗國政權控制著青海大部及甘肅、新疆等省區的部分土地，曾經消滅了赫連氏建立的胡夏政權，對北魏王朝、隋朝和唐朝統治曾構成一定的威脅。

  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大將李靖等率數路大軍西擊吐谷渾汗國，其國勢逆衰。

  唐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王朝再次發兵襲擊，並滅掉了立國三百多年的吐谷渾汗國政權，吐谷渾國王諾曷缽被迫率領部族數千帳投奔大唐王朝，被安置在靈州(今寧夏吳忠)，唐高宗在其地設安樂州(先在靈州，後遷移到環州，今甘肅環縣)。後吐蕃軍隊攻陷安樂州，其部眾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

  關於吐谷渾汗國王族後裔的去向問題，一般都認為是今天生活在青海的土族，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吐谷渾汗國滅國後，一部分人遷移到祁連山附近生活，遷居安樂州的部分人也“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但是隨同慕容氏數代可汗定居安樂州的“退渾”們的子孫後代都到哪裡去了呢?在吐谷渾汗國東遷後居住了很長時間的寧夏靈武和甘肅慶陽一帶還有沒有留下吐谷渾汗國的後裔呢?歷代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學術界對此也沒有多加關注，這樣，吐谷渾汗國的後裔似乎只剩下生活在青海省的土族了。

  原慶陽市檔案館館長慕思恭編著的《鎮原慕氏族譜》，以大量資料告訴人們一個事實：鎮原慕氏就是吐谷渾汗國慕容王族的後裔，他們雖然早已漢化，與當地漢族人無異，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的祖先是吐谷渾汗國慕容氏的事實。古人云“禮失而求諸野”，其實“史失而求諸野”，對於歷史研究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翻閱家譜文獻《鎮原慕氏族譜》，從中可以看出，這不是一般意義的宗族家譜，而是一部包含著重要的民族融合史資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的著作。

  首先，從內容上看，在《鎮原慕氏族譜》中記述了吐谷渾汗國立國三百五十多年的盛衰榮辱，吐谷渾汗國慕容家族敗落後，五代宋夏金時期慕容氏族及環州慕氏的重要活動和歷史影響，及明朝嘉靖年間環縣貢生慕永忠落居鎮原後五百年間鎮原慕氏的發展源流。

  《鎮原慕氏族譜》中關於吐谷渾汗國的歷史，與正史記載基本吻合，但也有與新舊《唐書》不太一致的地方。如在史籍《新唐書》中記載：“及諾曷缽至京師，帝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摸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久之，摸末死，主與次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闥盧摸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而《鎮原慕氏族譜》則根據《大周故青王墓誌銘》認為：“諾曷缽十七年四月，唐高宗以會稽郡王李道恩三女封金城公主許婚，至二十九年，慕容·忠十七歲時與金城公主完婚。”孰是孰非，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關於五代至兩宋時期環州慕氏的重要活動和歷史影響，在《鎮原慕氏族譜》中從各類史書中搜集了許多關於慕容氏人物的活動記錄，指出這一時期慕容氏多以武功顯赫，如慕容·延釗曾為宋太祖趙匡胤立下汗馬功勞。北宋慶曆年間，環慶路吐谷渾族人有兩萬餘戶，其中慕容氏族主要集中在環州，時為環州大姓，他們已簡姓慕氏，是當地蕃族的首領。宋朝宰相范仲淹在《種院使世衡神道碑》中說：宋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餘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慕容恩)與諸族酋長八百犒於麾下，與之衣物、繒彩以悅其意”，可見當時慕容氏在諸蕃人中的突出地位。

  兩宋時期，環州慕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如慕恩(慕容恩)、慕洧(慕容洧)等的歸屬問題，在宋夏、金夏的對峙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幾方面都在極力拉攏他們，實際上也是在拉攏慕容氏家族。以往人們所見到史書中講到環慶路的蕃族，如熟蕃、生蕃，往往認為就是東山党項族人或者唐朝時期留下來的吐蕃族人的後人，卻忽略了吐谷渾族人的活動。《鎮原慕氏族譜》的家族歷史追述，給了人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宋朝時期環慶路的吐谷渾族人，其數量和影響絕不亞於党項族人和吐蕃族人，人們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必須關注以慕容氏為代表的吐谷渾族人的活動。

  關於鎮原慕氏的發展源流，《鎮原慕氏族譜》從明嘉靖年間環縣貢生慕永忠出任鎮原縣教諭並落居鎮原講起，詳細記載了五百年來鎮原慕氏二十五世的滄桑歷程。其第三卷《氏族逸事》，從正史、家乘、碑銘及家族傳聞中總結出有關慕(容)氏宗族的三十七個歷史故事。我認為其中最有歷史價值的就是真實地記載了清同治年間陝西馬正和等人的回民軍隊在鎮原與慕氏家族的流血衝突的片段，在這次衝突中，慕壽祺的爺爺、叔父等七十六位慕氏族人死難。

  民國年間慕氏家族的著名人物為慕壽祺(公元1874～1947年)，字少堂，鎮原平泉古城山人，慕永忠的十八世裔孫，曾先後擔任甘肅省臨時議會議長、甘肅省長公署秘書長等職，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轉入學界，出任甘肅學院文史系教授，潛心教書和做學問，兼通文學、史地，著有《甘寧青史略》、《經學概論》等三十餘部書，其所撰著的《甘寧青史略》等，至今仍是人們研究西北歷史時不可遺漏的文獻，該書既有姓氏文化價值，又有民族史研究的價值。

  姓氏關係著歷史與血脈，祖先歷經的苦難和輝煌透過這血脈流傳到現代，從姓氏到家庭，從家庭到家族，從家族到家族文化。在家族文化裡，人們既可以閱讀到古往今來的政治、經濟、教育、道德，也可以瞭解到祖先的生存狀態、處世為人、價值觀念等。唐朝歷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書志》中提出：“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管之下”，將氏族志提高到史的地位。可以說，姓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縮影。

  隴東地區在歷史上處於農牧文化的交替地帶，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如義渠戎族、匈奴族、羌族、鮮卑族、党項族、吐蕃族等都先後在這個地區活動過，後來都實現了民族融合。從一定意義上講，隴東地區是民族融合的熔爐，但是融合後各民族後裔的去向卻一直不甚明白。有些家族即便略知自己的族源，也以曾是某個早已消失的民族的後裔為恥，不願意暴露自己的家族源流，這就給人們研究隴東民族的去留問題增添了困難，似乎隴東歷史上的少數民族，要麼遷移到別處了，要麼就是蒸發掉了。而《鎮原慕氏族譜》則公開承認自己是吐谷渾汗國的後裔，其勇氣可嘉。既然鎮原慕氏來源於環縣，而如今環縣木缽鄉等地也生活著大量的慕氏民眾，這些慕氏是否也可以認定是吐谷渾汗國的後裔呢?在《鎮原慕氏族譜》中，也給人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啟示，認為“木缽”即“慕缽”，是慕容·缽曷諾的縮寫形式。

  以人名命國名、地名，在吐谷渾汗國曆史中多有先例，如“吐谷渾”就是該部族最早的領袖的名字。所以說，《鎮原慕氏族譜》為人們進一步研究隴東歷史，揭開許多歷史難解之謎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該書對當代學術界的吐谷渾汗國研究提出了疑義。如一些民族學專家將吐谷渾汗國列為一個古代民族，在近年出版的《甘肅大詞典》中，也將吐谷渾汗國專列為一個民族來看待。學者慕思恭認為這是不妥的：其實“吐谷渾”只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時間較長的西北氏族王國，就族系而言，它仍然屬於慕容鮮卑的一個分支。

  總之，《鎮原慕氏族譜》為人們研究吐谷渾汗國慕容氏族源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開闊了人們的研究視野和思路。雖然有些提法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問題的提出與問題的最終解決具有同樣的價值，這些新觀點對於推進西北地區民族演變與融合歷史的研究，一定能產生積極的作用。

  2.吐谷渾汗國及其佛教：

  吐谷渾汗國所處的時代正值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和迅速發展時期，其周邊政權無不深受佛教的影響和滲透。由於南北對峙，中西交通孔道上的河西走廊因被北方政權據有而阻塞，吐谷渾汗國所控制的地區成為東晉、南朝與西域交往的要道，西域與中原的使者、商人、僧侶也往來其間。隨著僧侶和信徒的經過，吐谷渾汗國或多或少要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公元六世紀，隨著南北分裂局面的結束，絲路幹道重新回到傳統的河西走廊，但由於吐谷渾汗國特殊的地理位置，穿越吐谷渾汗國領地的青海古道，仍然與絲路貿易和佛教流傳有著重要關聯，吐谷渾汗國為佛教傳播繼續起著積極的作用。然而，有關吐谷渾汗國的佛教，正史中除南朝系史書有零星記述外，北朝系史書不見任何記載。今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除日本學者後藤勝、山名伸生從佛教美術的角度探討過吐谷渾汗國和成都佛教造像的關係，國內學者僅是附帶提及吐谷渾汗國自慕利延後期信仰佛教，很少有人對這一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系統的論述。

  關於佛教傳入吐谷渾汗國時間，在史籍《梁書·西北諸戎傳》中關於吐谷渾汗國傳入佛教的記載十分明確：“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

  從記載上看，吐谷渾汗國確曾信仰佛教。這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承認。但佛教從什麼時候開始傳入吐谷渾汗國，卻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據這條記載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吐谷渾汗國在拾寅時代開始有佛教。並且，吐谷渾汗國貴族也是在這個時候由移動篷帳生活開始轉向城郭屋宇生活。第二種，拾寅時代以前吐谷渾汗國已有佛教。

  透過其他材料的佐證，拾寅時代吐谷渾汗國“國中有佛法”，應該沒有問題。拾寅是吐谷渾汗國的第十二代可汗，在位時間為公元452～481年。關於拾演敬慕佛教，在史籍《高僧傳·玄暢傳》中也有記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往涼州出家……後遇玄高，事為弟子……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以八月一日達於揚州……宋文帝深加嘆重，請為太子師，再三固讓……遷憩荊州，止長沙寺……迄宋之季年……西適成都……至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後山，遂有終焉之志……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剎立寺，名曰齊興……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荊、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汗國主，遙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齊建元元年是公元479年，這段文字記述的是拾寅死前二年的事情，因此，“河南吐谷渾汗國主”指的當是拾寅。

  認為拾寅時代以前吐谷渾汗國已有佛教，主要是依據史籍《高僧傳·慧覽傳》中的一段記載：“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缽，乃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於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汗國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遣使並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慕延是拾寅前一代可汗，也即史籍《魏書》、《北史》中記載的慕利延，在位時間公元436～452年。慕利延在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被宋文帝冊封為河南王，嫡子為左將軍、河南王世子。這位世子與瓊字形相近，和瓊當為同一人。所立寺院稱左軍寺，蓋因為左將軍之意。拾寅是慕利延從兄弟之子，在史籍《北史·吐谷渾汗國傳》中記載：“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罽賓。遣使通宋求援……七年，遂還舊土”。這裡的七年當指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吐谷渾汗國的這次入侵雖然時間不長，但卻給於闐造成極大的破壞，在藏文版的史籍《于闐國史》中，記述了拾寅所率吐谷渾汗國人當時殺人如麻，致使人民減半，佛教寺院也大半被毀。

  于闐，是當時西域地區信仰佛教的國度，由於慕利延大肆殺戮佛教徒、毀壞寺院，因此持慕利延時代吐谷渾汗國開始接受佛教之說的學者一般認為，吐谷渾汗國是在慕利延返回故地後經過慧覽的一番教化才信仰佛教的，恝覽經由吐谷渾汗國的時間當在公元446～452年之間，而學者唐長孺則推測，慧覽過吐谷渾汗國的時間在戰禍之前。

  唐長孺的考證是有道理的：

  其一，經過如此慘烈的戰爭，慧覽即使在今後幾年也很難在罽賓、于闐從容求法授戒。

  其二，慕利延在於闐燒燬佛寺、殺戮佛教徒之後，慧覽會不會冒著生命危險到吐谷渾汗國傳教?這實在大可懷疑。

  其三，作為《高僧傳》這樣一部書，對於毀佛這種事件是不會忽視的，而從《慧覽傳》上看，卻絲毫沒有經歷這場戰亂和痛惜佛教受損的筆墨。

  基於這三點，人們把慧覽路過吐谷渾汗國的時間確定在慕利延敗退于闐之前，即在北魏太延五年～太平真君五年之間(公元439～444年)。而這也就是吐谷渾汗國開始正式接受佛教的時間。至於慕利延為什麼先允許世子接受佛教，並在蜀建立左軍寺，後來卻又在於闐毀滅佛寺，這一點將在下文中加以解釋。

  佛教有否可能更早傳入吐谷渾汗國?從現有材料上看，這種可能性不大。在史籍《高僧傳·慧叡傳》中記載：冀州出身的僧人慧叡，“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彌志。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鳩摩羅什)諮廩。後適京師，止烏衣寺……叡以宋元嘉中卒。”

  按龜茲國佛教高僧鳩摩羅什於東晉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歲末被後秦迎至長安，尊為國師，卒於東晉義熙九年(公元413年)。如此，慧叡去長安的時間當在這期間，他西行歸國的時間絕不會晚於東晉義熙九年(公元413年)。至於他何時路過吐谷渾汗國，雖無具體時間可考，但可以其他旁證材料加以推斷。東晉高僧法顯於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從長安出發沿陸路西行求法，歷經十餘年，也就是在東晉義熙八年(公元412年)取海道返國。

  慧叡往返的路線雖然不詳，但他遊歷諸國，到達了南天竺界，所需時間長短應與法顯大致相當，而他歸國的時間要比法顯早許多，由此可知，他西行求法的時間應在(公元399年)以前。根據慧叡的經歷推算，他在蜀西界的遭遇有可能發生在視羆時代(公元390～400年)前後。蜀的西界很早成為吐谷渾汗國的勢力範圍，在史籍《魏書·吐谷渾汗國傳》中記載：“吐谷渾汗國遂徙上隴，止於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裡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昂城，即今四川西北的阿壩。龍涸，今四川西北的松潘。慧叡經過時那裡還不識僧人，說明視羆時代前後佛教可能在吐谷渾汗國尚未流傳。

  從文獻記載上看，吐谷渾汗國開始接受佛教似乎是因為慧覽路經吐谷渾汗國，經過教化，他的德行學問贏得了王室的敬重。其實，從吐谷渾汗國的發展史看，這一時期接受佛教並非偶然。吐谷渾汗國原為遼東慕容鮮卑的一支，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單于涉歸庶長子吐谷渾汗國率所部從慕容鮮卑中分離出來，西遷至今內蒙陰山。西晉永嘉末，又從陰山南下，至隴西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北，然後子孫相繼，向南、北、西三面開拓疆域，統治今甘肅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吐谷渾汗國孫葉延時，仿效漢族帝王傳統，以其祖之名為氏，亦為“國號”，初步形成了一套簡單的管理國家的政治機構。從此，吐谷渾汗國亦由人名而為姓氏、族名，乃至國名。從吐延建立政權至阿豺時代(公元417～426年)，是吐谷渾汗國逐漸發展階段。當時吐谷渾汗國北部先後建立有前涼、前秦、後涼、西秦、南涼、北涼、夏等政權，為了能立足於強悍的群羌之地，在十六國、南北朝群雄割據、政權更替頻仍的情況下，吐谷渾汗國積極利用各種矛盾，周旋於強國之間，努力發展自己。吐谷渾汗國與北方其它政權發生關係是從碎奚時代(公元351～375年)開始的。當時前秦勢力向西發展，為不殃及自己，碎奚向苻堅遣使獻物，被苻堅拜為安遠將軍漒川侯。西秦對吐谷渾汗國的威脅最大，為了北境的安寧，視連、視羆在位期間時而被迫向西秦稱臣納貢，時而與之兵戎相見。西秦拜視連為沙州牧、白蘭王。樹洛乾和阿豺兩代可汗不僅從西秦手中收復失地，而且擴土發展。阿豺時又遣使劉宋，欲聯宋抗秦，被封為澆河公。慕利延兄慕璝為可汗(公元426～436年)時，吐谷渾汗國由發展進入興盛時期。他通劉宋，被授隴西公，據史籍《魏書·吐谷渾汗國傳》記載：“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眾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眾轉盛。”慕璝與北涼國沮渠·蒙遜、胡夏國赫連·定以及劉宋政權聯合抗禦西秦國。

  西秦永弘四年(公元431年)，赫連·定滅西秦，旋為慕璝擊潰擒獲並送北魏都城平城，慕璝因此被北魏封為大將軍、西秦王。透過一系列戰爭，吐谷渾汗國佔據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擴充套件了統治地域，其東北部抵達隴西一帶，擁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涼州的一小部分，獲得了西秦、夏兩國的大量人口和財物，乞伏氏、赫連氏後成為吐谷渾汗國統治集團的組成部分。吐谷渾汗國從此進入強盛時期，並與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聯絡。需要指出的是，吐谷渾汗國鄰近的這些政權大都篤信佛教，許多高僧在那裡講經弘法並被崇為國師或軍國顧問，聲名遠揚，吐谷渾汗國不可能沒有受到影響。尤其是慕璝的領土擴充套件，將許多佛教的勢力範圍納入吐谷渾汗國的統治之中。如隴西秦州，為西秦的領土，公元五世紀初佛教在隴西地區已相當興盛，至今遺存的永靖炳靈寺和天水麥積山石窟都有西秦時的繪畫和雕塑。在麥積山，與慧覽俱以寂觀見稱的禪宗高僧玄高等當時在那裡修行，據史籍《高僧傳·玄高傳》的記載，山上有徒眾百餘人。涼州作為魏晉以來河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更是佛教向東傳播的主要地區。據史籍《魏書·釋老志》記載“涼州自張軌以來，世信佛教”，鳩摩羅什居涼州十六年(公元385～401年)，那裡有著深厚的佛教基礎。如此廣泛、濃厚的佛教氛圍，必然會對吐谷渾汗國產生影響。因此以慧覽為契機，慕利延時代開始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吐谷渾汗國中的佛教性質，卻有許多矛盾的現象令人費解。

  慕延世子瓊等既然接受了佛教，為什麼在蜀為慧覽立左軍寺?無獨有偶，據史籍《梁書·西北諸戎傳》中另一條吐谷渾汗國與佛教有關的記載是“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伏連籌為什麼不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建塔立寺，卻要在梁朝的益州建一座九層佛寺呢?

  首先這不是由於建築技術上的原因。吐谷渾汗國雖然一直保持著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性，有城郭而不居，有屋宇而雜以篷帳，但畢竟建有城郭、屋宇。拾寅時開始築宮殿，“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子弟王者也由移動篷帳生活開始轉向城郭屋宇生活。此外，慕璝召集的秦涼亡業之人，應該是一些漢族人生產者，而且很多應該是佛教徒。因此，吐谷渾汗國應該具備獨立建立寺院的能力。不在自己的領域建塔立寺，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使然。

  魏、晉時期，進入中原的各族，因與漢族人接觸，在文化上、社會經濟上都在不斷漢化，胡族上層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因此，他們建立的政權很快接受了佛教。而吐谷渾汗國很早從慕容鮮卑中分離出來，漢化較淺。據史籍《洛陽伽藍記》中記述北魏僧人宋雲、惠生在伏連籌時代(南梁天監十七年，公元518年)去西域取經，取道吐谷渾汗國，他們描述當時吐谷渾汗國的語言文字同於北魏，流行漢語，但“風俗政治，多為夷法”。

  1960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兩次對位於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渾汗國晚期都城伏俟城進行了調查研究，探明伏俟城由內城和郭城組成。郭城呈長方形，東西寬一千四百米，北垣被切吉河沖毀，長度不明，城垣有礫石壘砌。內城在郭城西部，方形，邊長約二百米。牆無雉堞，僅東牆正中開門。宮殿遺址可能建在位於城內偏西北處發現的邊長為七十米的方形臺基處。城門和宮殿皆東向，可能是沿襲鮮卑“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的舊俗。地面遺蹟稀少，反映了吐谷渾汗國後期仍然過著遊牧為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吐谷渾汗國統治的區域，原本羌、氐聚居之地，在史籍《後漢書·西羌傳》中記載：“河關(今甘肅蘭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在典籍《禹貢》中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今新疆吐魯番)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可見，漢朝時期西羌也是以遊牧經濟為主。因這裡地處險遠，漢族勢力直到西漢中期才剛進入，開發也主要集中在自然條件好的河湟流域，尤其是湟水地區。

  根據青海省考古普查資料看，漢代遺址墓葬在湟水流域有四百餘處之多，而在黃河流域的卻不足十處，而且主要分佈在化隆、循化兩縣的黃河兩岸。由此推論聚居在這裡的羌、氐各族受漢文化影響是十分有限的。吐谷渾汗國吸收了文化並不是很先進的羌、氐各族，使他們成為主要部民，自然在文化上、社會經濟上不能同在漢民族聚居地區建立的民族政權相提並論。因此，由於這種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對史籍《梁書》中“國中有佛法”一句就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吐谷渾汗國也像當時的其它政權那樣廣泛信仰佛教，合理的解釋是吐谷渾汗國自慕利延時代起雖受到了佛教的浸染，但對佛教的接受是有限的。吐谷渾汗國的宗教信仰仍然主要是原本原始的巫術，即遇事占卜，敬鬼神，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巫術是漠北匈奴和鮮卑等北方遊牧民族傳統的信仰，在史籍《高僧傳·曇霍傳》中記載，南涼建和二年(公元401年)，高僧曇霍來到河西鮮卑建立的南涼傳教，南涼國主之弟耨檀說：“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於是，為證明佛道神明，曇霍幽閉七日不食，毫無飢渴之色，耨檀才厚加敬仰，改信皈依。正因為吐谷渾汗國接受佛教的程度有限，所以前述慕利延一方面認可世子瓊向南朝宋遣使並出資為慧覽在益州建寺，而當他侵入于闐這個佛教之國時，不僅屠戮人民，對佛教寺院也毫不留情。

  佛教又有像教之稱，立寺建塔、開窟造像在吐谷渾汗國周邊地區曾蔚然成風，至今遺留下許多當時的佛教美術遺蹟。然而，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和筆者對青海地區進行過的實地調查，青海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遺存很少，所有遺蹟也主要分佈在西寧及以東的農業地區，這也反映了吐谷渾汗國佛教並不興盛的狀況。

  吐谷渾汗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本身遊牧經濟為主的特點，決定了它勢必與內地的其它政權發生密切的聯絡。慕利延和伏連籌都選擇在南朝統治下的益州地區建塔立寺，與其說是由於仰慕佛教，不如說是以此作為一種外交手段，來加強與對佛教極為重視的南朝之間的良好關係。

  吐谷渾汗國作為地處邊疆較為弱小的政權，為了自我保護和獲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兩大政權均遣使稱臣，接受封號，但與北朝的關係是時戰時和，而與南朝一直和平友好，從未發生過戰爭。東晉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東晉王朝滅亡，南朝劉宋政權建立，吐谷渾汗國正當阿豺在位。他兼併氐、羌，拓土至龍涸、平康，和劉宋西邊的益州接壤。由於從龍涸沿岷江而下，就可到達蜀郡的中心成都，這條經青海通往巴蜀之路，被稱為青海古道中的“河南道”，當時西域、柔然與南朝往來皆經此途徑。阿豺在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開始遣使通宋，獻方物，此後交往不斷。據周偉洲先生《吐谷渾汗國史》中的統計，吐谷渾汗國向劉宋遣使計二十次，向南齊遣使一次，向蕭梁遣使九次。

  南朝宋嘉元二十二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王朝出兵攻擊慕利延，致使其敗走于闐。次年雖返回故土，但慕利延懼魏軍再至，於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向宋遣使並上表“……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儁門”，請求保護。南朝宋太祖不僅賜以牽車，而且同意“若虜(指北魏)至不自立，聽入越儁”，可見雙方關係之密切。以上僅是見於文獻記載的，沒有記載的肯定還有。吐谷渾汗國在南朝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最後一次向南朝遣使後，可能由於侯景之亂後梁朝諸王混戰，生產凋敝，尤其是西魏政權在南朝梁承聖二年(西魏二年，公元553年)佔取益州之後，吐谷渾汗國與之交惡，所以入梁朝貢的交通也就基本被阻斷了，以至直至陳朝的史籍中都不再有關於吐谷渾汗國的記載。

  吐谷渾汗國向南朝遣使獻方物，一方面要表示名義上的臣屬關係，另外是為貿易往來。所獻方物也是投其所好，聯絡感情，以換取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眾所周知，自東晉以來南方許多帝王名士積極倡導佛教，梁武帝蕭衍還以護法人主自居，親自登壇講演佛理，使南方佛教之盛達到頂點。吐谷渾汗國遣使並攜帶資財要求南朝君主同意在他們領土內的益州建塔立寺，其實和投其所好貢獻方物性質是一樣的，而且有什麼方物比這樣修功德更贏得人心呢。為表示對華夏文化的虔敬，梁大同六年誇呂可汗遣使，還向梁武帝“求釋迦像並經論十四條”，梁武帝“敕付像並制旨涅磐、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以這樣的方式和南朝交好，並非只有吐谷渾汗國。高昌沮渠政權為了對抗北魏，曾四次遣使劉宋，據唐長孺先生考證，其所行的路線都經過吐谷渾汗國境內，所攜帶敬獻的方物，其中一次就有在中原尚未獲見的佛經《毗婆沙論》。

  選擇益州建塔立寺也非偶然。益州的中心地成都自西漢起就是僅次於長安的大都市，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南北朝時期為劉宋、南齊和蕭梁所領有，南朝梁承聖二年(公元553年)，尉遲迥率西魏軍奪蜀，從此歸入北朝的統治。由於地理上的便利，吐谷渾汗國與益州的關係尤為密切。據史籍《梁書·河南傳》的記載，伏連籌在南朝梁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十五年(公元516年)迭獻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

  不僅如此，河南道在南北朝時期成為南朝與柔然以及西域往來的重要通道。在史籍《南齊書·州郡志》中記載：“益州，鎮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據史籍《南史·蕭紀傳》中的記載：蕭紀在南朝梁大寶二年(公元551年)僭號於蜀之前，曾經“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儁，西通資陵、吐谷渾汗國。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益州特別是成都地區不僅商業繁盛，文化昌達，佛教也十分興盛。從考古發現看，以成都為中心有許多當時的佛教造像出土，僅毀於唐武宗廢佛之厄的位於成都市西門外萬佛寺遺址就已陸續出土宋、梁、北周和隋唐造像二百餘軀，所以吐谷渾汗國在益州建寺立塔即迎合了當地的佛教氛圍，同時也在那裡為宣傳自己建立了一個視窗。

綜上所述，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吐谷渾汗國對佛教的傳播有過積極的貢獻，同時佛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吐谷渾汗國。可以肯定，至少在慕利延時代，佛教傳入了吐谷渾汗國。不過，由於自然和人文環境的限制，吐谷渾汗國對佛教的接受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這在史籍《梁書》中記載的“國中有佛法”，只是說明了吐谷渾汗國受到佛教的影響，並不能因此將其信仰佛教的程度與當時周邊的其他政權相提並論。而史料中關於吐谷渾汗國在益州建塔立寺的記載，則更多地是吐谷渾汗國利用佛教與南朝親善的一種外交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