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王確立的法治，賞賜足以鼓勵善行，威嚴足以制服暴亂，措施足以保證法制完全貫徹下去。太平盛世的臣子，功勞多的地位尊貴，出力大的賞賜優厚，竭盡忠誠的名聲得以樹立。好事物就像春草層出不窮，壞事物就像秋葉枯萎凋謝，所以民眾奮勉竭力，樂於盡忠，這就叫君臣相宜。君臣相宜，所以能使出力的人自覺地服從法度竭盡全力，務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樣；戰士們出生入死，情願像勇士孟賁、夏育那樣；維護法治的人都懷有忠貞之心，抱定伍子胥盡忠守節那樣的獻身精神。出力的人都像任鄙，戰士們都像孟貪、夏育，維護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無憂而確保國家政權的原則也就完備了。
古代善於守道的君主，用重刑禁止輕罪，用人們不敢違反的法令制止人們容易犯的罪行，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法，盜蹠和曾參、史朗都一樣廉潔。根據在哪裡呢？貪婪的盜賊不去深澗拾金，因為去深澗拾金，身體就難·以保全。孟賁、夏育不估量敵情，就得不到勇武的名聲；盜蹠不預計可行性，就不能獲利。明君掌握禁令，孟賁、夏育在不該取勝的地方去取勝，就要受到制裁；盜歷在不該竊取的地方去竊取，就要受到懲罰；所以能禁止孟賁、夏育在不該取勝的地方取勝，防止盜蹠在不該竊取的地方竊取。這樣一來，強暴的人就得小心了，奸邪的人就得改邪歸正了。強暴的人小心了，大盜賊正派了，天下就會公正太平，民眾的思想也就歸於正道了。
君主背離法治失掉人心，即使遇上像伯夷那樣清廉的人都會有危險，更難避免田成、盜蹠這類人的禍害了。為什麼？如今天下沒有一個伯夷，而奸人在社會上不斷出現，所以要確立法律制度。堅決按照法制標準辦事，那麼，不但伯夷不會改變好行為，而且盜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法制分明，賢人不能攫取不賢的人，強的不能侵擾弱的，人多的不能欺負人少的。把天下置於堯的法令管制中，忠貞的人就不會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難存僥倖心理。把幹金置於后羿的神箭保護下，伯夷就不會丟失了，盜蹠也不敢竊取了。堯懂得不放過壞人，所以天下沒有奸邪；拜技藝高超、箭不虛發，所以幹金不會丟失。這樣一來，奸人就活不長了，盜蹠也不敢再活動了。這樣一來，亂臣賊子，暴君賢臣，就都不會出現了。所以書籍裡就不會記載宰予，不會提到六卿，也不會記載伍子胥，不會提到夫差了，孫武、吳起的謀略就會被廢棄，盜蹠的賊心也會被收伏。君主在王宮裡過著甘食美衣的生活，再不會結下怒目切齒的仇恨，遭到篡權顛覆的災難；臣下在都城中垂衣拱手，無憂無慮，再不會遭到意外的災禍，激起強烈的怨恨。制服老虎而不用籠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杜絕虛假而不用符信，這是孟賁、夏育感到擔心的，也是堯、舜感到為難的。所以設下籠子，不是用來防備老鼠的，而是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立下法度，不是用來防備曾參、史紹的，而是為了使庸君也能禁止盜蹠；製作符信，不是用來防備尾生的、而是為了使大家不再互相欺詐。不要只依靠比干那樣的誓死效忠，也不要幻想亂臣會不行欺詐；而要依靠能使怯懦的人制服老虎的籠子，把握住能使庸君容易保住政權的法令。處在現在這個時代，為君主盡忠思慮，為天下造福的法寶，再沒有比上述這些更符合長遠利益了。所以做君主的沒有亡國的前途，忠臣沒有殺身的危險。知道尊法必賞，所以能使人們根據法制竭盡全力，誓死忠於職守。縱有孟賁、夏育一樣勇猛的脾氣，人們也不敢輕易地去送死；縱受盜蹠一樣貪心的迷惑，人們也不會為了財物去喪生；達到了這樣的境界，確保政權穩固的原則就算完備無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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