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老朋友行私被稱為不遺故舊,把公家財產分送給人被稱為仁愛的人,輕視利祿看重自身被稱為君主,違反法制偏袒親屬被稱為品行好,放棄官職看重私交被稱為俠義,逃避現實避開君主被認為清高傲世,私鬥不休違抗禁令被稱為剛直好漢,施行恩惠籠絡民眾被稱為得民心。不遺故舊,官吏就會行奸;做仁愛的人,國家財富就有損失;做君子,民眾就不聽使喚;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壞;講俠義,官職就會出現空缺;清高傲世,民眾就不侍奉君主;做剛直好漢,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會遭到孤立。這八種名聲,是個人的私譽,君主的大禍。與這八種相反的,則是個人的惡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對於國家的利害關係,而採納個人的私譽,要想國家沒有危亂,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麼人辦事,是國家存亡治亂的關鍵。沒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沒有一次任用不是失敗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權有勢。聰明人未必可靠,只因為讚賞他的智辯,就以為他們可靠而加以任用。憑聰明人具有的計謀,再加上處在有權有勢的地位而去幹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會受到欺騙。因為聰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們處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謀,僅由於覺得他們品德純潔,就以為他們有智謀。這種人以愚夫的糊塗,處在治理國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為是地處理問題,政事必然要被搞亂。所以沒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聰明,人的話,君主就受欺騙;任用老好人的話,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亂。這就是沒有政治手腕導致的禍患。明君的治國原則是,地位低的能夠議論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屬不告發則同罪;用檢驗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聽偏信;所以聰明人無法弄詐行欺。按功行賞,量才授職,分析事情的起因來考察官吏的過失,有過錯的人給予處罰,有才能的人給予賞賜,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擔任政事了。聰明人不敢行騙,愚蠢的人不得決斷,政事就沒有失誤了。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曉的東西,不可用來作為法令,因為民眾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賢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來作為法律,因為民眾不都是賢能的。楊朱、墨翟是天下公認明察的人,但他們想整頓亂世,終究卻找不到解決的辦法;他們的學說雖屬明察,卻並不能作為官方的法令。鮑焦、華角是天下公認賢能的人,鮑焦抱木而死,華角投河自盡;他們雖屬賢能,卻並不能成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這方面竭盡巧辯;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這方面全力去幹。當代君主把沒有實際功效的行為認為可尊,而想求得國家的富強,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樣知識淵博、機智巧辯的人,但他們不從事耕作,國家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像曾參、史鮑那樣講究孝道、清心寡慾的人,但他們不參加打仗,國家能得到什麼利益呢?個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給養充足,不做官而聲名顯赫,這是私利;廢除私學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賞,這是公利。一方面設定法令來引導民眾,另一方面卻又推崇私學,民眾就會對遵守法令產生懷疑;一方面獎賞功勞。來鼓勵民眾,另一方面卻又祟尚修身養性,民眾就會懶於耕戰。推崇私學而使法令受到懷疑,崇尚修身養性而使論功行賞出現雙重標準,要想求得到國家的富強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儀仗兵器,敵不過大刀長矛;講究升降轉身繁瑣禮儀,其效用難以和日行百里計程車卒訓練相提並論;奏著《狸首》樂章而演習射靶的儀式,比不上硬弓勁射的真功夫;捍衛城邑、抗拒衝車的防禦戰術,比不上透過地道水灌煙燻的進攻戰術。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競爭,中世的人在智謀上角逐,現在的人在力量上較量。古時候事少而設施簡單,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殼做的除草農具和簡陋的手推車。古時候人少而互相親愛,物品豐富而輕視財利、容易謙讓,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讓給別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麼他們行禮謙讓,推祟仁慈恩惠,稱道仁義忠厚,就都屬於原始的政治措施了。處在多事的時代,卻仍用少事時代的簡陋器具,這不是聰明人該奉行的路線;處在大爭的社會,卻仍遵循禮讓不止的老規矩,這不是聖人治理國家的方法。所以聰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車,聖人不採用手推車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來制約事務的,事務是用來顯示功效的。設立法制如有困難,考慮到雖有困難但能成事,則應予設立;事務既成而有害處,考慮到雖有害處但功大幹過,則應予實施。不遇到困難的法制,不伴隨害處的事功,天下是沒有的。因此攻克周長千丈的大都城,擊敗十萬之眾的敵軍,儘管我方傷亡人數達到三分之一,武器裝備嚴重受損,士卒傷亡慘重;但仍然要慶賀打了勝仗,獲得疆土。其原因正在於考慮到了代價小而獲利大。洗頭總有脫髮,開刀總會流血傷肉;要是有人看到這點難處,就放棄洗頭治病,便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先聖說過這樣的話:“圓規再精確也會存在誤差,水面再平靜也會存在波紋。我想改變這種狀況,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通曉權衡利弊的說法。因此主張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實際的,言論有詞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諸實施的。所以聖人不強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論,而致力於那些無可更易的事務。人們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並不是因為他們正直廉潔,不追求財利,而是因為量器本身不能給人增多或減少財物,衡器本身不能給人加重或減輕財物,對它們有要求並不能得到什麼;所以人們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國家,官員不敢違反法禁,吏屬不敢謀取私利,人們不用財物進行賄賂活動,這樣,國內的事務就會都像衡器、量器一樣公正無私了。這樣,大臣中幹壞事的就一定會被察覺,察覺了的就一定給予懲罰。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尋求廉潔的官吏,而致力於一定能察覺臣下奸邪行為的方法。
慈母對於幼子的愛是任何其他的愛都無法超過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為,就得讓他受老師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讓他就醫治療。不受老師管教,就會犯法受刑:不就醫治療,就會臨近死亡。母子之間的天性,是愛;君臣之間慮的,是近利遠害。母親尚且不能用愛來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愛來維護國家呢?明君通曉富國強兵的辦法,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處理政事,就是富國強兵的方法。君主應該嚴明法令,明察計謀。法令嚴明,內部就沒有動盪叛亂的禍患;計謀得當,對外就沒有國破為虜的災難。所以保全國家不是靠的仁義道德。講究仁義道德,也就是要博愛慈惠並輕視財利;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殘忍並輕易殺伐。博愛慈惠,就不會下狠心;輕視財利,就樂善好施。心地殘忍,憎惡態度就會在下屬面前暴露;輕易殺伐,就會胡亂地屠戮無辜。不下狠心,就會赦免許多該受處罰的人;樂善好施,就會賞賜許多沒有功勞的人。憎惡態度表露出來,就會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亂地屠戮無故,民眾就會背叛君主。所以仁人處在君位上,臣下就會胡作非為而輕易犯法,以僥倖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處在君位上,法令就會妄行,君臣就會離心離德,民眾就會怨聲載道而產生叛亂心理。所以說:仁愛和殘暴,二者都能導致國家滅亡。
不能提供豐盛食品而去勸餓人吃飯,不算是能救活餓人的人;不能開荒種地生產糧食而去勸君主施捨賞賜,不能算作造福民眾的人。當今學者高談闊論,其主張不是要致力於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只知道稱引虛假的聖人來取悅民眾,這就等於是憑空勸人吃飯之類的說教了。憑空勸人吃飯的說教,明君是不接受的。
書的內容太簡約,弟子就會發生爭論;法律條文太省略,民眾就會爭論不休而輕慢不拘。因此聖人著書一定觀點鮮明,明君立法一定詳盡規定所要裁斷的事情。竭盡思慮,估量得失,聰盼人也感到困難;不動腦筋,根據已有的法律條例來責求當前事務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明君採用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途徑,不採用聰明人也感到困難的途徑,所以不用費心費力,國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鹹淡究竟如何,如果不親自用嘴品嚐而取決於主管飯食的官員,廚師們就會輕視君主而尊重小官了。音樂的高低清濁,如果不親自去聽作出判斷而取決於主管樂隊的官吏,奏樂的盲人們就會輕視君主而尊重樂官了。治國的是非得失,如果不透過政治手段來判斷而取決於寵臣,臣下就會輕視君主而尊重寵臣了。君主不親自了解政事,而讓臣下來決斷一切,自己就會變成寄食在國內的客人了。
假使人們不吃不穿而不餓不冷,又不怕死,就沒有待奉君主的願望了。意願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無法加以支使。如果讓生殺大權落到大臣手裡,而君命仍得貫徹執行的,那是從來沒有過的。虎豹不用它的爪牙,就會和小家鼠的威風無異;擁有萬貫家財的人不使用他雄厚的資產,就會跟看門人一樣貧窮。擁有國土的君主,喜歡某人而不能給他好處,憎惡某人而不能給他處罰;要想求得別人畏懼並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臣子隨心所欲被說成是俠,君主隨心所欲被說成是亂;臣下輕慢君主被說成是驕,君主輕視臣下被說成是暴。這兩種行為實質是相同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稱譽,君主因此遭到誹謗。臣子得到很多好處,君主卻要蒙受重大損失。
在明君的國家裡,有貴臣而沒有重臣。所謂貴臣,就是爵位尊貴而職務高的官員;所謂重臣,就是主張被君主採用、勢力又大的臣子。在明君的國家裡,升官晉級,賜予爵位,根據都在於他們的功勞,所以就有貴臣出現;而對於那些言行不一、弄虛作假的人,必然地給予重罰,所以就沒有重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