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難一

  一

  晉文公準備和楚軍作戰，召來舅犯詢問說：“我準備和楚軍作戰，敵眾我寡，怎麼辦？”舅犯說：“我聽說，講究禮儀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戰場上兵戎相見。不嫌欺詐多。您還是使用欺詐手段罷了。”文公辭退舅犯，又召來雍季問道：“我準備和楚軍作戰，敵眾我寡，怎麼辦？”雍季回答說：“焚燒樹林來打獵，能暫且多獵取些野獸，以後必定再獵不到野獸；用欺詐的手段對待民眾，暫且能得到一時的利益，以後民眾就不會再上當了。”文公說：“好。”辭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謀略和楚軍作戰，結果打敗了敵人。回來後用封爵行賞，先賞雍季而後賞舅犯。群臣說：“城濮的勝仗，靠的是舅犯的計謀。採用了他的計謀，卻把他擺在後面，行嗎？”文公說：“這不是你們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張是權宜之計，雍季的主張才是符合長遠利益的。”孔子聽到後說：“晉文公稱霸是完全應該的啊！他既懂得權宜之計，又懂得長遠利益。”

  有人說：雍季的回答沒有針對文公的提問。凡是回答問題，要根據問題的大小緩急而作相應的回答。提的問題博大。卻用狹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現在文公問的是“以少敵眾”，回答卻是“以後一定不再上當”，這不是針對問題作出的回答。再說，文公也不懂得權宜之計，又不懂得長遠利益。打仗如果取勝，就會國家安全，君位穩定，兵力強盛，威勢確立，即使以後能出現同樣情況，也不會比這次勝利獲益更大的了，還擔心什麼長遠利益不來呢？打仗如果不勝，就會國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滅，想免除眼前的災難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去等待長遠利益呢？期待長遠利益，在於今日戰勝敵軍；今日的勝利，在於對敵人使用欺詐手段；欺詐敵人，不過是為了長遠利益罷了。所以說，雍季的回答沒有針對文公的提問。再說文公又沒有理解舅犯的話。舅犯所說“不嫌欺詐多”的話，不是指欺詐民眾，而是指欺詐敵人。敵人，是要討伐的國家，以後即使不再上當，又有什麼損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賞雍季，是因為他有功嗎？然而用來戰勝楚國打敗楚軍的，卻是舅犯的計謀。是因為雍季說得好嗎？然而雍季說“以後不再上當”，這表明他並沒有講出什麼正確意見。舅犯則已經兼有功勞和正確的意見。舅犯說：“講究禮儀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誠，是用來愛護下屬的；信義，是用來不欺騙民眾的。已經注意到既愛護下屬又不欺騙民眾，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話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張採用欺詐手段，因為這是戰爭汁謀。舅犯前有正確的言論，後有戰勝的功勞，結果，舅犯兼有二功卻排在雍季後面，雍季沒有一點功勞卻排在前面受賞。“文公稱霸不也是很應該的嗎？”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確行賞的。

  二

  歷山一帶的農民相互侵佔田界，舜到那裡種田。一年後，各自的田界都恢復了正常。黃河邊的漁夫相互爭奪水中高地，舜到那裡打魚，一年後，大家都禮讓年長的人。東夷的陶工製出的陶器質量粗劣，舜到那裡製陶，一年後，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讚歎說：“種田、打魚和製陶，都不是舜的職責，而舜前去幹這些活，是為了糾正敗壞的風氣。舜確實仁厚啊!競能親自吃苦操勞而使民眾都聽從他。所以說，聖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問儒者說：“當此之時，堯在哪裡？”儒者說：“堯在做天子。”“既然這樣，孔子說堯是聖人又該如何解釋呢？聖人處在君位上，明察一切，會使天下沒有壞風氣。如果種田的、打魚的沒有爭執，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們呢？舜去糾正敗壞的風氣，又證明堯有過失。認為舜賢，就是否定堯的明察；認為堯聖，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對。楚國有個賣矛和盾的人，誇他的盾說；‘我的盾最堅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刺穿它。’又誇他的矛說；‘我的矛最銳利，沒有什麼東西刺不穿的。’有人說：‘拿你的矛來刺你的盾，會怎麼樣呢？’賣矛和盾的人就無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沒有什麼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現在堯和舜不能同時稱讚，是同上面講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時存在有著同樣道理的。再說舜糾正敗壞的風氣，一年糾正一個過錯，三年糾正三個過錯。像舜一樣的人為數有限，人的壽命有限，而天下的過錯卻沒有休止；以有限的壽命對待沒有休止的錯誤，能糾正的就很少了。賞罰能使天下人必須遵行，命令說：‘符合條令的賞，不符合條令的罰。’法令早上下達，過錯傍晚就糾正了，法令傍晚下達，過錯第二天早上就糾正了；十天之後，全國都可以糾正完畢，何苦要等上一年？舜還不據此說服堯讓天下人聽從自己，卻要親自操勞，不也是沒有統治辦法嗎？況且那種自身受苦感化民眾的做法，是堯、舜也難以做到的；據有勢位而糾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棄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堯、舜都難以實行的辦法，是不能說他懂得治國之道的。”

  三

  管仲有病，齊桓公前去探望，詢問說：“您病了，萬一不幸壽終死去，有什麼話準備告訴我？”管仲說：“您就是不問我，我本來也要告訴您的。希望您趕走豎刁，除去易牙，遠離衛公子開方。易牙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沒吃過，易牙就把自己兒子的頭蒸了獻給您。人之常情沒有不喜愛自己兒子的，現在易牙不愛自己兒子，又怎麼能愛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歡女色，豎刁就自己施行宮刑，以便管理宮女。人之常情沒有不喜愛自己身體的，豎刁連自己身體都不愛，又怎麼能愛您呢？衛公子開方侍奉您十五年，齊國和衛國之間要不了幾天的行程，開方丟下自己母親，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連自己母親都不愛，又怎麼能愛您呢？我聽說：‘弄虛作假的不會長久，掩蓋虛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遠離這三個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話去做。等到桓公死後，蛆蟲爬出門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說：管仲用來面告桓公的話，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說的話。要除去豎刁、易牙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慾望。管仲說“不愛自身，又怎麼能愛君主”，那麼臣下有拼死出力來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會任用了。他會說“不愛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麼能愛君主”。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況且用不愛自身來推斷他不愛君主，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為公子糾而死來推斷管仲不能為桓公而死，這樣管仲也在應當除去的範圍之內了。明君的原則不是這樣，他會設定臣民所希望的東西來求得他們立功，所以制定爵祿而鼓勵他們；設定臣民所厭惡的東西來禁止奸邪行為，所以建立刑罰來威懾他們。獎賞守信而刑罰堅決，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選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會被任用，即使有豎刁一類的人，又能把君主怎麼樣呢？況且臣下盡死力來換取君主的爵祿，君主設定爵祿來換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間，不是父子那樣的親屬關係，而是從計算利害出發的。君主有正確的治國原則，臣下就會盡力，奸邪也不會產生；君主沒有正確的治國原則，臣下就會對上矇蔽君主而在下謀取私利。管仲對桓公沒有闡明這種法術。他讓桓公趕走豎刁，另一個豎刁又會出現，這不是杜絕奸邪的方法。再說桓公死後蛆蟲爬出門外還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權力過大。臣下權力過大的結果，就是挾持君主。有了挾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無法下達，群臣的情況也不能上通。一個人的力量能隔斷君臣之間的聯絡，使君主聽不到好壞，不瞭解禍福，所以有死後不葬的禍患。明君的治國原則：一人不兼任他職，一職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來推薦，大臣不必透過君主近侍來引見；百官都能逐級上通，群臣好象車幅聚集到中心一樣歸附君主；受賞的人君主能瞭解他的功勞，受罰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過。君主事先對群臣的功過了解得清楚，然後進行賞罰，就不會受矇蔽，怎麼會有死後不葬的禍患呢？管仲不對桓公講明這個道理，只是讓他趕走三個人，所以說管仲不懂法度。

  四

  趙襄子被圍在晉陽城中，晉陽解圍後，他獎賞有功的五個人，高赫是受賞的首位。張孟談說：“晉陽的戰事，高赫並沒有大功，現在成了第一個受賞的，為什麼？”趙襄子說：“晉陽的戰事，我的國家危急，宗廟快完了。我的群臣沒有一個不對我表現出驕傲輕慢樣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禮，因此先獎賞他。”孔子聽到後說：“善於獎賞啊！襄子獎賞一個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沒有一個敢失禮了。”

  有人說：孔子不懂得何為善於獎賞。善於賞罰的人，百官不敢越權，群臣不敢失禮。君主設定法令，臣下沒有奸詐之心。這樣的話，就可以算是善於賞罰了。假使襄子被圍晉陽時，不能做到令行禁止，這就等於襄子失掉了國家，晉陽沒有了主子，還有誰替他守城呢？現在襄子在晉陽被圍，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鍋灶進水，成了烏龜出沒場所，而百姓沒有背叛，證明君臣關係密切。襄子有君臣關係密切的恩澤，掌握著令行禁止的法令，這樣也還有驕傲輕慢的臣子，證明襄子失於懲罰。做臣子的，謀事有功就賞。現在高赫僅僅是不驕傲輕慢，襄子卻賞他，這是失於獎賞。明君賞賜不授給無功的人，懲罰不施於無罪的人。現在襄子不責罰驕傲輕慢的臣子，而獎賞沒有功勞的高赫，哪裡看得出襄子是善於獎賞的呢？所以說，孔子不懂得何為善於獎賞。

  五

  晉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於是感概地說：“沒有誰比做君主更快樂的了，只有他的話沒人敢於違背。”師曠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過去。平公拉開衣襟躲避，琴在牆上撞壞了。平公說：“太師撞誰？”師曠說：“現在邊上有個小人說話，所以撞他。”平公說：“是我呀。”師曠說：“呀!這不是做君主的人該講的話。”近侍要求處罰師曠，平公說：“免了，把這作為我的鑑戒。”

  有人說：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則，師曠失去了做臣子的禮節。認為對方行為不對，就給予懲罰，這是君主對臣下應有的做法；認為對方行為不對，就陳述自己的意見，如果善意勸告仍然不聽，就離開他，這是臣下對君主應取的態度。現在師曠認為平公的行為不對，不去陳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懲罰，拿琴去撞平公的身體，這是顛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禮節。做臣子的，君主有過失就規勸，規勸不聽就放棄爵祿，來等待君主的省悟，這是臣下應有的禮義。現在師曠認為平公的行為不對，就拿琴去撞平公身體，即使嚴厲的父親也不會這樣對待兒子，但師曠卻用來對待君主，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興地聽從，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則。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張揚的，它會使君主在聽勸上犯錯誤而覺察不到錯誤；師曠的行為也不能張揚，它會使奸臣襲用極諫的美名來掩飾殺君的行徑。這兩種做法都是不能張揚的，也就是雙方都犯了錯誤。所以說：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則，師曠失掉了當臣子的禮節。

  六

  齊桓公時，有個沒做官的讀書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沒能見到他。桓公說；“我聽說布衣之士不看輕爵祿，就沒有輕視大國君主的資本；大國君主不愛好仁義，也就沒有謙卑地對待布衣之士的肚量。”於是去了五次才見到小臣稷。

  有人說：“桓公不懂得仁義。所謂仁義，就是為了憂慮天下的災害，奔赴國家的禍患，而不顧及個人卑賤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義。所以伊尹認為中原國家混亂，透過做廚師向成湯獻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認為秦國混亂，透過做俘虜向秦穆公獻策求得任用。他們都是憂慮天下的災害，奔赴國家的禍患，因而不顧及卑賤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義。現在桓公以大國君主的勢位，謙卑地去見一個普通的讀書人，打算是憂慮齊國的政事，而小臣稷不願出來做官，足見小臣程忘記了民眾。忘記民眾不能叫做仁義。所謂仁義，是不失掉當臣子的禮節，不顛倒君臣之間的位置。因此國境之內，拿著鳥獸朝見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屬官吏按不同職務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現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違背國君的願望，因而不能叫做仁義；仁義不在小臣程處，桓公卻又跟著禮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則是躲避，應當對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沒有智慧才能而平白無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強，則是欺騙，應當把他殺掉。小臣稷的行為，不是該罰就是該殺。桓公不能整治君臣關係而去禮遇該罰該殺的人，這是桓公用輕視和侮慢君主的風氣來教化齊國，是不能用來作為治國之道的。所以說；桓公不懂得仁義。

  七

  晉齊靡笄之戰，晉中軍司馬韓厥將斬人。主帥郤克聽說後，駕車前去救人。等他趕到，人卻已給斬了。郤克就說：“為什麼不用他巡行示眾？”郤克的侍僕說：“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嗎？”郤克說：“我怎敢不為韓厥分擔別人的非議呢？”

  有人說：“郤克的話，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擔非議的。韓厥要斬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敗壞的原因；法令敗壞，國家就混亂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勸韓厥把屍體巡行示眾；勸韓厥把屍體巡行示眾，這就便無辜的人更加冤枉；雙重冤枉，正是民眾產生怨恨的原因；民眾有怨恨，國家就危險了。部克的話，不是危險就是混亂，不能不明察。況且韓厥要斬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麼非議呢？要斬的如果不是罪人，那麼已經斬殺了，郤克才到，這是韓厥的非議已經構成而郤克後來方才趕到。郤克說把屍體巡行示眾，不足以分擔斬人的非議，而又產生巡屍的非議，這就是郤克所謂的分擔非議。過去商約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惡來又說斬涉水者的小腿，哪裡就分擔了對紂的非議？況且民眾對亡面按法辦事的希望是很強烈的，假使韓質沒能做到，民眾就會希望郤克做到；現在郤克一樣沒有做到，那麼民眾對上面就絕望了。所以說：郤克的話不是分擔別人對韓厥的非議，而是增加了非議。再說部克前去救人，是認為韓厥錯了；不講清他做錯的原因，而勸他拿屍體巡行示眾，這是使韓厥不知道自己的過錯。使下而的民眾對上面絕望，又使韓厥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樣來分擔非議的。

  八

  齊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綁而任他為相。管仲說：“我已經得寵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說：“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國兩大貴族之上。”管仲說：“我地位尊貴了，但我還貧窮。”桓公說：“讓你享有俸祿豐厚的家業。”管仲說：“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關係還疏遠。”於是桓公把他立為仲父。霄略說：“管仲認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貴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國兩大貴族之上；認為貧窮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請求有俸祿豐厚的家業；認為和君主關係疏遠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關係親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稱號。管仲並非貪心不足，而是為了便於治理。”有人說：假使讓奴僕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沒誰敢於不聽，這不是因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僕地位尊貴，而是因為君命下達，沒有人敢於不從。假使管仲治理國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沒有君主，國家沒有君主就不能進行治理。如果憑藉桓公的威勢，下達桓公的命令，這是奴僕都可以取信於人的條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國、仲父之類的高貴地位，然後才能行事呢？當今行事、都巫這些小官下達徵兵徵稅的命令。不迴避尊貴的人，不欺侮卑賤的人。所以，如果依法辦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從；不依法辦事的話，即使大官也會在民眾面前感到理虧。現在管仲不致力於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幹著增加寵信和爵祿的事情，這要不是管仲貪心富貴，就一定是他糊塗而不懂得法術。所以說：管仲有錯誤的行為，霄略有錯誤的讚美。

  九

  韓宣王向樛留詢問：“我想同時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嗎?”樛留回答說：“過去魏國同時重用樓鼻、翟強而喪失了黃河以西的領土，楚國同時重用昭、景兩大姓而喪失了鄢、郢兩地。現在您要同時重用公仲、公叔，他們必將內爭權勢而外通敵國，國家就一定要有憂患了。”

  有人說：過去齊桓公同時重用管仲、鮑叔，成湯同時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時重用兩個大臣是國家的憂患，那麼桓公就不能稱霸，成湯就不能稱王。齊湣王只重用一個淖齒，結果自己被淖齒殺死在東廟；趙武靈王只重用一個李兌，結果自己被李兌圍困餓死。君主有術，同時重用兩個人也不構成憂患；君主無術，同時重用兩個人就會導致內爭權勢而外通敵國，重用一個人就會導致大臣專權而劫殺君主。現在樛留不能用術去勸說君主，卻叫他的君主不同時重用兩個人而只重用一個人。這種做法，若沒有喪失西河、鄢、郢的憂患，就定有殺身餓死的禍害。即是說，樛留沒有好見解向君主恰當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