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問辯

  有人問道：“辯說是怎麼產生的呢？”

  韓非回答說：“產生於君主的不明智。”

  問話的人說：“君主不明智就產生辯說，為什麼呢？”

  韓非回答說：“在明君的國家裡，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而法律是處理政事的最高準則。除命令外，沒有第二種尊貴的言辭；除法律外，沒有第二種行事的準則；所以言論和行動不合乎法令的必須禁止。如果言論沒有法令作依據，但可以對付詭詐、適應事變、謀得利益、推斷事理的，君主必須採納這種言論並進而責求它的效果。言論和實效相符，就給重賞；言論和實效不符，就給重罰。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說話，聰明的人沒有什麼可爭論的。這就是沒有辯說存在的原因。亂世就不是這樣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學術主張加以反對；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為加以違反。君主反而放棄法令而尊崇學者的智慧和行為，這就是世上有那麼多人從事學術活動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為它的目的。磨快獵箭，用來無目的地亂射，箭頭不曾不射中細小的東西，但是不能稱為善於射箭的人，因為沒有固定的靶子。設立直徑五寸的箭靶，拉開十步的距離，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藝高的；沒有固定的靶子，胡亂發射而射中微小的東西，仍然算是技藝差的。現在聽取言論，觀察行為，不把功用作為它的目的，言論雖然很明察、行為雖然很剛直，不過是些胡發亂射的言論。因此在亂世裡，聽取言論時把隱微難辨作為明察，把博學多文作為雄辯；觀察行為時把遠離社會作為賢能，把違抗君主作為剛直。做君主的喜歡這種明察，雄辯的言論，尊重這種賢能、剛直的行為，所以那些制訂法術的人，雖然確定了行為的標準，分清了爭辯的是非，但沒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遊俠多了，耕戰的人就少了；‘堅白’‘無厚’的詭辯風行起來，憲章法令就會遭到破壞而消亡。所以說君主不明察，辯說就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