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之所以會遇到身危國死的情況，是因為大臣過分顯貴，近侍過分逞威。所謂顯貴，就是無視法令而獨斷專行，掌握國家大權來謀取私利。所謂逞威，就是獨攬權勢而為所欲為。對這兩種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馬之所以能負重拉車達到遠方，憑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國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統治天下討伐諸侯，憑的是威勢；威勢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勢，親信擅權，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國家的，一千人中也沒有一個。虎豹之所以能勝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種野獸，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現在，權勢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統治別人而丟失權勢，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樣。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丟給了子罕，齊簡公把他的“爪牙”丟給了田常，又不早點奪回來，終致身死國亡。現在不懂得法術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齊簡公有過錯，卻不能覺察他們失誤的根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權勢跟虎豹失去爪牙兩事相類。
況且，法術之士與當權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證明？君主如能任用法術之士，大臣就不能專制獨斷，近侍也不敢賣弄威勢；大臣和近侍的權勢消除後，君主的治國原則就得以體現。現在卻不這樣。那些當權大臣掌握權柄、把持政務來營求私利，左右親信結成朋黨、緊密勾結來挾制關係疏遠的人，那麼法術之士何時能得到選拔任用，君主何時能加以論斷裁決？所以，法術主張不一定被採用，又與權臣勢不兩立，主張法術的人怎能沒有危險？所以，做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議論，摒棄左右的誣告，獨自作出符合原則的判斷，那麼法術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險而向君主進說呢？這是國家得不到治理的癥結所在。英明的君主，按照功勞封爵賞祿，衡量才能進官任事。選拔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優秀才幹，賢能的人得以進用，私門的請託就行不通了。有功勞的人得到優厚的俸祿，有能力的人處在重要職位上，那麼寄養在私門的俠士怎麼能不拋掉私勇而去奮力抵抗敵人，靠遊說謀官的人又怎麼能不離開私門而務求保持高風亮節呢？這就是聚集賢能人才而離散私門黨徒的途徑。現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對於某人，有時欣賞他的智慧而聽取了他的意見，回頭又同近侍談論來者的言論。聽信近侍的話，卻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論定有智慧的人。當權的人不一定賢良；而君主對於某人，有時欣賞他的賢良而加以禮遇，回頭又同當權的人論定來者的品行。聽信當權者的話，而不用賢良的人，這就成了同無德無才的人論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張倒要由愚蠢的人來決斷；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無德無才的人來衡量。這樣一來，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沒有機會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眼睛就被矇住了。過去關龍逢勸說夏桀，結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子比干勸諫商封，結果心臟都被剖開了；伍子胥忠誠吳王夫差，結果死於屬樓劍下。這三個人，做臣子不是不忠，建議不是不恰當，但是最終不免於死亡的禍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賢士和智者的主張，而受蠢才和惡人的矇蔽。現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術之士，而要聽從沒有智慧、沒有德才的臣子的話，那麼品德好、智慧高的法術之士，誰還敢冒著關龍逄、比干、伍子胥三個人那樣的危險，去進獻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這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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