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人都認為孝悌忠順之道是正確的，卻沒有什麼人知道進一步對孝悌忠順之道加以認真考察，然後再去慎重實行，因此天下混亂。都認為堯舜之道正確而加以效法，因此才發生殺死君主、背叛父親的事情。堯、舜、湯、武或許正是違反君臣之間道義、擾亂後世教令的人物。堯本來是君主，卻把自己的臣子推尊為君主；舜本來是臣子，卻把自己的君主貶為臣子；商湯、周武作為臣子卻殺死自己的君主，還宰割了君主的屍體。對此，天下的，人卻都加以稱讚，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所謂明君，應該是能夠控制臣子的人；所謂賢臣，應該是能夠彰明法律、治好官務來擁戴君主的人。現在情形則是，堯自以為明智，卻不能對舜加以控制；舜自以為賢能，卻不能對堯盡心擁戴；商湯、周武自以為仗義，卻殺了自己的君主。這就是自稱為明君的卻常常失位，而自稱為賢臣的卻常常篡權的情形。所以直到現在還有做兒子的奪取父親家業、做臣子的奪取君主權力的事情發生。照此看來，父親把家業讓給兒子，君主把王位讓給臣下，絕不是什麼確定名位統一教令的正確途徑。
我聽說：“臣子服事君主，兒子服事父親，妻子服事丈夫，這三種秩序理順以後，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違背了這三種秩序，天下就會混亂。”這是天下的正常法則，就是明君、賢臣也不能變更。既然這樣，那麼即使君主不夠賢明，臣子也不敢侵犯。現在尊尚賢人、任用智者沒有一定之規，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卻總認為治國之道。正因如此，在齊國田氏得以奪取呂氏政權，在宋國戴氏得以奪取子氏政權。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裡是既愚蠢又不賢的人呢？由此看來，廢棄常道去尊尚賢人就會發生混亂，捨棄法制而任用智者就會產生危險。所以說：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賢人。
古代記載說，舜面對父親瞽瞍的朝見，表現出侷促不安的樣子。孔子說：“在那種時候，真危險啊，天下危險之極！對於道德高尚的人來說，父親的確不能再把舜當兒子看待，而君主誠然不該再把瞽瞍當臣子看待。”我認為，孔子本就不懂什麼孝悌忠順之道。照他的說法來看，難道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就不能做君主的臣子，到家來就不能做父親的兒子嗎？做父親的之所以希望有賢惠的兒子，是因為家人貧窮時他能使家人富足，父親痛苦時他能使父親高興。做君主的之所以希望有賢能的臣下，是因為國家混亂時他能夠加以治理，君主卑下時他能夠加以尊祟。如有了賢子卻不管父親，那麼父親居家夠痛苦的；現在情形是：有了賢臣卻不管君主，那麼君主權位也夠危險的。既然如此，那麼父親有賢子、君主有賢臣倒恰好成為禍害罷了，哪裡還能得到什麼好處呢！所謂忠臣，應該不使君主處於危境；所謂孝子，應該不對親人進行反叛。現在情形是，舜靠著賢能奪取了君主的國家，而商湯、周武靠著道義放逐、殺害了他們各自的君主；他們都是因為賢能而危害君主的人，天下卻進而賦予他們以賢能的名聲。古代剛烈的人士，進不臣服君主，退不治家養親；他們也就是進則反對君主、退則反對親長的人。進一層說，進不向君主稱臣，退又不治家養親，就是擾亂社會、斷子絕孫的行徑。因此，既要稱頌堯、舜、湯、武賢能，又要肯定剛烈的人士，就成了擾亂天下的手段。瞽瞍是舜的父親，卻被舜流放了；象是舜的弟弟，卻被舜殺死了。舜流放父親、殺害弟弟，不能稱為仁；把君主的兩個女兒娶來做妻子，從而取得天下，不能稱為義；仁、義全然沒有，不能稱為明智。《詩經》上說：“普天之下的土地沒有不是君主的，四海之內的人們沒有不是君主臣民的。”假使真像《詩經》上說的那樣，舜倒會上朝把君主當臣子，回家把父親當臣下，把母親當奴婢，把君主的兩個女兒娶做妻子：所以，剛烈人士的行為是：對內不為家庭著想，擾亂社會，斷絕後代；在外跟君主作對，即使屍骨腐爛，散在野地，流入河谷，也不怕赴場蹈火。如果讓天下的人都仿效他們，這就會造成天下到處出現死人的事，而大家都不怕早死。他們都是置社會於不顧而不想把它治理好的人。
社會上稱道的烈士是這樣的人，他們脫離眾人，自行其是；標新立異，與眾不同；提倡清心寡慾的學說，研究飄忽不定的言辭。我認為，清心寡慾是毫無用處的說教，飄忽不定是無視法制的謬論。對於這種無視法治的謬論和毫無用處的說教，天下的人卻認為是明察。我認為，人生在世一定要事君養親，而要事君養親就不能是清心寡慾；治理民眾一定要提倡忠誠、守法的言論，要提倡忠誠、守法的言論，就不能是飄忽不定。飄忽不定的言辭，清心寡慾的學說，都是天下的騙術。孝子侍奉父親，不是為了爭奪父親的事業；忠臣侍奉君主，不是為了篡奪君主的國家。如果做兒子的常常稱讚別人的父親，說什麼：“某人的父親，起早睡晚，努力發財致富用來養活子孫奴婢。”這就等於是在誹謗自己的父親了。做臣子的常常稱頌先王德厚，並表示傾慕，這就等於是在誹謗自己的君主了。做兒子的非議父親，人們懂得把他叫做不孝；而做臣子的非議君主，天下人卻都去稱讚，這就是天下混亂的根源。所以，做臣子的不稱頌堯舜的賢德，不讚美商湯周武的功勞，不談論剛烈人士的清高，而努力維護法令，專心一意地侍奉君主，才是真正的忠臣。
古代的民眾勤勉而愚蠢，因此可以用虛名來騙取。現在的民眾奸詐而聰穎，總想自己有所作為，不肯聽從君主命令。君主一定要用賞賜的辦法加以勸勉，然後才能使他們進取；同時又要用刑罰的辦法加以恫嚇，然後才能使他們不敢後退。而世上的人卻都說：“許由把統治天下的權力都推掉了，說明賞賜不足以勉勵；盜躍觸犯刑律而奔赴危難，說明懲罰不足以禁止。”我認為：沒有天下而不把天下當作一回事的，許由就屬於這號人；已有天下而不把天下當作一回事的，堯舜就屬於這號人。敗壞廉潔去謀求財富，觸犯刑律去追求私利，不顧個人死活的，盜蹠就屬於這號人。這些都是危險的行為。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方式是不能把這些作為標準的。統治措施是針對一般情況的，政治方式是指導正常行為的；危險的行為和微妙的言論，都是治理社會的大害。天下那些極端廉直的人士，是不可以用賞賜來勸勉的；天下那些極端兇惡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罰來禁止的。但是，如果因為有極端廉直的人存在就不設立獎賞，因為有極端兇惡的人存在就不設立刑罰，那也就把治理國家和使用民眾的準則丟掉了。
因而社會上許多人不談國法而談縱橫。那些講合縱的國家說：“只要合縱成功，就一定可以稱霸。”而講連橫的國家卻說：“只要連橫成功，就一定可以稱王。”山東六國大談縱橫不曾有一天停下來過，然而並沒有成就功名和稱王稱霸；因為憑著空話是不能達到大治的。當君王的能獨斷專行才稱得上王，所以夏、商、週三代開國君王不致力於縱橫捭闔的方略就能匡正天下，春秋五霸不搞縱橫捭闔的方略就能明察天下，他們不過是在治理好內政的基礎上來自如地制定對外政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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