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燒龜甲、計算蓍草進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燕國的是趙國。鑽燒龜甲、計算蓍草進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趙國的是燕國。劇辛效力燕國，無功可言，卻導致國家危險；鄒衍效力燕國，無功可言，卻導致國家命脈斷絕。趙國先戰勝燕國，後戰勝齊國，國內混亂還趾高氣揚，自以為和秦國勢均力敵了，汗不是趙國的占卜靈驗而燕國的占卜騙人。趙國又曾透過卜築而向北討伐燕國，打算挾持燕國去抗拒秦國，兆象是“大吉”。才開始進攻燕的大梁，秦國就從上黨出兵了；趙軍進至厘地，自己的六個城已被秦國攻克了；趙軍進至陽城，秦軍攻佔趙的鄴地；等到龐援引兵往南救援時，鄣一帶卻又全被秦軍佔領了。所以我說：趙國的占卜即使對攻打燕國缺乏遠見，也應對秦攻趙有所預見。秦國根據自己的“大吉”，開闢疆土既得實惠，救援燕國又得美名，趙國根據自己的“大吉”，領土削減士兵受辱，趙王不能如願以償而死亡，這也並不是秦國的占卜靈驗而趙國的占卜騙人。開始時候，魏國幾年間向東全部攻下了陶、衛，又有幾年向西攻秦卻喪失了許多國土，這不是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等吉、星有幾年都處在西方，又不是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臺等兇星幾年都處在東方。所以說：卜筮鬼神不足以推斷戰爭勝負，星體的方位變化不足以決定戰爭結果。既然如此，卻還要依仗它們，沒有什麼比這更愚蠢的了。
古代先王致力於親近百姓，從事於彰明法度。他們的法度彰明瞭，忠臣就受到鼓勵，刑罰堅決了，奸臣就停止作惡，忠臣受到鼓勵，奸臣停止作惡，因而國土拓展、君主尊貴的，秦國正是這樣；群臣結黨拉派來背離正道營私舞弊，因而國土喪失，君主卑下，山東六國正是這樣。混亂弱小的衰亡，這是人事的一般規則；安定強盛的稱王天下，這是自古以來的規律。越王勾踐依仗貴重的龜甲顯示的吉兆同吳國打仗，結果沒有勝利，自己成了俘虜去吳國服賤役；返國後拋棄龜甲，彰明法度親近百姓以求報復吳國，結果吳王夫差被擒獲了。所以依使鬼神保佑的就會忽視法治，依仗別國援助的就會危害祖國，曹國依仗齊國而不服從宋國，齊攻楚時宋滅了曹。邢國依仗吳國而不服從齊國越伐吳時齊滅了邢。許國依仗楚國而不服從魏國，楚攻宋時魏滅了許。鄭國依仗魏國而不服從韓國，魏攻楚時韓滅了鄭，現在韓國弱小而衣仗大國，君主忽視法治而服從秦和魏。依仗齊和楚作維持手段。結果使本就弱小的韓國越發趨於滅亡。所以依仗別人不足以開拓疆土，而韓國卻看不見這一點。楚國為了攻打魏國而用兵許、郡，齊國攻打任、扈而侵奪魏地，這都不足以儲存韓國，而韓國卻不清楚。這些都是不彰明法令來治理祖國，卻依仗外國而導致祖國滅亡的例子。
所以我說：懂得治理的辦法，那麼國家雖小，也可以富有；賞罰謹慎守信，民眾雖少，也可以強大。賞罰沒有標準，國家雖然很大，兵力衰弱的，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民眾不是自己的民眾。沒有土地和民眾，堯舜也不能稱王天下，夏、商、週三代也不能強盛，君主又因此過分地行賞，臣子又白白地得賞，對那些不顧法律而談論先王明君功績的人，君主卻把國事委託給他。我所以說：這是指望有古代的功績，卻拿古代的賞賜標準去獎賞現在的空談家。君主因此過分地行賞，臣子因此白白地得賞。君主過分地行賞，臣下就會苟且和僥倖；臣下白白地得賞，功勞就不再尊貴了。無功的人受賞，財力就會匱乏，民眾就會抱怨；財廈民怨，民眾就不會為君主盡力了，所以行賞不當的就會失去民眾，用刑不當的民眾就不再畏懼。有賞賜卻不足以勉勵立功，有刑罰卻不足以禁止邪惡，那麼國家即使很大，也一定很危險。
所以說：有小聰明的人不能讓他謀劃事情，有小忠誠的人不能讓他掌管法令。楚恭王和晉厲王在郡陵交戰，楚軍失利；恭王受傷。戰鬥正激烈時，司馬官子反口渴要水喝，他的親信侍僕谷陽捧了一卮酒給他。子反說：“拿走，這是酒。”侍僕谷陽說：“這不是酒。”子反接過來喝了，子反為人喜歡喝酒，覺得酒味甘甜，不能停下不喝，結果喝醉後睡著了。恭王想重新開戰和他謀劃戰事，派人叫子反，子反藉口心病而加以推辭。恭王乘車前去看他，進入帳中，聞到酒氣而返回，說：“今天的戰鬥，我自個眼睛受了傷。我所依賴的是司馬，司馬又這般模樣，這是不顧楚國的神靈，不關心我的民眾。我不能和敵人重新開戰了。”於是引兵離開郡陵，把司馬子反處以極刑。所以說：侍僕谷陽進酒，並非本來就恨子反，而是真心地忠愛子反，但最終卻恰好因此而害了他。這便是行小忠而害大忠，所以說：小忠是對大忠的禍害。如果讓行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就必然會赦免罪犯加以愛護，這樣他同下面的人是相安了，但卻妨害了治理民眾。
當魏國正在彰明立法、從事法令建設的時侯，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強盛得可以匡正天下，威勢達到四鄰諸侯；等到法令懈怠，賞賜混亂，國家就日益衰弱了。當趙國正在彰明國律、從事軍隊建設的時侯，人多兵強，攻佔了齊、燕的土地；等到國律懈怠，執政者軟弱，國家就日益衰弱了。當燕國正在彰明奉法、重視政府決策的時侯，東向把齊國作為自己的郡縣，南向完全佔領了中山的國土；等到奉法丟棄，政府決策不再實行，左右親信相互爭鬥，君主聽從臣下決策，於是兵力削弱，土地削減，國家也就受制於鄰國了。所以說：嚴明法制的國家就強大，輕忽法制的國家就弱小。強弱對比是如此的分明，而當代君主卻不實行，國家危亡真是活該了。俗語說：“家裡有固定產業，即使荒年也不會捱餓；國家有固定法制，即使危險也不會衰亡。”捨棄固定法制而順從個人意志，臣下就會粉飾自己的智慧；臣下粉飾自己的智慧，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腳。這樣，隨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以法治國的原則就廢棄了。治理國家的原則，捨棄危害法令的，就不會受智慧的迷惑，不會被虛名所欺騙了。過去舜派官吏排洩洪水，早於命令而搶先立功的，舜把他殺了；禹在會稽山上接受諸侯國君的朝見，防風氏遲到而禹殺了他。由此看來，先於命令的殺，後於命令的也殺，那麼古代首先重視的是依法辦事。所以鏡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擾，美醜就會因此顯示出來；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幹，輕重就會因此衡量出來。搖動鏡子就不能保持明亮，搖動衡器就不能保持平正，說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道作為常規，把法作為根本。法制嚴明，君主名位就尊貴；法制混亂，君主名位就喪失。凡是智慧高強的人，有依據就行動，沒有依據就停止。所以智慧是偏道，不能傳給人。道和法是萬全的，智慧多有偏失。懸掛衡器才知道乎不平，設定圓規才知道圓不圓，這是萬全之道。因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來整傷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丟掉規矩而單憑技巧，放棄法治而單憑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亂的辦法。昏君使民眾用智巧粉飾自己，是不懂道的緣故，所以勞而無功。放棄法令而聽從請託，群臣在上面出賣官爵，從下面取得報酬，所以利益歸於私門而權勢落於群臣。所以百姓沒有盡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致力於結交大臣。百姓喜歡結交大臣，財貨就向上流入大臣之手而花言巧語的人就被任用。假如形成這種局面，有功的人就越來越少。奸臣越來越得到進用而有才能的臣子遭到斥退，君主就會迷惑而不知道幹什麼好，百姓聚集起來也不知道往哪兒走。這是廢法令、輕功勞、重名聲、聽請託的過失。凡是敗壞法制的人，一定會設下騙局，假託有事來親近君主，又喜歡談論天下少見的東西，這就是暴君昏主受迷惑、賢人佐臣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稱頌伊尹、管仲的功勞，違法弄智就有了根據；稱頌比干、伍子胥的忠貞被殺，急切強諫就有了藉口。前者稱說君主賢明，後者說君主暴亂，不可以拿來類推，像這樣的就應禁止。君主立法認為正確的，現在臣子多標榜個人智巧來否定國法，這就是用智巧來肯定奸邪，詆譭法制、標榜智巧。像這樣的應予禁止，這是做君主的原則。
做明君的原則，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區別，彰明法制，捨棄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義；一定要實現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中取得信任，不能用賞賜鼓勵，不能用刑罰阻止，是臣子的私義。私義風行國家就會混亂，公義風行國家就會平安，所以公私是有區別的。臣子有私心，有公義。修身廉潔而辦事公正，做官無私，是臣子的公義；琺汙品行而放縱私慾，安身利家，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子就去私心行公義；昏君在上，臣子就去公義行私心。所以君臣不一條心，君主靠算計蓄養臣子，臣子靠算計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計。危害自身而有利國家，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國家而有利臣子，君主是不幹的。臣子的本心，危害自身就談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國家就談不上親近。君臣關係是憑算計結合起來的。至於臣子遇到危難一定拚死，竭盡才智和力量，是法度造成的。所以先王明定賞賜來加以勉勵，嚴定刑罰來加以制服。賞罰分明，百姓就能拼死；百姓拼死，兵力就會強盛，君主就會尊貴。刑賞不分明，百姓就會無功而謀取利益，有罪而僥倖免罰，結果是兵力弱小，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賢臣都竭力盡心。所以說，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先王是懂得這個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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