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漢紀·漢紀六

漢紀六原文

  起阏逢困敦,尽重光协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公元前一七七年)

  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后封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而常心怨辟阳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阳侯,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馀日。

  初,大臣之诛诸吕也,硃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浦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诏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昔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太宗孝文皇帝中四年(乙丑,公元前一七六年)

  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作顾成庙。

  太宗孝文皇帝中五年(丙寅,公元前一七五年)

  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其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隐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太宗孝文皇帝中六年(丁卯,公元前一七四年)

  冬,十月,桃、李华。

  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匈奴单于遣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虖!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艹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虖!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炙盭。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炙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櫌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见馀俗,犹尚未改,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都,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馀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熹;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太宗孝文皇帝中七年(戊辰,公元前一七三年)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公元前一七二年)

  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有长星出于东方。

  太宗孝文皇帝中九年(庚午,公元前一七一年)

  春,大旱。

  太宗孝文皇帝中十年(辛未,公元前一七零年)

  冬,上行幸甘泉。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漢紀六譯文

  漢紀六 漢文帝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冬季,十月丁酉晦(疑誤),出現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疑誤),出現日食。

  文帝下詔說:“先前詔令列侯回各自的封地,有的人辭別而未成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應為朕率領列侯返回各自封地!”十二月,文帝免去周勃的丞相職務,命令他前往封地。乙亥(十四日),文帝任命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廢太尉之官,將其職責歸屬丞相。

  夏季,四月,城陽景王劉章去世。

  當初,趙王張敖向高祖獻上一位美人,美人得寵幸而懷孕。等到趙相貫高謀殺高祖的計劃敗露,美人也受株連被囚禁於河內。美人的弟弟趙兼,請闢陽侯審食其向呂后求情,呂后嫉妒美人,不肯為她說話。美人這時已經生子,感到憤恨,便自殺身亡。官吏將其所生之子送給高祖,高祖也有後悔之意,為嬰兒取名劉長,令呂后收養,並葬其生母於真定。後來,高祖封劉長為淮南王。

  淮南王劉長自幼喪母,一直親附呂后,所以在孝惠帝和呂后臨朝時,沒有受到呂后的迫害;但他心中卻常常怨恨闢陽侯審食其,認為審食其沒有向呂后力爭,才使他的生母含恨而死。及至文帝即位,淮南王劉長自認為與文帝最親近,驕傲蠻橫,屢違法紀;文帝經常從寬處置,不予追究。本年,淮南王入朝,跟隨文帝去苑囿打獵,與文帝同乘一車,經常稱文帝為“大哥”。劉長有勇力,能舉起大鼎。他去見闢陽侯審食其,用袖中所藏鐵椎將他擊倒,並令隨從魏敬割他的脖子。然後,劉長疾馳到皇宮門前,袒露上身,表示請罪。文帝感念他的為母親復仇之心,所以沒有治他的罪。當時,薄太后及太子和大臣們都懼怕淮南王。因此,淮南王歸國以後,更加驕橫恣肆,出入稱警蹕,自稱皇帝,上比於天子。袁盎進諫說:“諸侯過於驕傲,必生禍患。”文帝不聽。

  五月,匈奴右賢王侵佔河南之地,並縱兵盜掠居住於上郡邊塞的少數部族,殺掠人民。文帝親臨甘泉,派遣丞相灌嬰率徵發的車騎八萬五千人,到高奴進擊右賢王;又徵發中尉所掌領的步兵,由衛將軍指揮,駐守長安。匈奴右賢王逃出塞外。

  文帝從甘泉到高奴,因而臨幸太原郡,接見他身為代王時的舊日部屬,都給予賞賜;並詔令免徵晉陽、中都人民三年的田稅,在太原逗留遊玩了十多天。

  當初,朝廷大臣剷除諸呂之時,朱虛侯劉章功勞尤其大,大臣們曾許諾把全部趙地封給他為王,把全部梁地封給其弟東牟侯劉興居為王。及至文帝得立為帝,得知朱虛侯、東牟侯當初打算擁立齊王劉襄為帝,故有意貶抑二人的功勞,等到分封皇子為王時,才從齊地劃出城陽、濟北二郡,分別立劉章為城陽王、劉興居為濟北王。劉興居自認為失掉了應得的侯王之位,功勞被奪,頗為不滿;現在聽說文帝親臨太原,以為皇帝將親自統兵出擊匈奴,有機可乘,就發兵造反。漢文帝得知劉興居舉兵謀反,詔令丞相和準備出擊匈奴的軍隊都返回長安,任命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統領四位將軍、十萬軍隊出擊劉興居;任命祁侯繒賀為將軍,率軍駐守滎陽。秋季,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長安。文帝下詔書:“濟北境內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歸順朝廷和率軍獻城邑投降的,都給以寬赦,且恢復原有的官職爵位;即便是追隨劉興居參預謀反的,只要歸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八月,濟北王劉興居兵敗,自殺。

  當初,南陽人張釋之當騎郎,歷時十年未得升遷,曾打算辭官返歸故里。袁盎知道張釋之是個有德才的人,就向文帝推薦他,升為謁者僕射。

  張釋之跟隨文帝,來到禁苑中養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詢問禁苑中所飼養的各種禽獸的登記數目,先後問了十多種,上林尉倉惶失措,左右觀望,全都答不上來。站立於一旁的虎圈嗇夫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問。文帝十分詳細地詢問禽獸登記的情況,想考察虎圈嗇夫的才能;虎圈嗇夫隨問隨答,沒有一個問題被難倒。文帝說:“官吏難道不應像這樣嗎!上林尉不可信賴。”於是,文帝詔令張釋之去任命嗇夫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張釋之停了許久,走近文帝說:“陛下以為絳侯周勃是什麼樣的人呢?”文帝回答說:“他是長者。”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什麼樣的人呢?”文帝答:“長者。”張釋之說:“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被稱作長者,他們兩人在論事時尚且有話說不出口,哪能效法這個嗇夫的多言善辯呢!秦王朝重用刀筆之吏,官場之上爭著用敏捷苛察比較高低,它的害處是空有其表而無實際的內容,皇帝聽不到對朝政過失的批評,卻使國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現在陛下因嗇夫善於辭令而破格升官,我只怕天下人爭相效仿,都去練習口辯之術而無真才實能。在下位的受到在上位的感化,比影隨景,響應聲還快。君主的舉動不可不審慎啊!”文帝說:“您說得好啊!”於是不給嗇夫升官。文帝上車返回皇宮,令張釋之為陪乘。一路上緩緩而行,文帝詢問秦朝政治的弊端,張釋之都給以質直的回答。車駕返抵宮中,文帝任命張釋之為公車令。

  時隔不久,太子與梁王共乘一車入朝,經過司馬門,二人也未曾下車示敬崐。於是,張釋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他們二人進入殿門,並馬上劾奏太子和梁王“經公門不下車,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文帝為此向太后免冠賠禮,承認自己教子不嚴的過錯。薄太后於是派專使傳詔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進入殿門。由此,文帝更驚奇和賞識張釋之的膽識,升他為中大夫;不久,任命他為中郎將。

  張釋之隨從文帝巡視霸陵,文帝對群臣說:“嗟乎!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把麻絮切碎填充在間隙中,再用漆將它們粘合為一體,如此堅固,難道有誰能打得開嗎!”左右近侍都說:“對!”唯獨張釋之說:“假若裡面有能勾起人們貪慾的珍寶,即便熔化金屬把整個南山封起來,也會有間隙;假若裡面沒有珍寶,即便是沒有石墩,又有什麼可憂慮的啊!”文帝稱讚他說得好。

  這一年,張釋之被任命為廷尉。文帝出行經過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跑出,驚動了為皇帝駕車的馬匹;於是,文帝令騎士追捕,並將他送交廷尉治罪。張釋之奏報處置意見:“此人違犯了清道戒嚴的規定,應當罰金。”文帝發怒說:“此人直接驚了我乘輿的馬,仗著這馬脾性溫和,假若是其他馬,能不傷害我嗎!可廷尉卻判他罰金!”張釋之解釋說:“法,是天下公共的。這一案件依據現在的法律就是這樣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於民眾。況且,在他驚動馬匹之際,如果皇上派人將他殺死,也就算了。現在已把他交給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範,稍有傾斜,天下用法就可輕可重,沒有標準了,百姓還怎樣安放自己的手腳呢!請陛下深思。”文帝思慮半晌,說:“廷尉的判決是對的。”

  其後,有人偷盜高祖廟中神位前的玉環而被捕,漢文帝大怒,交給廷尉治罪。張釋之奏報判案意見:按照“偷盜宗廟服御器物”的律條,案犯應當在街市公開斬首。漢文帝大怒說:“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盜先帝器物!我將他交給廷尉審判,是想將他誅滅全族;而你卻依法判他死罪,這是違揹我恭奉宗廟的本意的。”張釋之見皇帝震怒,免冠頓首謝罪說:“依法這樣判,滿夠了。況且,同樣的罪名,還應該根據情節逆順程度區別輕重。今天此人以偷盜宗廟器物之罪被滅族,若萬一有愚昧無知之輩,從高祖的長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將怎樣給他加以更重的懲罰呢?”於是,文帝向太后說明情況,批准了張釋之的判刑意見。

  前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冬季,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去世。

  春季,正月甲午(初四),漢文帝任命御史大夫陽武縣人張蒼為丞相。張蒼喜讀書籍,博聞多識,尤精於律歷之學。

  文帝召河東郡郡守季布來京,想任命為御史大夫。有人說季布勇武難制、酗酒好鬥,不適於做皇帝的親近大臣,所以,季布到京後,在官邸中滯留一個月,才得到召見,並令他還歸原任。季布對文帝說:“我本無功勞而有幸得到陛下寵信,擔任河東郡守,陛下無故召我來京,必定是有人向陛下言過其實地推薦我。現在我來京,沒有接受新的使命,仍歸原任,這一定是有人詆譭我。陛下因一人的讚譽而召我來,又因一人的詆譭而令我去,我深恐天下有識之士得知此事,會有人以此來窺探陛下的深淺得失!”文帝默然,面露慚色,過了好久才說:“河東郡,是我重要而得力的郡,所以特地召你來面談。”

  文帝提議讓賈誼出任公卿,許多大臣貶責賈誼說:“這個洛陽人,太年輕,學問不深,極力要掌握大權,擾亂朝廷大事。”於是,文帝以後也就疏遠賈誼,不採納他的意見,把他外放為長沙王的太傅。

  絳侯周勃在前往封地之後,每當河東郡的郡守、郡尉巡行縣級屬地來到絳地,周勃都深怕他們是受命前來捕殺自己,經常身穿鎧甲,令家中人手執兵器,然後與郡守、郡尉相見。其後,有人向皇帝上書,舉告周勃要造反,皇帝交給廷尉處置,廷尉將周勃逮捕下獄,審訊案情。周勃極為恐懼,不知怎樣對答才好;獄吏逐漸對周勃有所凌辱。周勃用千金行賄獄吏,獄吏就在公文木牘背面寫了“以公主為證”,暗示周勃讓公主作證。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兒,周勃的長子周勝之娶她為妻。薄太后也以為周勃不會謀反。文帝朝見太后時,太后惱怒地將護頭的帽絮扔到文帝身上說:“絳侯周勃當初在誅滅諸呂的時候,手持皇帝玉璽,身統北軍將士,他不利用這一時機謀反,今天住在一個小縣,反而要謀反嗎!”文帝此時已見到了周勃在獄中所寫的辯白之辭,於是向太后謝罪說:“獄吏剛剛證實他無罪,就要釋放他了。”漢文帝派使者持皇帝信節赦免絳侯周勃,恢復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絳侯周勃獲釋之後說:“我曾經統帥過百萬雄兵,但怎知獄吏的尊貴呢!”

  興建顧成廟。

  前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春季,二月,發生地震。

  當初,秦行用半兩錢,高祖嫌半兩錢過重,使用不便,另行鑄造莢錢。至此時,物價暴漲,一石米貴至一萬錢。夏季,四月,文帝下詔:另行鑄造四銖錢;廢除禁止私人鑄錢的禁令,允許民間自行鑄錢。

  賈誼提出批評說:“現行法令允許天下公開僱人熔鑄銅、錫為錢幣,有敢摻雜鉛、鐵取巧謀利的人,就處以黥刑。但是,鑄錢的人都以獲利為目的,如果不雜以鉛鐵,就不可能獲利;而只要摻上很小比例的鉛和鐵,就會獲利豐厚。有的事容易引起後患,有的法令能導致違法犯罪;現在讓平民百姓掌握鑄幣的大權,他們各自隱蔽地鑄造,要想禁止他們在鑄錢時為獲厚利而取巧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處黥刑,也禁止不住。以往,百姓因此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縣可至數百人,被官吏懷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為傳訊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設立法律去引誘百姓犯罪受刑,還有什麼能比這種鑄錢令更嚴重呢!另外,民間習慣使用的錢幣,各個地方有所不同:使用輕錢,一百枚須添若干枚,使用重錢,又不按標準數使用。官府規定的貨幣在交易中不具有權威地位,對此,如果官府採取強硬手段來統一市場幣的話,事情一定會很繁瑣、很苛酷,而且力難勝任;如果官府放縱的話,市場上流行各種錢幣,幣制就陷入混亂。可見,如果關於錢幣的法律不完善,到哪裡尋求標準呢!現在,放棄農業而開山採銅的人日益增多,扔下農具而去鍊銅鑄錢、燒製木炭;質量低劣的錢幣每天都在增加,五穀糧食卻無法增加。善良的人受此風氣的引誘而做出了罪惡的事情,謹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挾犯罪而受到刑罰甚至於殺戳。懲罰殺戮百姓是很不吉祥的,為什麼疏忽了呢!朝廷瞭解到它的禍患,大臣們必定會建議說‘禁止私人鑄錢’。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對,就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法令禁止私人鑄錢,就必然導致錢幣減少、幣值增加;這樣一來,鑄幣的獲利就更大,私人違法鑄幣就如同風起雲湧,用棄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上盜鑄。違法犯罪防不勝防,法律禁令屢遭破壞,這是用於鑄幣的銅造成的後果。銅分佈在天下百姓手中,所造成的禍害是很大的,所以,不如由朝廷控制銅的流通。”賈山也上書提出批評意見,認為:“錢幣,本是無用之物,卻可以用來換取富貴。使人獲得富貴,本來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權柄;讓百姓鑄幣,是使百姓與君主共同掌握權柄,不應該再繼續下去。”文帝不採納這些意見。

  這時,太中大夫鄧通正得到文帝的寵幸,文帝為了使鄧通成為鉅富,就把蜀郡嚴道縣的銅山賞賜給他,讓他採銅鑄錢。吳王劉濞境內的豫章郡有產銅的礦山,他召集了許多不向官府登記戶籍的流民開礦鑄錢;在吳國東部用海水煮鹽;所以,吳王劉濞不必向百姓收取賦稅而官府費用卻極為充裕。於是,吳國和鄧通所鑄造的錢幣流通於全國。

  當初,文帝把代國封地分為兩國。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劉參為太原王。這一年,文帝把代王劉武改封為淮陽王;改封太原王劉參為代王,得到了原代國的全部封地。

  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冬季,十月,桃樹、李樹都不合時令地開了花。

  淮南王劉長自設法令,推行於封國境內,驅逐了漢朝廷所任命的官員,請求允許他自己任命相和二千石官員;漢文帝違背自己的願望同意了他的請求。劉長又擅自刑殺無罪的人,擅自給人封爵,最高到關內侯;多次給朝廷上書都有不遜之語。文帝不願意親自嚴厲地責備他,就讓薄昭致書淮南王,委婉崐地規勸他,徵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代頃王劉仲、濟北王劉興居驕橫不法、最終被廢被殺之事,請淮南王引以為戒。

  淮南王劉長接到薄昭書信,很不高興,指派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餘人與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謀,準備用四十輛輦車在谷口發動叛亂;劉長還派出使者,去與閩越、匈奴聯絡。反情敗露,有關機構追究此事來龍去脈;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進京。淮南王劉長來到長安,丞相張蒼、代行御史大夫職責的典客馮敬,與宗正、廷尉等大臣啟奏:“劉長應被處以死刑。”文帝命令說:“赦免劉長的死罪,廢去王號;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嚴道縣的邛郵。”與劉長通謀造反的人,都被處死。劉長被安置在密封的囚車中,文帝下令沿途所過各縣依次傳送。

  袁盎進諫說:“皇上一直驕寵淮南王,不為他配設嚴厲的太傅和相,所以才發展到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剛烈,現在如此突然地摧殘折磨他,我擔心他突然遭受風露生病而死於途中,陛下將有殺害弟弟的惡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說:“我的本意,只不過要讓劉長受點困苦罷了,現在就派人召他回來。”

  淮南王劉長果然憤恨絕食而死。囚車依次傳送到雍縣,雍縣的縣令開啟了封閉的囚車,向朝廷報告了劉長的死訊。文帝哭得很傷心,對袁盎說:“我沒聽你的話,終於害死了淮南王!現在該怎麼辦?”袁盎說:“只有斬殺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謝罪才行。”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問傳送淮南王的沿途各縣不開啟封門送食物的官員,把他們全都處死;用列侯的禮儀把淮南王安葬在雍縣,配置了三十戶百姓專管看護墳墓。

  匈奴單于給漢朝廷送來書信說:“前些時候,皇帝談到和親的事,與書信的意思一致,雙方都很喜悅。漢朝邊境官員侵奪侮辱我匈奴右賢王,右賢王未經向我請示批准,聽從了後義盧侯難支等人的計謀,與漢朝官吏相互敵對,斷絕了兩家君主的和好盟約,離間了兄弟之國的情誼,為此我懲罰右賢王,命令他向西方尋找並攻擊月氏國。由於蒼天降福保佑,將士精良,戰馬強壯,現已消滅了月氏,其部眾已全部被殺或投降,月氏已被我征服;樓蘭、烏孫、呼揭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國,都已歸匈奴統轄,所有擅長騎射的遊牧部族,都合併為一家,北部由此而統一和安寧。我願意放下刀兵,休息士卒,牧養馬匹,消除以前的仇恨和戰爭,恢復原來的結好盟約,以安定雙方邊境的民眾。如果皇帝不希望我們匈奴靠近漢的邊境,我就暫且詔令匈奴的官民遠離邊界居住。”漢文帝覆信說:“單于準備消除雙方以前的不愉快,恢復原來的盟約,朕對此極表讚賞!這是古代聖明君主追求的目標。漢與匈奴相約為兄弟,用來贈送單于的東西是很豐厚的;違背盟約、離間兄弟情誼的事情,多發生在匈奴一方。但右賢王那件事情發生在大赦以前,單于就不必過分責備他了!單于如果能崐按來信所說去做,明確告知大小部屬官員,約束他們不再違背和約,守信用,就遵守單于信上的約定。”

  其後不久,冒頓死去,他的兒子稽粥繼位,稱為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剛繼位,文帝又指派一位宗室的女兒翁主嫁給他做單于閼氏,並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說去輔佐翁主。中行說不願意去匈奴,漢朝廷逼迫他去。中行說惱怒地說:“我一定要使漢朝廷深受禍患!”中行說到匈奴以後,就歸降了單于,單于很寵信他。

  當初,匈奴喜好漢朝的繒帛絲綿和食品。中行說勸單于說:“匈奴的人口,還不如漢朝一個郡的人口多,然而卻是漢的強敵,原因就在於匈奴的衣食與漢不同,不需要仰仗於漢朝。現在,假若單于改變習俗,喜愛漢朝的東西;漢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東西,那麼匈奴就要都被漢朝收買過去了。最好的辦法是:把所得的漢朝的絲綢衣裳,令人穿在身上衝過草叢荊棘,衣服褲子都撕裂破爛,以證明它們不如用獸毛製成的旃裘完美實用;把所得的漢朝的食物,都扔掉,以顯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於是,中行說教單于的左右侍從學習文字,用以統計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數量。凡是匈奴送給漢朝的書信木札以及印封,其規格都增長加寬,並使用傲慢不遜的言辭,自稱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單于”。

  漢朝使者有人譏笑匈奴習俗不講禮義,中行說總是駁難漢朝使者說:“匈奴的約束簡捷明確,容易實行;君臣之間坦誠相見,可維持長久;一國的政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那樣容易統一協調。所以,匈奴的倫常雖亂,但卻必定擁立宗族的子孫為首領。現在中原漢人雖自稱有禮義,但隨著親屬關係的日益疏遠,就相互仇殺爭奪,以至於改姓,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咳!你們這些居住於土室中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多說了,喋喋不休,沾沾自喜!漢朝送給匈奴的繒帛絲綿、好米酒麴,要數量足夠,質量好就行了,何必多說話呢!而且,你們所給的東西,如果數量足、質量好,就算了;如果數量不足、質量低劣,那就等到秋熟時,用我們匈奴的鐵騎去踐踏你們的莊稼!”

  梁國太傅賈誼向文帝上疏說:“我私下認為現在的局勢,應該為之痛哭的,有一項,應該為之流涕的,有兩項,應該為之大聲嘆息的,有六項;至於其他違背情理而傷害原則的事,很難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舉。那些向陛下進言的人都說:‘現在天下已經安定了,已經治理得很好了’,唯獨我認為沒有達到那種境界。那些說天下已經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無知,就是阿諛逢迎,都不是真正瞭解什麼是治亂大體的人。有人抱來火種放在堆積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這堆木柴之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的時候,他便認為這是安寧之地;現在國家的情況,與此有什麼不同!陛下為什麼不讓我在您面前詳細地說明這一切,因而提出使國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細斟酌選用呢!

  “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勞神苦思,摧殘身體,影響享受鍾、鼓所奏音樂的樂趣,可以不加採納;我的治國方策,享受的樂趣與現在相同,卻可以帶來封國諸侯各遵法規,戰爭不起,匈奴歸順,百姓溫良樸素,陛下在世時被稱為明帝,死後成為明神,美名佳譽永垂青史,使您的顧成廟被尊稱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與大漢天下永存,創設準則,標立紀綱,成為萬世的法度;即便是後世出現了愚魯、幼稚、不肖的繼承人,由於他繼承了您的鴻業和福廕,仍可以安享太平。憑陛下的精明練達,再使稍微懂得治國之道的人能夠輔佐您,要達到這一境界,並不困難。

  “封立的諸侯王過於強大,就必定產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勢,封王多 次遭受禍殃,陛下經常為此擔憂,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辦法。現在有的諸侯王,本是陛下的親弟弟,卻圖謀稱東帝,有的本是陛下的親侄子,卻要發兵向西攻打京師;最近又有人檢舉吳王要圖謀不軌了。現在陛下正當壯年,朝政沒有過失,恩德有加,他們還做出這般事情;更何況那些最大的諸侯王國,權力幾乎是上述幾王的十倍呢!

  “但是,現在天下卻基本安寧,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許多大國的封王年齡還小,不到成人的時候,漢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著王國的權力。再過幾年,封立的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氣方剛,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稱病辭職而被罷免,諸侯王在封地內,縣丞、縣尉以上的官員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黨羽;到了這種地步,他們還會做出不同於淮南王、濟北王謀反的事情來嗎!那時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就是像堯和舜那樣的聖人,也無法做到。

  “黃帝說:‘中午陽光最好的時候,一定要曬東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時候,就要不失時機地宰殺牲畜。’現在如果按照這一原則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採取措施,等到骨肉之親已犯罪,再去誅殺他們,難道與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殘殺有什麼不同嗎!那些自恃強大而謀反的異姓諸侯王,漢朝廷已幸運地戰勝了他們,卻又不改變異姓王所以能夠造反的客觀條件;同姓諸侯王也會仿效他們而圖謀叛亂,這已有徵兆了,其形勢又同以前一樣。禍患的變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證社會安定,後世又會怎麼樣呢!

  “我私下追尋前事的蹤跡,大體上是勢力強大的諸侯王先造反。長沙王國崐只有二萬五千戶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長沙王吳芮功勞小,但他的封國儲存最完整,與朝廷的關係疏遠,但卻最忠心。這不僅因為吳芮的為人與其他諸侯王不同,也是國小勢弱這種客觀形勢使他這樣的。假設當初讓樊噲、酈商、周勃、灌嬰各自佔據數十城的封地而稱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經殘滅了;假若讓韓信、彭越一類人物,受封為徹侯而安居,他們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麼,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計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諸侯王都忠於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們都像長沙王那樣國小勢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誅殺剁成肉醬,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們都像樊噲、酈商等人那樣;要想使天下長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許多諸侯王國而削減每個王國的實際力量。王國勢弱就容易約束諸侯遵守禮義,封地狹小諸侯就不會有野心。使全國的形勢,如同身軀指揮胳臂,胳臂指揮手指,都能服從命令,諸侯王國的封君不敢產生異心,從四面八方一致聽命於天子指揮。分割王國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齊、趙、楚各分為若干個小國,使齊悼惠王、趙幽王、楚元王的後世子孫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畢為止;那些封地被劃分為許多小國而國王的子孫很少的封國,先把分割的小國建立起來,暫時空懸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孫之後,再讓他們做先已建立的小國的封君;原屬諸侯王國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百姓,天子都不貪圖,這樣做只是為了實現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這些,就是讓嬰兒做皇帝也會安寧無事,甚至於皇帝去世,只留下遺腹之子,群臣對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會發生動亂;這樣,皇帝在世時可以實現大治,後代人也會稱頌聖明。陛下是怕誰而遲遲不這樣辦呢!

  “目前天下的形勢,正如同一個人得了足腫病一樣,一隻小腿幾乎與腰一樣粗,一個腳指幾乎與大腿一樣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動都不能如意,一兩個腳指搐痛,全身都無法應付。錯過目前時機不給以醫治,必定成為無法醫治的頑症,以後即便是有扁鵲那樣的神醫,也無能為力了。目前的病還不僅僅是得了浮腫,還遭受著腳掌反轉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兒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現在的楚王,卻是陛下堂弟的兒子了。齊悼惠王的兒子,是陛下的親侄子;可現在的齊王,卻是陛下侄子的兒子了。與陛下血緣很親近的人,有的還沒有被封立為王,以穩定天下,而那些與陛下血緣很疏遠的人,有的卻已經手握大權,開始形成對天子的威脅了。所以我才說國家形勢之險惡,不僅僅如同人得了浮腫一樣,還遭受著腳掌反轉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說應該為之痛哭的,就是這個疾病。

  “天下的形勢,如同一個人正在腳朝上,頭朝下倒吊著一樣。天子是天下的頭顱。為什麼這樣說?天子是尊貴的君主。被稱為蠻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雙腳。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他們是卑賤的臣屬。現在匈奴態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奪地方,劫掠人民,極為不敬,但是漢朝廷卻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黃金、絲綿和采邑的絲織品。雙腳反而在上,頭顱卻在下面,這樣倒吊著,誰也不能解救,國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說國家有賢人嗎?這是值得人們為之流涕悲傷的。

  “現在陛下不去進攻強敵而去獵取野豬,不捕捉造反的盜賊而去捕捉圈養的兔子,沉湎於微不足道的娛樂之中而不考慮消除大患,威德聲望本來可以遠播,但現在距離長安只有數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沒有效力了。這又是值得為之流涕悲傷的事。

  “現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飾材料裝飾牆壁;地位下賤的妓女戲子,可以用皇后的頭飾來打扮自己。況且,皇帝自己身穿粗絲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卻用華麗的繡織品去裝飾房屋牆壁;天子的皇后用來加在衣領的邊飾,平民的小妾卻用來裝飾鞋。這就是我所說的悖亂。如果一百個人生產出來的絲綿綢緞滿足不了一個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麼能辦到呢;一個農夫耕作,卻有十個人聚來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飢捱餓,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飢寒交迫,要想使他們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這是應該為之深深嘆息的。

  “商鞅拋棄禮義和仁愛恩惠,心思全在於進取;他的新法在秦國推行了兩年,使秦國的風俗日益敗壞。所以秦國的人,家中富有的,兒子長大成人就與父母分家,家庭貧窮的,兒子長大後就出去當卑賤的贅婿;兒子借農具給父親,臉上就顯示出施恩的表情;母親來拿簸箕掃帚,立即遭到責罵;兒媳抱著懷中吃奶的嬰兒,竟與公爹並排而坐;媳婦與婆婆關係不好,就公開爭吵。秦人只知慈愛兒子、貪求財利,這與禽獸已經沒有多少差別了。直到現在,秦人的這種殘餘風俗還未改變,拋棄禮義,不顧廉恥的風俗,一天比一天嚴重,可以說是每月都在發展,每年都有不同。人們在做某件事之前,並不考慮它是否應該做,而只考慮能不能獲取利益。現在甚至已有子弟殺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縣地方官員不在規定期限內向朝廷上交統計文書作為重大問題,對於風俗的惡化,世風的敗壞,卻安然不覺驚怪,耳聞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移風易俗,使天下人迴心歸向正道,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處理文書檔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國的大體。陛下自己又不憂慮這些問題,我私下為陛下感到惋惜!怎麼不現在就確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級,秩序井然,使父子六親各自得到他們應有的地位呢!這一制度一確立,後世子孫可以久安,而後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準則了。如果不確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橫渡江河卻沒有纜繩和船槳一樣,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風波,就一定會翻船。這是值得深深嘆息的。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傳襲了幾十代,秦作天子卻二世而亡。人性相差並不很大,為什麼夏、商、週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維持了長期的統治,秦無道而十分短促呢?這個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誕生時,就按照禮義對待他,有關官員衣冠整齊莊重肅穆,到南郊舉行禮儀,沿途經過宮門就下車,經過宗廟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從嬰兒時起,就已經接受了道德禮義的教育。到太子兒童時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員用孝、仁、禮、義去教育他,驅逐奸邪小人,不讓太子見到罪惡的行為,這時,天子從天下臣民中審慎地選擇為人正直、孝順父母、愛護兄弟、博學多識而又通曉治國之術的人拱衛、輔佐太子,使他們與太子相處,一起活動。所以,太子從誕生之時開始,所見到的都是正事,所聽到的都是正言,所實行的都是正道,前後左右都是正人。一直與正人相處,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長在齊國的人不能不說齊國方言一樣;經常與不正的人相處,就會變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長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說楚地方言一樣。孔子說:‘從小養成就如同天性,習慣就如同自然。’學習禮義與開發智力同步進行,一起增長,所以無論如何切磋都無愧於心;接受教化與思想見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禮義觀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樣。夏、商、週三代所以能長期維持統治,其原因就在於有教育、輔佐太子的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變了,秦始皇派趙高做胡亥的老師,教他學習斷案判刑,胡亥所學到的,不是斬首、割人鼻子,就是滅人家的三族。胡亥頭天當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進諫的人說成誹謗朝政,把為國家深謀遠慮的人說成妖言惑眾,把殺人看做割草一樣隨便。難道這僅僅是因為胡亥天性兇惡嗎?是由於趙高誘導胡亥學習的內容不符合正道。民間俗語說:‘前車覆,後車誡。’秦朝所以很快滅亡,覆車的轍跡是可見的;但如不避開,後車又將傾覆。天下的命運,決定於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為好的繼承人,在於及早進行教育和選擇賢人做太子的左右親隨。當童心未失時就進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曉仁義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職責;至於使太子在習慣中養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親隨的職責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粵人,剛出生時的哭聲一樣,吃奶的慾望和嗜好也沒有什麼不同;等長大之後形成了不同的風俗習慣,各操自己的語言,雖經多重翻譯都無法相互交談,有的人寧可死也不願到那裡生活,所以出現這樣大的差異,完全是教育和習慣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說為太子選擇左右親隨、及早進行教育是最為緊迫的事。如果教育得當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麼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書》上說:‘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當務之急。

  “人的智力,能認識已經發生的事,不能認識將要發生的事。禮的作用在崐於將某一行為在它即將發生之前給以制止,法律則是對已發生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見,而禮的作用難知。用獎賞來獎勵善行,用刑罰來懲治罪惡,先王推行這樣的政治,堅定如金石;實施這樣的法令,準確無誤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這一公正的原則,政治才能像地載天覆一樣無偏無私;怎能認為先王不使用獎賞和刑罰呢?然而,人們一再稱讚的禮,可貴之處在於能將罪惡杜絕在尚未形成之前,從細微之處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覺地日益趨向善良、遠離罪惡。孔子說:‘審理訟案,我與別人一樣;然而我一定要使訟案不發生!’為君主出謀劃策,首先應審定選擇什麼,拋棄什麼,取捨標準在內確立,相應的安危後果就會表現於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廟安定子孫後代,這與商湯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湯、周武王廣泛推行德政,他們建立的國家得以儲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統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滅了。這裡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商湯、周武王決定取捨很慎重,而秦始皇決定取捨不慎重。國家政權,本來就是一個大器物;現在人來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險的地方就危險。治理國家的情況,與放置器物沒有什麼不同,關鍵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麼地方。商湯、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義、禮、樂之上,子孫相傳數十代,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國家安置於法令、刑罰之上,幾乎禍及自身,而子孫被滅絕,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這不是充分證明了取捨不同後果就明顯不同嗎!有人這樣說:‘要判斷某人所說的道理正確與否,必須觀察事實,那樣,說話的人就不敢胡言亂語了。’現在,有人說,治理國家,禮義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君主為什麼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興亡的事實去觀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貴,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臺階,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層臺階,堂的邊角遠離地面,那麼,堂就顯得很高大;如果臺階沒有層,堂的邊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難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踐踏,情勢就是這樣。所以古代明君設立了等級序列,朝內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還有官師、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級分明,而天子凌駕於這個等級序列的頂端,所以,天子的尊貴是高不可攀的。

  “俗語說:‘欲投鼠而忌器。’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們尚且怕砸壞器物不敢扔東西打它,更何況對於那些接近皇帝的親貴大臣呢!君主用廉恥禮義來約束君子,所以對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殺而不能刑殺和侮辱。正因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為他們就在君主身邊;按照禮的規定:臣子不敢察看為君主駕車的馬 的年齡,用腳踢了為君主駕車的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懲罰,這樣做是為了及早防止臣下對君崐主有不敬行為。現在諸侯王、列侯、三公這些高階官員,都是天子要改容禮待的人物,相當於古代天子所稱的伯父、伯舅;而現在卻使他們與平民百姓一樣接受刺面、割鼻、剃鬚發、斷腳、笞打、辱罵、斬首示眾等刑罰,這樣不正如同堂沒有臺階了嗎!遭受殺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嗎!不提倡廉恥,那些手握大權的大臣,不是就要雖有朝廷大員的地位卻像刑徒罪隸那樣毫無羞恥之心了嗎!望夷宮事變,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慣習。我聽說:鞋不管怎樣光鮮,都不能放在枕頭上,帽子不管怎樣破舊,不能用來墊鞋底。如果一個人,曾經出任過高階官員,天子曾莊重地對他以禮相待,吏民曾對他俯伏表示敬畏,現在他有了過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職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殺也可以,誅滅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讓人用繩子把他捆綁起來,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罰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對他責罵笞打,這些恐怕是不應該讓百姓見到的。如果卑賤的人熟知達官貴人一旦犯罪被貶責,我也可以對他進行凌辱,這是不利於提倡尊重高官、禮敬顯貴的。古代大臣有因為不廉潔而被罷廢的,不說他不廉潔,而說是‘不飾’;有犯了汙穢yín亂、男女雜居罪名的,不說他淫穢,而是說他‘帷薄不’;有因為軟弱無能不能勝任的,不說他軟弱無能,而說他‘下官不職’。所以,顯赫的大臣即是確實犯了罪,仍不直接點破他所犯的罪過,還是遷就他,為他避諱。所以那些罪在嚴譴、斥問範圍的大臣,聽到嚴譴斥問就身穿喪服,白帽懸掛毛纓,帶著盛水的盤和佩劍,自己來到專用於官員請罪的請室,接受處置,君主並不派人去捆綁牽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聽到了判決罪名就自殺,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聽到判決旨意之後,就面向北方叩拜兩次,跪著自殺,君主不派人揪著他的頭髮斬下首級。君主可以說:‘您自己犯有過失,我對您是以禮相待的。’君主對臣以禮相待,群臣就會自愛;君主以廉恥約束臣子,臣子就會重視氣節品行。如果君主以廉恥、禮義對待臣子,而臣子卻不用氣節品行報答君主,那他就不像個人了。這種習俗如果蔚成風氣,那麼做臣子的都只考慮操行,而不去考慮利益,堅守氣節而尊重大義,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託臣子掌管治國大權,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繼承人託付給大臣輔佐,這就是推行廉恥、提倡禮義帶來的結果,君主有什麼損失啊!放著這樣的事不做,卻長期地實行戮辱大臣的錯誤辦法,所以我說,這是值得深沉地嘆息的。”

  賈誼是因絳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獄,直到最後也沒有查出罪證,所以用這樣的話來諷勸文帝。文帝認真地採納他的建議,注意用禮義氣節對待臣下,從此之後,大臣犯罪,全都自殺,不受刑殺的凌辱。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冬季,十月,文帝下詔令規定:對列侯的母親、夫人、諸侯王的兒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經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宮門前的東闕上的樓閣罘發生火災。

  民間傳唱著有關淮南王的歌謠:“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聽了感到不安。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夏季,文帝封淮南厲王的兒子劉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國,就上疏進諫說:“淮南王劉長悖逆無道,天下臣民誰不知道他的罪惡!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這已是他的幸運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誰不說他該死!現在尊奉罪人的兒子,恰恰會導致朝廷承擔毀謗之言。劉安等人年歲漸長,怎能忘記他們的父親呢!春秋時期楚國的白公勝為了給父親報仇,報復的物件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發動叛亂,並不想取代君主佔有楚國,只是想發洩怒火實現自己的願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歸於盡而已。淮南地雖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爭奪天下,漢朝廷能戰勝他,只是天幸。給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資本,這個決策並不高明。給予他們大量積蓄的資財,他們不是像伍子胥、白公勝那樣在廣闊的都市復仇,就可能像專諸、荊軻那樣在朝廷之上行刺。這就是所說的給盜賊送上兵器,給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慮!”文帝沒有聽他的話。

  有彗星出現在東方。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春季,發生大旱災。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宮。

  將軍薄昭殺了漢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國法殺他,就派公卿去與他喝酒,想讓他自殺,薄昭卻不肯自殺;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殺。

  臣司馬光曰:李德裕認為:“漢文帝殺薄昭,確實很果斷,但卻有損於義。當年秦康公送晉文公返國時,曾發出這樣的感嘆:見到舅父,似乎母親仍然在世一樣。何況當時文帝的母親薄太后還健在,她只有這一個弟弟薄昭,文帝殺薄昭毫不留情,這不是孝順母親的做法。”我卻認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準繩,只有善於運用法律的人,不分關係親疏,無所迴避,這樣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撐腰而觸犯法律。薄昭雖然素來被稱為長者,文帝不為他選擇賢人做師傅去約束他,卻任用他掌握兵權;他驕橫犯上,以至於敢殺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撐腰而如此大膽嗎!假設文帝赦免了他,那與後來成帝、哀帝時朝綱廢弛的局面又有什麼不同呢!魏文帝曾稱讚漢文帝的美德,但卻不贊成他殺薄昭,說:“對舅父之家,皇帝應能讓他們安享富貴,不應給他們干政的權力,既然違法犯罪,卻又不得不按法律論處。”這是諷刺漢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導致了以後的惡果,魏文帝的評論,是很正確的。由此看來,要想寬慰太后之心,還是從開始就謹慎地行事吧!

補充糾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