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創的,不合古制,廷杖、束廠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就是。
這幾種刑法殺人極慘,而不依據法律。
繼位君主都跟著實行,到明末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歷有朝野政令,完全操縱在武夫或宦官手中,確實可嘆。
太祖曾經和侍臣討論君主對待大臣的禮節。
太史令劉基說:“古代公卿犯了罪,準備一盤水,將劍放在盤上,到悔過之室去自刎,不曾輕易折辱他們,故大臣的體面得以儲存。”侍讀學士詹同於是取《大戴禮》和賈誼疏文進獻給皇帝,並且說:“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身上,是為了激勵廉恥之心。
一定按這樣辦,君恩臣禮才都能盡到。”皇帝認為很對。
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犯法應受笞刑,太祖說:“六卿身份貴重,不宜因瑣事折辱。”命令他用俸祿贖罪。
後來群臣因過失或牽連受到處分,允許用俸祿贖罪,起始於此。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兩人都被鞭笞致死,工部尚書薛祥死於杖下,所以上書者說大臣有罪應行誅殺,不宜加以侮辱。
廷杖的刑罰,亦從太祖開始。
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沉湎於酒色,許久不來朝見參拜而發怒,下令將他們戴上枷鎖示眾。
從那以後,諫官就有了戴刑具的。
到了正統年間,王振專權,尚書劉中敷,侍郎昊璽、陳瑺,祭酒李時勉都受遇這種折辱,而在殿外石階上施行杖刑已習以為常。
成化十五年,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詔責備給事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汪直,每人廷杖二十下。
正德十四年,因為群臣進諫阻止皇帝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一百四十六人,十一人被打死。
嘉靖三年,群臣向皇帝爭大禮,皇帝下令廷杖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十六人被打死。
嘉靖中期刑法愈加嚴峻,就是朝廷大臣也免不了笞辱。
宣府大同總督翟鵬、薊州巡撫朱方因為撤除防衛過早,宣府大同總督郭宗皋、大同巡撫陳耀因為敵寇侵入了大旦,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因為拖延議定丁汝夔的案子,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相因子侄輩虛報軍功,都被逮捕而受了杖刑。
朱方和陳耀被當場打死,而彭黯、屠僑、沈良才等人杖刑受畢,立即催促辦理公事。
對公卿的侮辱,前所未有。
又在正月初一朝賀時,因對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發怒,一律穿著朝服實行杖責,天下人無不驚駭。
四十多年之中,嘉靖帝用杖刑打死的朝士,比前代多幾倍。
萬曆五年,因為對張居正守喪未滿期而出仕不同意,杖責昊中行等五人。
此後盧洪春、孟養浩、王德完等人都被杖責,杖數多的達一百下。
後宋皇帝越發厭惡進言者,臣下的奏疏往往留在宮中不理睬,廷杖也擱置起來不用了。
天啟時,太監王體幹奉敕命大審,重重地笞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悅於魏忠賢。
於是萬燥、昊裕中都死在杖下,政府的中央機構為之竭力諫諍,也不能保。
內閣大臣葉向高說:“數十年沒有施行的弊政,十天以內出現了三次,萬萬不可再施行了。”魏忠賢這才放棄了廷杖,而將自己想殺的人一律下交鎮撫司,士大夫更是沒有生路了。
南京施行廷杖,開始於成化十八年。
南御史李珊等因收成不好請求賑濟。
皇帝摘出其奏疏中的錯字,命令錦衣衛帶著他們到南京午門前,每人杖責二十下,讓守備太監監刑。
到正德年問,南御史李熙檢舉貪官汙吏觸怒了劉瑾,劉瑾假傳聖旨杖責他三十下。
當時南京禁衛軍長時間沒有用刑了,劉瑾命選取兵卒練習了幾天,才施杖刑,差點把李熙打死。
東廠是成祖時創設的。
錦衣衛的監獄,太祖曾經使用遇,後來禁止使用,其重新啟用亦從永樂時開始。
廠與衛相輔相成,故說起它們來並稱廠衛。
當初,成祖興起於北平,刺探官中的事,多以建文帝左右近臣為耳目。
因此即位後專門倚重宦官,在柬安門北面設立了束廠,叫自己寵愛的心腹在那裡當提督,搜尋有陰謀反叛、妖言惑眾與有大奸大惡行為的人等。
東廠與錦衣衛權勢平齊,大概是遷都以後的事了。
不過錦衣衛指揮紀綱、門逵等大受寵幸,相繼執掌權柄,廠權比不上它。
到憲宗時,尚銘掌管柬廠,又另設西廠刺探諸事,讓汪直督領,所掌管的武裝騎吏數量比束廠多一倍。
這些人從京城到全國各地,往來交錯偵探諸事,連諸侯王的府第也不能倖免。
汪直曾被廢黜而又複用,先後管事共六年,冤死其手下者累累相連,他的權勢速遠大於錦衣衛。
遇到汪直幾次出外到邊防監軍,大學士萬安才進言說:“太宗建置北京,命令錦衣衛官員搜訪,還擔心外地官吏徇情作弊,又設定束廠,命內臣掌管。
此制實行五六十年了,辦事有固定規程。
過去妖怪狐精夜裡出來,人心驚惶,勞煩聖土思慮,故添設西廠,特任命汪直督查,以戒備不能預測的事件。
這是權宜之計,用來安撫人心的。
前段時間國內的紛擾,臣不贅述了。
現在汪直鎮撫大同,京城人眾口一辭,都認為撤銷西廠最便利。
伏望聖恩特別降旨撤銷它,官員們都回到原來的衛所,這將是宗廟國家的大幸事。”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尚銘專權,不久也被革職。
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求廢除束廠,皇帝不答覆。
不過孝宗仁厚,廠、衛都不敢兇橫,管理二廠的官員羅祥和楊鵬,奉行職責而已。
璽德元年殺柬廠太監王嶽,命令丘聚替代他,又設西廠以任命谷大用,他們都是劉瑾集團裡的人。
雨廠爭奪掌權,派遣巡邏兵四出偵探。
南康昊登顥等人舉辦龍舟競渡遊戲,結果自己被處死,家產被籍沒,親人淪為官奴。
偏遠的州縣裡,人們一見到穿著華麗服裝騎著高頭大馬操北京口音的人,就奔走相告,紛紛逃避躲藏。
官吏們聽到風聲,悄悄送上賄賂。
於是無賴之徒乘機作奸邪之事,天下人都畏懼得疊足而立。
而衛使石文義也是劉瑾的私黨,廠衛的勢力合二為一了。
劉瑾又將惜薪司的外薪廠改焉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自己主管。
京城人叫它做內行廠,就是東西廠也在他們的監視之中,其酷烈更為厲害。
內行廠並且創造新例,對囚犯不論輕重一律先施杖刑,然後判子子孫孫永遠戍邊。
有的人還用大枷枷著頸項發遣,枷的重量有達一百五十斤的,犯人戴不了幾天就喪命。
尚寶卿顱璇、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璋、御史王時中等人都沒有幸免,被折磨得瀕臨死亡然後才貶謫戍邊。
御史柴文顯、汪澄甚至因為輕微的罪過而被凌遲處死。
官吏、軍士和平民被非法折磨死的有數千人。
劉瑾被誅殺以後,西廠和內行廠都撤銷了,惟有束廠依然如故。
張銳主管束廠,與錦衣衛衛使錢寧都藉著搜訪之事恣意羅織罪名陷害人。
廠衛之稱因此大噪。
嘉靖二年,束廠芮景賢任用千戶陶淳,幹了許多誣陷人的事。
給事中劉最持章上奏反對,被判貶官到廣德州。
御史黃德用叫他乘驛車去廣德,適逢有個叫顏如環的人與他同行,用黃包袱裹了行裝。
芮景賢立刻上奏,二人被捕下獄,按不同情況編伍充軍戍邊。
給事中劉濟進言:“劉最所犯的罪過不至於發配戍邊。
而且,他是由宦官逮捕酌,罪名是武夫羅織的,裁決是透過內部下旨進行的,怎麼好昭示天下?”皇帝不予響應。
當時,各地的鎮守太監都已撤除,而大臣們習慣於老辦法,說束廠是祖宗設定的,不可廢除,不知道東廠並不是太祖的制度。
然而世宗對宦官管制嚴格,不敢放任,束廠的權威已遠不如衛使陸炳大。
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太監身份兼管廠事,在束上北門之北建立新廠,叫內廠,而將先建的那個廠叫外廠。
馮保與張居正搞出個王大臣案件,企圖族誅高拱,衛使朱希孝極力為高拱辯護,高拱得以無罪,可見當時錦衣衛還不大趨附於廠。
萬曆中期,礦稅使多次出行為害,而束廠張誠、孫暹、陳矩都安然寂靜。
陳矩審理妖書一案,沒有株連無辜和濫判,當時的人頗稱道他。
恰逢皇帝也無意於峻刻勘查,刑罰用得稀少,廠衛的監獄裡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太監身份總領廠內事務,任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之徒,專門從事用酷虐手段鉗制朝廷內外人士,廠衛之毒達到極點。
凡是掌管司禮監印信的宦官,僚屬稱其為宗主,而總領東廠的叫督主。
束廠的屬官沒有專職官,掌刑由一個千戶擔任,理刑由一個百戶擔任,理刑也叫貼刑,都是錦衣衛的官員。
他們的差役都由錦衣衛提供,衛裡最狡黠乖巧計程車卒就調撥給他們充任。
差役長叫檔頭,其帽子的頂端尖銳,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繫著小布絲,腳穿白皮靴,專管偵伺。
其手下有番子數人為之辦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騙財或挾仇的,梘辦事者為窟穴。
他們打探到人家一件隱私,就透過番子密告給檔頭,檔頭根據事情大小先付給金錢。
事情叫起敷,錢叫買起敷。
既已得知陰事,檔頭率領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門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闖入室內,抓住其人審訊,沒有左證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給足賄賂,也就徑直離開。
稍不如意,就嚴刑拷打,刑名叫幹醉酒,又叫搬罾兒,其痛楚比官家規定的刑蜀厲害十倍。
還授意捱整者牽連有財力的人,有財力的賄賂他們足夠多的金錢,就沒有事。
如果惜錢不給,或所給不足,立即報告皇帝,將其下交鎮撫司監獄,犯人立時就要喪命。
每月初一,幾百個廠役在庭院中抽籤,然後分別監視官府。
其中監視內府諸處會審大案和北鎮撫司審訊重罪犯的叫聽記,到其它官府和各個城門搜訪的叫坐記。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門發現某奸事,胥吏一條絛告訴坐記,坐記轉告廠,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華門,從縫隙中進去了,也有人悄悄報告給皇帝。
因此事情無論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鹽瑣事,有的竟在宮中傳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無不懼怕打事件的。
錦衣衛的辦法也跟廠一樣,但是必須寫出疏條上奏,才能讓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勢力遠不如廠。
一天晚上,有四個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個喝得痛快了,饅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聲。
還沒罵完,番子就進來抓住四人,將他們送到魏忠賢那裡,魏忠賢立即肢解了罵他的人,而拿錢慰勞其它三人。
三人魂飛魄喪,動也不敢動。
莊烈帝即位,魏忠賢伏法被誅。
而後王體幹、王永祚、鄭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齊本正等相繼統領廠內事務,告密之風不曾平息。
為獎勵王之心、曹化淳緝奸的功勞,封蔭弟侄輩入錦衣衛充任百戶。
而王德化及東廠理刑昊道正等偵伺到合臣薛國觀隱私,薛國觀因此被整死。
當時衛使已長期懾服於廠威,大抵俯首受之驅使。
崇楨十五年,御史楊仁願說:“高皇帝設官,沒有所謂的偵緝衙門。
臣下有不法行為,諫官直接糾察,沒有揭發隱私的。
後來因為肅清皇帝身邊的奸惡,才建置束廠。
臣在南城供職,所審閱的訟詞,多是因為假番子侵害而訴冤。
假稱東廠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況真的呢?這是由於長期累積起來的威勢造成的。
所謂累積的威勢是指,柬廠考核提拔的辦法,是比較上報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價來購買事件,出賣者甚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事件,番役不問訊息是從哪裡來的,賣者已經分利走了。
心懷怨忿告發人,誣陷別人使之受嚴刑峻法的制裁,懷恨者無不心滿意足。
希望皇上放寬封束廠事件的責求,而後東廠偵伺事件才可以寬緩一些,束廠刺探事件可以寬緩些,番役買事件和賣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積的威勢恐怕就能逐漸減輕。”後來楊仁願又嚴肅陳述不應派遣錦衣校尉。
崇禎帝因此告諭柬廠,言其應緝查的祇是陰謀叛逆和敗壞倫常者,那些為非作歹、觸犯律條的,自有主管機構處理,不宜偵察緝捕,並對兇橫貪財的錦衣校尉進行訓誡。
可是皇帝還是越來越依賴廠衛,直到明朝覆亡才停止。
錦衣衛監獄,世稱詔獄。
古代訴訟只由司寇掌管。
漢武帝創設了詔獄二十六所,歷代或沿襲或更改沒有定規。
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這是天子自己統領之名佔到漢代有侍衛司獄,凡大案件都在那裡決斷。
明代的錦衣衛獄近似侍衛司獄,而其拘繫殘酷,為害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太祖時,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錦衣衛獄中。
幾次更換大監房,多派人審理,誅殺的人很多。
後來將衛裡刑具全部焚燒,把囚徒送到刑部審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書規定京城內外案件不得上送錦衣衛,大小都經由司法機關處理。
成祖寵幸紀綱,叫他訓練錦衣親兵,又口U他掌管詔獄。
紀綱趁機任用自己的黨羽莊敬、袁江、王謙、李春等,找藉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後,族誅紀綱,而錦衣衛仍舊掌管詔獄,洪武帝的詔令被廢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錦衣衛的劉勉、徐恭都是謹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揮馬順,流毒天下,枷李時勉,殺劉球,都是馬順所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緝查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責備了其長官,下令所緝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誣陷人的從重治罪。
英宗恢復君位,召來李賢,命左右侍臣離開,問他時政得失。
李賢於是竭力論列錦衣衛官校提人審訊的危害。
皇帝認為他說得對,背地裡察驗都是實情,因而召見它的長官,申誡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陽王敗壞倫常的罪名經查核屬虛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這時指揮門達、鎮撫逯呆恃寵橫行,李賢也幾次被他們羅織過罪名。
門達四處派遣旗軍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獲多的就做頭目。
幹戶黃麟到廣西,把御史昊禎抓到衛裹,要了兩百多副刑具去,天下來京朝覲的官員許多都被宣佈有罪。
逯呆死後,門達兼管鎮撫司,羅織指揮使袁彬的罪狀,抓來審訊,刑罰五毒交下,僅免一死。
朝廷官員楊璀、李蕃、韓祺、李觀、包瑛、張祚、程萬鍾等人銀鐺被逮捕,道路上哭訴喊冤的人不計其數。
大約在紀綱被誅殺以後,他的徒眾才稍稍收斂。
到正統時這類人重新張狂起來,天順末年禍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覷,不能自保。
李賢雖然極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鎮撫司的職責是審理訴訟案件,最初只設立了一個司,與外衛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設北司,而以軍匠和諸執掌劃歸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門審理欽犯。
而大案的犯人經過審訊後,就送往法司擬定罪名,不曾備辦審判文書。
成化元年才下令復奏案件時用參酌附言,法司更能牽制判案。
十四年,增鑄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報告給原衛,就是衛裡下達的案件,也徑直請示皇上可否,衛使不得參與。
所以鎮撫職務雖低,其權力卻日漸重大。
起初,錦衣衛監獄由衛管轄,到門達掌管刑訊時,又在城西設定獄舍,拘押犯人,混亂不堪。
門達倒臺後,皇帝聽取了御史呂洪的意見,拆毀了這些獄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賓說:“錦衣鎮撫司多次查獲妖書圖本,都是些荒誕不經之言。
小民無知,總是被它們迷惑。
請求將其書名全都記錄下來,用佈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網,遭受刑罰。”皇帝回覆同意。
而偵查事件者的誣告還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寧晉人王鳳等,誣陷他們同瞎子一起接受妖書,充任偽職,並且誣陷其鄉官知縣薛方和通判曹鼎與他們合謀,發兵包圍了兩家,抓住二人嚴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誣服罪。
後來薛方、曹鼎兩家多次宣告冤情,狀子下交法司,經查核弄清了事實,鎮撫司官員犯妄報妖言罪,判處斬刑。
皇帝只是告誠不得傷害無辜而已,而不能治他們的罪。
這年,命令錦衣衛副千戶昊綬參與鎮撫司的刑事審理。
昊綬性格狡猾陰險,依附汪直爬上去。
後來知道官場輿論不容汪直,所以對無罪下獄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觸怒了汪直,被解職。
這時只有衛使朱驥掌握法律平正,處理妖人案件沒有冤枉無辜。
皇帝要辦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屍弓,獨用小杖拷問,皇帝曾派內使責問,但朱驥不改。
世人因此稱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詔令法司:“凡是廠衛所送來的囚犯,依公正原則審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於既成判決。”正德時,衛使石文義與張彩一裡一外,作威作福,當時人們稱之為劉瑾的左右羽翼。
不過石文義常常陪侍在劉瑾身邊,不處理實際事務,辦事的是高得林。
劉謹伏法被誅以後,石文義也被誅殺,高得林罷官。
此後是錢寧管事,重新大肆張狂,因叛逆罪被誅殺。
世宗即位後,革去了十六個錦衣傳奉官的職務,淘汰了十五個旗軍校官,又告諭緝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圖謀不軌、妖言、人命和強盜這類重要事件,其它訴訟和京城以外的州縣的事,不得參與。
不久,事情多交給鎮撫司處理,鎮撫輿內侍勾結在一起,心計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監崔文不法獲利的事情敗露,皇帝將此案下達刑部審理,不久又下內旨送到鎮撫司。
尚書林俊說:“祖宗當朝時,將案件交給法司,事情無論大小,都讓他們公平審理。
自從劉瑾、堡奎掌握大權以後,專門信用鎮撫司,玩弄文字、編造冤獄,法紀受到極大的破壞。
改行善政實施教化執法就從今天開始,不宜再因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聽。
林俊又說:“這條路一開,只怕以後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關係,設法由宮內降旨來免於問罪,這實在是一條通往混亂的路。”御史曹懷也進諫說:“朝廷只信用一個鎮撫,那麼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為冗員了。”皇帝都不聽。
六年,侍郎張璁等說:“祖宗設定三個法司來糾治官府的邪惡,公平地決斷訴訟。
設定束廠、錦衣衛,是用來緝拿盜賊,糾察違法亂紀的人。
建議從現在起,審理貪官冤案還是責成法司來辦,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讓廠衛來監察。
盜賊和違法亂紀的人,還是責成廠衛緝拿,然而也必須送到法司擬定判詞。”皇帝下詔按此建議施行。
可是衛司武官到監獄提人仍舊肆無忌憚。
給事中蔡經等人彈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們去提人。
尚書胡世寧請求採納他們的意見。
詹事霍韜也說:“訴訟案件交付給三法司就夠了,錦衣衛卻又來橫加阻撓。
過去漢光武帝崇尚名節,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後忠義之士爭著為他們獻節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這是羞辱他們。
犯了大罪,廢黜他、誅殺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脫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還在清貴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剛強雄壯之心,挫損幾盡。
等到複核為無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帶,立在朝拜的隊伍中。
強悍武夫看著官員指指點點:‘某人,我凌辱過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無所顧忌,君子卻會由此改變行為。
這就是豪傑產生隱居山林的想法,而變故之後很少有人保持氣節的原因。
希望從現在起束廠不再參與朝參儀式,錦衣衛不再主管訴訟審判。
士大夫犯罪、謫貶、撤職和誅殺,不要加以笞打杖責,不上枷鎖鐮銬,以便培養廉恥之心,振作精神,激勵氣節。”皇帝認為霍韜在職權之外亂說,不釆納他的意見。
按照祖宗制度,每當朝會的時候,廠衛長官率領下屬和校尉五百名,列隊侍立在奉天門下糾察禮儀。
凡是不合禮儀的人,立即剝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來關進鎮撫司監獄,杖責之後予以釋放,所以霍韜說到這些事。
等到萬曆年問,朝儀有過失的官員才不關進監獄了,只罰扣他的俸祿而已。
世宗討厭張鶴齡和張延齡,為非作歹的劉柬山等人於是誣告二人有邪毒詛咒行為。
皇帝大怒,把二人關進欽犯監獄,劉束山趁勢株連牽引自己平素不喜歡的人。
衛使王佐打探到實情,根據誣罔律條反坐劉束山罪。
王佐於是枷劉束山等人於闕門之外,不到十天,這幫人全部死亡。
人們將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間的指揮。
李夢陽彈劾張延齡兄弟犯法之事,關進監獄,牟斌比附輕罪處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衛使陸炳作惡,與嚴嵩朋比為奸,而傾軋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製造大案件,陸炳又常保全了他們,所以士大夫並不怨恨陸炳。
萬曆年問,提意見和觸忤礦稅宦官的臣子,都打入欽犯監獄。
刑科給事中楊應文說:“被逮捕的監察主管郡守縣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雖然已經拷問,還沒有送到法司定罪。
監獄禁閉森嚴,水火不入,疫疾毒癘之氣,充斥牢房。”衛使駱思恭也說:“每年舉行熟審,時間都在個滿以前。
現在兩年沒有舉行熱審了,鎮撫司監獄裡的犯人將近兩百個,多拋擲瓦片發洩冤氣。”鎮撫司陸逵也報告:“監獄裡的囚犯心懷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頭。”皇帝一律不予回應。
不過這時候告人隱私的風潮已經衰減,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萬曆末年,抓捕諸臣的政策稍寬,錦衣衛監獄漸漸空虛了。
旦爾耕、許顯純在熹宗時當魏忠賢的義子,其死黨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輔助他們,拷打楊漣、左光斗這些人。
犯貪髒罪的立定期限按規定交款,兩天為一個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謂全刑即上枷械,上鐮,棍擊,拶指和上夾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號之聲沸天,血肉潰爛,輾轉求死而不得。
許顯純則叱吒如常,若無其事,然而必須依魏忠賢的指令行事,魏忠賢所派遣的聽記之人未到,許顯純不敢審訊。
一天晚上,叫囚犯們分開到不同監房住宿。
於是獄卒說:“今天晚上有人該壁挺了。”壁挺,獄中指死亡。
第二天,楊漣被處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鎖住頭顱拉死。
每一個人死後,都停放幾天,才用葦蓆裹屍抬出牢門,蛆蟲把屍體都蛀爛了。
獄中事件隱秘,囚徒家屬甚至連親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莊烈帝擒拿誅殺魏忠賢逆黨時,冤死者的家屬後人望著獄門呼天搶地哀號,寫祭文來祭奠。
皇帝聽了也哀慼。
自從劉瑾始創戴立枷以後,錦衣衛監獄經常使用它。
神宗時,御史朱應轂詳陳其慘狀,請求廢除,皇帝不聽從。
到了魏忠賢手上,更製造大枷,又設了斷脊、斷指、刺心的酷刑。
莊烈帝問左右近臣:“為什麼要創制立枷?”王體幹回答:“用來懲罪大奸大惡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說:“雖然如此,到底還是可憐。”魏忠賢為之有所畏懼。
柬廠的禍害,到魏忠賢時達到極點。
然麗廠衛沒有不互相勾結的,案情的輕重,廠能從官內得到訊息。
而外廷有牴觸不合的案子,錦衣衛就由東西兩司房搜訪緝拿,北司嚴刑拷問,罪狀羅織周密,然後才送交法司。
即使是東廠抓捕的人,也必須移交給鎮撫司再審訊,然後刑部才擬定判決。
因而廠的勢力強大,錦衣衛就依附於廠;廠的勢力稍弱,衛就反過來盛氣凌廠。
陸炳緝拿司禮李彬和東廠馬廣隱秘之事,都問成死罪,因為陸炳深得內閣嚴嵩的心意。
後來宦官的勢力越來越強盛,內閣勢力日漸削弱,閣臣反而比廠的地位低下,而衛使沒有不爭相趨附廠官,甘心為其奴僕。
錦衣衛人員有功升遷授勳衛、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種。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於充任錦衣衛。
萬曆初年,劉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錦衣衛,此後文官子弟都樂於在衛裹任職。
士大夫與他們交往,案子緊急時,多依靠他們的力量。
劉守有的兒子劉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莊烈帝對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廠以慘毒峻刻輔佐他。
昊孟明掌管衛印,不時有所寬縱,但是觀望東廠的臉色,不敢違抗。
而鎮撫梁清宏和喬可用朋比為奸。
凡是縉紳之家,總有幾個人來往,會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才起床,早早就關大門,不敢兩人在一起對談。
旗軍校官臨門如同遭大盜搶劫,官員就是窩藏贓物的囊橐,錢財均分。
京城中有奸細潛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販賣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沒有一個舉發,而高門富豪侷促不安,沒有寧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請託人辦事,稍有連逆,就捏造事實誣陷,羅織罪名,摘取片言隻字,就可以株連達十幾個人。
姜垛、熊開元下獄後,皇帝諭令掌衛駱養性悄悄殺了他們。
駱養性將皇帝的指令洩露了出來,並說:“這兩個臣子應當處死的話,應交付給有關部門,寫出他們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殺了他們,天下人和後世會說陛下是什麼樣的人主?”適逢大臣們也多替姜垛等人說好話,於是二人得以長囚獄中。
這是駱養性值得稱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駱養性也多有肆虐。
錦衣衛舊例有論功行賞,只有緝拿圓謀反叛的人有賞。
後來假冒濫賞無度,所報的功一百個沒有一個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廠衛上奏請求要什麼就給什麼。
隆慶初年,給事中歐陽一敬極力陳述這種做法的弊病,說:“偵緝事件的官校,其勢力容易辦,而又各按類計算其拿獲立功的次數,作為升等授勳的根據。
那磨憑著可以達到的權勢,邀必然獲得的功勳,屈人利己,什麼不能做出來?有的在強盜自首免罪之後,故意命令強盜多多牽連平民來充數;有的囊括人家家產說是強盜的贓物,裹挾市井豪強作為人證;有的暗地裡偽造圖書,攜帶在身上假造妖書批語,用妖言假印的律條誣陷別人;有的根據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來;父親訴說兒子孝順,反而判其兒子忤逆之罪。
所以誰家被緝訪,俗言叫剗,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請求從今以後定下制度,機密和重要的事情,關係到憲令大典,廠衛依慣例上奏請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審議的,一定要等法司詳擬出判狀以後,方給記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問明白,再請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賞。
緝拿了人來而未能立案的,不準假冒破案以求升賞。
至於其它訴訟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門的事務。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錦衣衛官校和鎮撫司將人拷打成重傷,乃至死亡,允許司法機關查治。
法司若縱容隱瞞附和,則聽憑科道官參與查驗。
像這樣則功勞一定會核實,緝訪的材料一定會合乎事實,而冤枉無辜和濫施刑法就可以杜絕了。”當時皇帝不能採用他的建議。
宦官同法司一起審錄罪囚,始於正統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淵、王文審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們與宦官興安一同進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審案,皇帝敕命也這樣做。
當時雖然還沒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審的制度,而南北兩京的宦官得以參與三法司的審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監王誠會同三法司複審北京的罪案,未審南京罪案的原因,是發生了天災而創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到兩京參加會審,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務,也在這年定下來。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監懷恩同法司一起審錄罪囚。
此後審錄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進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參與審案。
十三年,因為給事中丘俊進言,又命令太監參加會審。
凡是會審之時,太監帶著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張開黃蓋,搭一個三尺高的臺子,自己坐在中間,三法司的官員們坐在左右兩邊,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員捧著案牘站在那裡,唯唯諾諾,小心謹慎地奔走效勞。
三法司檢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輕重不當,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違抗。
成化時,會審有一案,弟弟幫助其兄鬥毆,殺死了人,太監黃賜想減刑處理。
尚書陸瑜等人堅持不同意見,黃賜說:“同室的人相鬥,尚且披著頭髮戴上帽子去解救,何況兄弟呢?”陸瑜等人不敢駁難,終於枉法判決。
萬曆三十四年大審,御史曹學程因為向皇帝進言而久久拘押在獄中,群臣請求寬赦他,皇帝統統不允許。
刑部侍郎沈應文代理尚書之職,聯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長官,寫書面意見送到太監陳矩手上,請求他饒恕曹學程的罪過。
然後會審,案子判定後,署名同奏。
陳矩又私下啟稟皇上,說曹學程的母親年老值得關懷。
皇上終於鬆動,釋放了曹學程。
這件事情很好,而可見太監的權力達到如此地步。
錦衣衛的衛使也能參加法司在午門外進行的審訊,以及秋後承天門外的會審,但是不參加大審。
每年處決犯人後,用圖文將每個囚犯的罪狀張布在錦衣衛的外牆上,叫人們觀看反省。
奉詔命複審過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後其墓殿上要畫上壁畫,圖中太監坐北朝南,旁邊是司法機關的堂上官員,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領著囚犯鞠躺聽命的情況,以為榮耀昭示後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監斬強盜宋全。
嘉靖年間,宦官犯法,詔令免於逮捕審訊,只下交給司禮監處理。
刑部尚書林俊說:“宮府是一體的,宮中宦官犯法,應下交司法機關審判,驗明其罪並公正處理,不應當廢棄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聽。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識字、干預政務,祇不過充任宮中掃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燒了錦衣衛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違反了這個規定,終於給子孫留下大禍患,君子為此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