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以來，漕糧聚集，供給官府麇食，各自根據道路遠近作為標準。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貢獻賦稅，從長江抵達京城，道路近易於運送。
自從成祖遷都於燕，道路遙遠，制度一共改變三次。
最初施行支運，後來施行兌運、支運互相參用，到最後支運全部變成長運麗制度被確定下來。
洪武元年，北伐，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到汴梁。
隨後大將軍徐達命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至大同。
中書省公文下發山東行省，招募水工調發萊州洋海倉的糧食供應永平衛軍餉。
此後海運供應北平、遼東軍餉作為固定的制度。
西北邊防則疏浚開封漕河供應陝西軍餉，從陝西轉運給寧夏、河州。
西南則命令川、貴奈米中鹽，以省去長途運輸。
於是各路都就近輸送，得到其便利。
丞樂元年，接受戶部尚書鬱新的建議，開始用承載二百石以上的淮船，途經淮及沙河抵達陳州穎岐口跌坡，另用巨船入黃河抵達八柳樹，用車運往衛河輸納北平，與海運互相參用。
當時皇帝多次臨幸，各種費用供給，不只是供應邊防軍餉。
淮、海運輸線共二條，而臨清倉庫儲存河南、山東的糧食，也用以輸送北平，合計共有三條線。
只有海運用官軍，其餘都是民運。
自從疏浚會通河，皇帝命令都督賈義、尚書宋禮用水軍運送。
宋禮因海船大的可載千石，製造粗濫便壤，便製造淺船五百艘，運輸淮、揚、徐、充糧食一百萬石，以與海運之數相當。
平江伯陳管繼任，多增至三千多艘。
當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庫。
江西、湖廣、浙江人民運糧到淮安倉庫，分別派官軍在近處運送。
從淮到徐用浙、直的軍隊，從徐到德用京衛軍，從德到通用山東、河南的軍隊，依次遞運，每年共四次，大約可運三百多萬石，名叫支運。
支運的方法，支是不必出當年人民交納的糧食；納是不必供應當年軍隊的開支。
總計數年以為增減，期約不失去經常的額數而止。
於是海、陸二條運輸都罷除，只儲存遮洋船，每年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邊，兌糧三十萬石，十分之二輸送天津，十分之八從直沽入海輸送到薊州而止。
沒有幾年，官軍多所調遣，便又用民運，道路遙遠多次超過期限。
宣德四年，陳管和尚書黃福建議恢復支運法，便命令汪西、湖廣、浙江人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到淮安糧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人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到徐州糧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人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到臨清糧倉，命令官軍接著運送入京、通二糧倉。
人民的糧食就近納入官倉以後，人力大大減省，便測量地方遠近，糧食的多少，抽調民船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五分之一以供給官軍。
只有山東、河南、北直隸便徑直送往京倉，不用支運。
不久命令南陽、懷慶、汝寧的糧食運往臨清倉庫，開封、彰德、衛輝的糧食運往德州倉庫，此後山東、河南都運送德州倉庫。
六年，陳逭奏言：“江南人民運糧到各官倉，往返將近一年，耽誤農業。
命令人民運到淮安、瓜洲，兌給衛所。
官軍運載到北方，給予路費和消耗的糧食，則軍隊和人民兩面都便利。”造就是兌運。
命令群臣集體討論。
吏部蹇義等上呈官軍兌逗人民交納的糧食補加損耗的條例，以地方遠近作為差等。
每石糧，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鬥，南直隸六鬥，北直隸五斗。
人民有運送到淮安兌給軍運的，最多加四鬥，如果有兌運不完的，仍令人民自行運到各官倉，不願意兌運的，也聽憑其自己運送。
軍隊既加糧耗，又供給部分折收易於搬運的銀兩作為洪閘搬運費，而且能夠附載別的貨物，都樂於這樣做，而人民也多因遠途運輸而感到艱難，於是兌運的多，而支運的少了。
軍隊與人民兌米，往往依恃力強進行勒索。
皇帝知道其弊端，命令戶部委派正官親臨監督，不允許私下兌糧。
後來多增加或減少耗米，路途遠的不超過六鬥，近的低到二斗五升。
以三為標準，二分給米，一分以別的財物摺合。
正糧量斛平面尖銳，耗糧都量斛齊平。
運糧四百萬石，京城倉庫存貯十分之四，通州糧倉存貯十分之六。
臨、徐、淮三個糧倉各自派御史監收。
正統初年，運糧的數目是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個糧倉支運佔十分之二四而已。
土木事變發生，又全部留下山東、直隸軍隊操練備邊。
蘇、松等府運糧仍然交給人民。
景泰六年，瓦剌入朝進貢，才恢復軍隊運糧。
天順末年，兌運法施行已久，管倉之人企圖獲取外加的彌補耗損，入倉庾時大都兌有額外的聚斂，並且要求多索取，軍隊十分困窘。
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疏陳說便宜行事。
皇帝說：“法律條令明確說，收糧令交納戶平衡，每石加損耗不超過五升。
現在運糧軍隊願意明加耗糧，那麼管倉官吏侵奪過多可以知道了。
今後命令軍隊自己平衡，每石增加耗糧五升，不能再增加，勒索的治罪。”後來聽從監督官倉的宦官之言，增加耗糧到八升。
後來，又增收如故，多次令禁卻不能禁止。
當初，運糧到京城，沒有固定額敷。
成化八年，開始固定為四百萬石，從此之後以為常則。
北方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方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的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運的七十萬石。
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糧十七萬七千七百石。
總計兌運、改兌加上耗米納入京、通兩倉的，一共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而南直隸正糧獨交一百八十萬石，蘇州一府交納七十萬石，加收的損耗糧在外。
浙江的賦稅比蘇州減少數萬石。
江西、湖廣又在此基礎上減少。
天津、薊州、密雲、旦壬，共供給米六十四萬餘石，全部支付兌運米。
而臨、德二官倉，存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此數。
遇到災害，便調撥二官倉的米以補運，務必充足四百萬的額數，不讓缺少。
到成化七年，才有改兌的提議。
當時應天巡撫滕昭命令運糧軍到江南水邊交兌，增加損耗米之外，又一石糧增加米一斗為渡江費。
以後數年，皇帝才命令淮、徐、臨、德四個官倉支運七十萬石米，全部改為水邊交兌。
從此全部變成改兌，而官軍長途運糧便成為固定的制度。
然而這時，管理官倉的人多苛刻斂取，甚至有額外的處罰，運糧軍輾轉稱貸不支。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上疏議論運糧軍的苦楚，說：“各直省運糧船。
都是工部給價，命令主管官吏監造。
近來，漕逗總兵因價不能按時供給，請求領價自己造船。
而部臣顧慮軍士不加愛護，商議命令本部提供造船料四分，軍衛承擔三分，舊船抵三分。
軍衛無辦法操辦，都是軍士賣掉資產，賣掉兒女來供給，這是造船的苦楚。
正軍戶兵逃亡數量多，而額數不減，全部由軍中編外之人充數，一盧有三、四人服役的。
春天兌糧秋天返歸，艱難萬分。
船到張家灣，又僱用車輛搬運，多借貸以補足用度，這是往來的苦楚。
他們所借貸的債務，運糧官又趁機侵奪剝削，責令償還加倍的利息，而軍士有的自己帶上土產來換取柴米，又受禁例的限制，多被掠奪。
現在應該增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止運糧官和主管官吏科徵焉害搜查翻檢的弊端，希望軍士的困苦稍微緩解。”下詔聽從他的提議。
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說：“蘇、松等府，連連災荒，莊稼歉收，人民購買漕米，每石銀二兩。
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供應宣、大二邊防的糧料，每石也值銀一兩。
去年，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
現在請推行到各府，而其價值稍有差異。
災重的，一石糧折七錢；災稍輕的，一石糧仍折一兩。
都解運到戶部再轉發各地邊防，抵北直隸三處每年供應的數額，而收三處本色賦稅輸送京城官倉，那麼費用節省而事情容易成功。”朝廷聽從其議。
此後遇到災荒，便權且折銀，用水邊倉庫支運的糧食填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為標準，不再達到一兩。
在此之前，成化年問實行長運的辦法。
江南州縣運糧到南京，命令官軍在水邊兌支，總計省去增加損耗運送的費用，得到餘米十萬石有餘，貯存在預備倉中以資助緊急時的用度。
到這時，巡撫都御史因兌支有弊病，請求命令如同舊時上入糧倉然後放支。
戶部說：“兌支的辦法好，不可改變。”下詔依從戶部的議論，把多餘的糧食貯存到各地衛倉，作正支開銷。
又依從戶部的建議，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然聽憑人民自己運送到臨、德二倉，命令官軍支運。
正德二年，漕運官吏請求疏通水邊的倉儲，說：“過去人民運糧到淮、徐、臨、德四座官倉，以等待衛軍支運，後來改在附近州縣水邊交兌。
隨後連同支運七十萬石也命令改兌。
但是七十萬石以外，還有交兌不盡的，人民仍然運到四倉，很久不支銷，以致於糧食陳腐。
請求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的糧米三十五萬石，摺合銀兩解送到京城，而命令三省衛軍運糧到臨、德等官倉，支運如同所摺合的數額。
這樣，各倉的米不腐爛，三省的漕卒也便於支運。
每年漕運額數之外，又得到三十五萬折銀，一舉幾樣好處都具備了。”皇帝命令部臣商議，按其請求辦理。
六年，戶部侍郎邵寅因漕運滯留遲後，請求恢復支運法。
戶部討論，支運法廢除已久，不能突然又恢復，事情便終止了。
臨、德二官倉的貯藏之米，共十九萬石，合計十年能貯藏一百九十萬石。
從世宗初年，因災害調撥補充一天天多了，而山東、河南因糧食歉收，多次請求減輕賦稅，並且二倉囤積的糧食多腐朽。
於是改收折色的提議多次興起，而倉庫儲存漸漸損耗了。
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求把折收的部分銀兩聽憑運糧官在路上支出，作為僱工和租用船車的費用，不必裝入餉鞘加印封愈，計算多餘，以使漕運士卒受苦。
給事、御史紛紛駁斥。
戶部說：“科道官的議論，主要在於防奸，是對的。
但是折收的銀兩本來是用以資助轉運費用，現在顧慮官軍侵佔損耗，全部取其多餘部分歸於太倉，便把運費作為正糧，不是立法時的用意。”便提議運糧船到通州，巡倉御史核實驗收，酌量支用實際額數，定著成固定的規矩。
有多餘的，不輸送入太倉，而就用來修船，官吏侵吞的處以重罪。
折收的輕齎銀，是憲宗因各官倉改兌，供給路費，才各有損耗之糧；兌運米，都是一平衡一冒尖，所以有銳米；除了隨船給運四鬥之外，其餘的摺合銀兩，叫做輕齎。
共四十四萬五千多兩。
後來多輸入了，太倉。
隆慶年間，運糧通道艱難險阻，議論的人想開通膠萊河，恢復海運。
從淮安清江浦口，經過新壩、馬家壕到海倉口，直接抵達直沽，只沿著海套行船．不航行於大洋上。
奏疏上呈，派官員勘察回報，因海套水上多沙磧不便行船而停止。
神宗時期，漕運總督釭塵龍說：“國家兩個京都一併建立，淮、徐、臨、德，實為南北咽喉。
自從兌運長久施行，臨、德還有每年積聚之糧，而淮、徐二官倉已沒有粒米。
請求從今以後山東、河南莊稼成熟時，全部徵收本色稅糧上交官倉。
總計臨、德已滿五十餘萬，便命令交納到二倉，也積聚五十萬石而止。”朝廷聽從其請。
這個時候，折色銀漸漸增多。
萬曆三十年，漕運抵達京城，只有一百三十八萬石。
而撫臣提議截留漕米以胭濟河工，倉場侍郎趟世卿爭辯說：“太倉之糧納入不能與調出相當，計劃二年之後，六軍萬姓將等待新的漕糧做飯，倘若交納過期，不再有京城了。”原來災害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城衛軍的月俸。
當時混支以供給邊防軍餉，於是使得銀米兩樣都空虛，所以趟世卿爭辯。
此後官倉儲備漸漸匱乏，漕政也更加鬆弛。
到了天啟、崇禎時期，天下擾亂騷動，費用繁多，每年的供給越來越不足開支了。
運糧船的數目，永樂至景泰，大小沒有定則，數量很多。
天順以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條，官軍十二萬人。
允許附載各地土產，免徵稅鈔。
孝宗時限制十石，神宗時增至六十石。
憲宗定立運船到京城的期限，北童豐、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遇江支兌的，延期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
總計三年考核，違背期限的，運糧官降級處罰。
武宗列出水路圖表，按日期依次填寫行止的地方，違犯期限的糧食，留在德州各官倉，叫做寄囤。
世宗制定經過淮的日程期限，江北在十二月，江南在正月，湖廣、浙江、江西在三月，神宗時改在二月。
又改動到京城限期五月的，縮短一月，七八九月的，依次縮短兩月。
後來又通通縮短一月。
神宗初年，規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付完，大縣限定船到十天，小縣五天。
十二月開幫啟運，二月遇淮，三月過河流分道口進入水閘門。
都事先把作樣品的米呈送戶部，運糧到達之日，比合驗證相同才收糧。
凡是災害奏請改折的，不超過七月。
題議超過日期和臨時改題的，立案免於複核。
漂流出。
抵換食米。
長江漂流便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二百石以外是大患，二百石以內是小患。
小患由把總勘驗上報，大患詳捆奏報，以後不論多少，一概上奏勘驗。
開初，造船用楠木杉木，下等的就用松木。
三年進行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建造。
每艘船得到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
此後船的數量缺少，一艘船得到耗米七八百石。
附載夾帶一天天增多，處處停留超過規定期限。
一旦遇到黃河決堤，便有漂流發生，官軍因此而作奸詐之事。
水邊摺合乾糧，沿途侵吞盜用，虛報遇到水災、火災，以至有鑿穿船底自沉的。
明代初年，命令武官監督海上運輸，曾經設立漕運使，不久罷除。
成祖以後使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促督運，郎中、員外分別管理，主事監督兌現，其制度並不統一。
景泰二年，開始在淮安設立漕運總督，與總兵、參將共同管理漕運事務。
漕司管轄十二總，十二萬軍隊，與京城操練十二營軍隊相當。
當初，宣宗命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每年八月到京城，集中討論第二年漕運的事務，到設立了漕運總督，便一併命令總督到京城。
到萬曆十八年，以後才免去。
每一年的正月，漕運總督巡視揚州，管理瓜、淮的遇閘。
總兵駐紮徐、邳，監督經過分水口進入水閘門，同理漕參政一起管理押送到京城。
摜運有御史、郎中負責，押運有參政負責，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有主事負責，清江、衛河有提舉負責。
兌糧完畢經過淮經過河道分水口，巡撫、漕司、河道各自以其職掌上報。
主管部門米沒有具備，軍衛的運糧船不具備，過淮誤期的，責任在巡撫。
米和船都具備了，不及時驗收放運，不是河道阻塞而壓下開幫停泊不發，過分水口誤期園而漂流凍結的，責任在漕司。
船糧依限期啟運，而河渠淤塞水淺，疏浚無法，閘坐開啟關閉失時，不能過洪抵達水灣的，責任在河道。
明代初年，對漕政常常加以優待照顧，仁、宣禁止役使漕船，寬宥遲運的人。
英宗時期開始扣押口糧均攤，而運糧軍不遵守法度成為人民的禍害。
此後漕政一天天鬆弛，軍隊用耗米交換私物，道路上出售稽留程限。
等到抵達，反而買糧倉之米補交，多不夠數目。
而糧長大都在米中攙和沙或水，河南、山東尤其嚴重，往往糧食潮溼蒸發黴爛不能食用。
權貴顯要貸運軍銀以牟取厚利，以至請求調撥關稅供給船料來獲取補償。
漕運把總之職大都由於賄賂獲得。
倉場額敷之外徵收，每年達到十四萬。
世宗初期行政，諸多弊端多被革除，然而漂流、違限二弊端，一天天滋長得很嚴重。
中期以後，更加不可追問了。
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運送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零四十多石，內折色八千多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多石，內折色八千八百多石，命令人民運送，叫做白糧船。
自從長運法施行，糧食都是軍隊運輸，而白糧由人民運送如故。
穆宗時期，陸樹德說：“軍隊運輸以充軍隊儲糧，人民運輸以充官員俸祿。
人們知道軍隊運糧之苦，不知人民運糧尤其艱苦。
船戶求索，運軍欺壓，洪閘守候，入京入倉，其弊端百出。
嘉靖初年，人民運糧還有能夠保全的家庭，十年之後沒有不破家的。
把白糧命令軍隊帶運很便利。”奏疏呈入，下發盧部討論。
不依從。
凡是各官倉應該輸入的有一定的數額，其中有的改換調撥別鎮的，水邊應兌的漕糧，即令攤派鎮軍領兌者供給款項，州縣官監督車戶運送到遠地官倉，或者供給軍隊價款就令領取的，通通叫做客運。
九邊地區，運輸糧食大多用車，宣德時期，供給開平軍餉也是用車，而蘭、甘、松潘，往往使人民背運。
永樂年問，又曾命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供給交阢。
明代初年，京衛有軍隊儲倉。
洪武三年，增添設定到二十所，並且建立臨濠、臨清二糧倉以．供轉運。
各行省有糧倉，官吏的薪俸取以供給。
邊境有糧倉，收納屯田所交粗食以供給軍隊。
州縣便設立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賑濟災荒。
自從鈔法施行，多有減省革除。
二十四年，在臨清儲備糧食十六萬石，以供給訓練騎兵。
二十八年，設定皇城四門倉庫，儲備糧食供給守禦的軍隊。
增設京城諸衛倉庫共四十一座。
又設定北平、密雲諸縣倉庫，儲備糧食以供應北征。
永樂年問，設定天津和通州左衛倉庫，並且設定北京三十七衛倉庫。
更命令天下府縣多設定倉儲，在四鄉的預備倉移置於城內。
等到會通河修成，開始在徐州、淮安、德州設定倉庫，而臨清因襲洪武的舊制，合天津倉一共五座，叫做水次倉，以供轉運。
隨後，又轉移德州倉到臨清的永清壩，設定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定通州衛倉於張家灣。
宣德年問，增加建造臨清倉，容納三百萬石。
增設北京和通州倉。
京城糧倉派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按季更換巡察。
外地倉便派佈政、按察、都司防守。
各個倉門，以退休的武官二人，率領老幼兵丁十人防守，半年更換一次。
英宗初年，命令廷臣集體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糧倉的把衛所的糧倉隸屬於它，沒有糧倉的把衛所的糧倉改為隸屬於它。
只有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和沿海的衛所，沒有府州縣的仍照原來管理。
正統年間，增添設定京衛倉庫共七座。
自兌運法施行，各倉支運的少，而京、通糧倉不能容納，便毀臨清、德州、河西整糧倉三分之一，改為京、通倉。
景泰初年，把武清衛等糧倉轉移到通州。
成化初年，廢棄臨、德在城外的預備倉，而用城內的空倉儲藏預備糧。
名臨清的叫做常盈，名德州的叫做常豐。
京城糧倉共有五十六座，通倉十六座。
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之地都有糧倉，少的一二座，多的達二三十座。
預備倉的設定，太祖選年高有德之民運鈔羅米，以預備賑災救濟，也命令他們掌管。
天下的州縣多有儲蓄，後來漸漸廢棄。
于謙巡撫河南、山西，修明其政。
周忱巡撫南幾，另外設立濟農倉，別的人不能這樣做。
正統時，加重侵奪盜竊之罪，甚至偕同妻子一起充軍。
並且規定交納糧谷一千五百石的，下敕書嘉獎為義民，免去該戶的雜役。
凡是賑濟饑荒時得米一石，等到豐年，交納稻穀二石五斗歸還官府。
弘治三年限定州縣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二十里積糧二萬石；衛千戶所積糧一萬五千石，百戶所積糧三百石。
考績期滿之日，考察其積糧多少作為政績最上、最下的標準。
不到三分的奪俸，六分以上的降調。
十八年，命令贖罪追髒罰款，都棹谷納入官倉。
正德年間，命令囚犯納紙的，以其八折米納入官倉。
軍官有犯法的，交納穀物準其立功贖罪。
當初，預備倉都設定倉官，到這時革除，命令州縣官和管糧倉之官掌管其事。
嘉靖初年，諭德顧鼎臣說：“成、弘時期，每年把存留的餘米納入預備倉，遇到緊急情況便有所防備。
今年秋糧只夠兌運，預備倉沒有一粒米。
一遇到災荒，便上奏請求留用別的糧食以及鼓勵富豪之民借貸穀物，以應付事變。
請求緊急恢復預備倉糧以使人民富裕。”皇帝便命令主管官吏設法多蓄積糧食，仍仿照古代的常平法，春天賑濟貧苦之民，秋天收成後返還官府，不收其利息。
府積糧一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標準。
隨後，又決定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累計上加，八百里以下加到十九萬石。
此後積蓄的糧食全部平價耀出，以賑濟貧苦人民，儲積之糧漸漸減少。
隆慶時期，大郡不超過六千石，小縣只有一千石。
以後數量更加減少，處罰也更輕。
萬曆年問，上等州郡多至三千石而止，而小縣有的只有一百石。
主管官吏沿製為之詳細記載，多次下詔申明整飭，大都以虛數欺騙謊報而已。
弘治年間，江西巡撫林俊曾經請求建立常平及社倉。
嘉靖八年，便命令各撫、按設定社倉。
命令人民二三十家結焉一社，選擇家庭富裕而又有德行道義的一人任社首，處事公平的一人為社正，能書寫計算的一人為社副，每逢初一和十五會集一次，分別人戶馬上中下。
出米四鬥到一斗不等，每鬥加耗米五合，上等人戶主持其事。
遇到荒年，上等人戶食物不足的酌量借貸，豐年歸還社倉，中等下等人戶酌量賑濟供給，不歸還社倉。
主管部門造冊送撫、按，每年查核一次。
社倉空虛，罰社首交一年的糧。
其方法很好，然而後來無力施行。
兩京的庫藏，先後建成，其形制大致相同。
內府共有十庫。
內承運庫，貯藏緞匹、金銀、實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每年納進一百萬兩有餘。
廣積庫，貯藏硫黃、硝石。
甲字型檔，貯藏布匹、顏料。
乙字型檔，貯藏胖襖、戰鞋、軍士裘帽。
丙字型檔，貯藏棉花、絲繽。
丁字型檔，貯藏銅鐵、獸皮、蘇木。
戊字型檔，貯藏甲仗。
追髒罰款庫，貯藏沒收入官的財物。
廣惠庫，貯藏錢鈔。
廣盈庫，貯藏紆絲、紗羅、綾錦、綢絹。
六庫都屬於戶部掌管。
祇有乙字型檔屬於兵部掌管。
戊字、廣積、廣盈庫屬於工部掌管。
又有天財庫，又名司鑰庫，貯藏各衙門管鑰，也貯藏錢鈔。
供用庫，貯藏粳稻、熟米以及上供之物。
以上通稱為內庫。
其在官內的，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叫做裡庫。
凡是裡庫與主管部門無關。
其會歸門、寶善門向東以及南城磁器等庫，便叫做外庫。
如內府眾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都各以所執掌職責，收貯應用的各種物件。
太僕便是馬價銀歸於它。
明代初年，曾經在京城以及各府州縣設定行用庫，以收藏易於模糊破爛的錢鈔。
仁宗時罷除。
英宗時期，開始設立太倉庫。
當初，歲賦不徵收金銀，只有坑冶稅有金銀，納入內承運庫。
歲賦偶爾摺合金銀的，都運送到南京供給武官的俸祿。
而各邊防有緊急情況，也取於其中來滿足供應。
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每年以一百萬為限額，全部運送到內承運庫，不再運送到南京。
除了供給武官俸祿十餘萬兩之外，都為皇帝使用，造就是所說的金花銀。
七年，才設立戶部太倉庫。
各直省分派剩餘的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稅、關稅，凡折成銀兩的，都入太會庫沒收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根據條例向上交納的，也都納入其中。
因為專門用來貯藏銀兩，故又稱銀庫。
弘治時期，內府供應繁多，常常收太倉的銀兩納入內庫。
又設定南京銀庫。
正德時期，內承運庫宦官，多次說內府的財物用度不充足，請求支取太倉銀。
戶部執奏不能阻攔。
嘉靖初年，內府供應比照弘治時期，其後供應加倍。
當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多萬兩，繼續收納的貯藏在兩廉，以便於支出發放。
而中庫貯銀不動，於是以中庫為老庫，兩糜為外庫。
到這時，老庫所存銀只有一百二十萬兩。
二十二年，特命金花、子粒銀應該解運內庫的，一併送往太倉以備邊防使用，然而後來又納入內庫。
三十七年，命令每年納進內庫的銀一百萬兩之外，追加預備欽取銀，以後又取沒收入官的銀四十萬兩納入內庫。
隆慶年間，多次提取太倉銀納入內庫，承運庫的宦官甚至用空札子下發戶部提取庫銀。
廷臣上疏勸諫，都不聽從。
又多次提取光祿太僕銀兩，工部尚書朱衡竭力勸諫，不聽。
當初，世宗時期，太倉納入銀二百萬兩有餘。
到神宗萬曆六年，太倉每年納入銀四百五十多萬兩，而內庫每年供給金花銀之外，又增加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規，後來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多兩。
後來，太倉、光祿、太僕銀，幾乎被全部刮取。
邊防賞賜首功，一向是調發內庫之銀，現在也取之於太僕了。
凡是甲字各庫，主事偕同科道巡視。
太倉庫，由員外郎、主事掌管，而以給事中巡視。
嘉靖年間，開始兩個月報告一次收入支出的數目。
當時修工部舊庫，取名節慎庫，以貯藏礦銀。
尚書文明用以供給工價，皇帝責問他，命令用別的銀兩補償，從此專門用來供給內用了。
其在地方的各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都有庫，用來貯藏金銀、錢鈔、絲帛、追贓處罰等財物。
巡按御史三年盤查一次。
各運司都有庫貯銀，年終，巡鹽御史派官員察核。
凡是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等按稅率交納的賦稅，太祖命令主管部門解送州縣府司，以至於戶部，戶部下文於庫，其原來的封籤，不擅自開啟。
到永樂時期，開始委派官吏驗證勘察，符合，才向上解運；到達戶部重新駿證，相同，才交納。
嘉靖時期，建立驗試廳，驗證合格，給予進狀寄庫。
每月逢九之日，會同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驗收不上的抵換。
正統十年，在通州設立通濟庫。
世宗時期罷除。
隆慶初年，密雲、薊州、昌平等鎮都設立庫，收存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和撫賞、還有修邊銀u凡是成為倉庫危害的，沒有什麼比得上中官。
內府各庫監收的人，橫加勒索貪得無厭n正德時期，台州衛指揮陳良交納軍器，滯留八年，以至於在集市討飯。
內府收糧，增收耗糧曾經以數倍為標準，其禍患如此嚴重。
各倉開初不設定中官，宣德末年，京、通二倉開始設定總督中官一人，以後淮、徐、臨、德等倉也設定監督，運糧的軍民道受其害。
世宗採用孫交、張孚敬的提議，撤除眾中官，只有監督各倉的人如同過去。
後來，依從給事中管懷理的進言，才罷除。
當初，天下的府庫各有儲存的積蓄，邊防軍餉不向各地借支，京城不向地方收取。
成化時期，巡鹽御史楊澄開始請求調發各鹽運提舉司的追髒罰銀入京城府庫。
弘治時期，給事中曾昂請求以各布政司的公有財物積貯徵徭羨銀，全部運送入太倉。
尚書周經竭力爭辯，認為用度不足，是因為織造、賞賜、齋醮、興修土木的緣故，一定想全部搜刮天下的財物，不是藏富於人民之意。
到劉瑾專權，便命令各省庫藏全部送往京城。
世宗時期，閩、廣輸入多餘貯銀，盧部請求責令別省巡按，每年按例進獻一次。
又因太倉庫匱乏，便運送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來充實。
而戶部分條奏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庫積存銀二十萬兩，被登記歸入太倉。
隆慶初年，派遣四御史分別巡行天下，搜刮庫銀。
神宗時期，御史蕭重望請求核實府縣的歲額銀運進戶部，沒有報上。
千戶何其賢請求敕令內官與自己督辦，皇帝竟然聽從其請，從此各地儲備一天天消耗。
到天啟年問，採用操江巡撫範濟世的計策，下敕令督促交納每年的進獻銀，搜刮得沒有遺留了。
南京內庫多藏有金銀珍寶，魏忠賢假傳聖旨進入內庫掠取，盜竊一空。
朝廷內外財物匱乏竭盡，終於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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