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徭役的辦法，唐代的租庸調還算接近古代。
自從楊炎作兩稅法，簡單易行，歷代相沿襲用，到明代而不改變。
太祖為昊王時，賦稅取十分之一，徭役之法按田地計算出伕役。
縣分上、中、下三等，按賦稅十萬、六萬、三萬石以下馬差等。
府分三等，按賦稅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以下馬差等。
即位之初，制定賦稅徭役之法，全部以黃冊為準。
簿冊有丁口有田畝，丁口有徭役，田地有租稅。
租稱夏稅，稱秋糧，共二等。
徵收夏稅不過八月，秋糧不過第二年二月。
丁稱成丁，稱未成丁，共二等。
人民剛出生，登記其名稱不成丁，年齡十六歲稱成丁。
成丁服勞役，六稱不成丁，年齡十六歲稱成丁。
成丁服勞役，六十歲免服勞役。
又有職役優免的。
役稱裡甲，稱均徭，稱雜泛，共三等。
按戶計算稱甲役，按丁口計算稱徭役，朝廷命令沒有一定的時限稱雜役，都有力役，有僱役。
府州縣查酸簿冊梘丁口的多少，產業的厚薄，來平均役力。
兩稅，洪武時期，夏稅一是米麥，一是錢鈔，一是絹。
秋糧一是米，一是錢鈔，一是絹。
弘治時期，計算賦稅之數，夏稅一是大小米麥，一是蒿麥，一是絲綿和荒絲，一是稅絲，一是絲綿摺合絹，一是稅絲摺合絹，一是本色絲，一是農桑絲摺合絹，一是農桑零絲，一是人丁絲摺合絹，一是改科絹，一是棉花折布，一是苧布，一是土苧，一是紅花，一是麻布，一是鈔，一是租鈔，一是稅鈔，一是原額小絹，一是幣帛絹，一是本色絹，一是絹，一是折色絲。
秋糧一是米，一是租鈔，一是賃鈔，一是山租鈔，一是租絲，一是租絹，一是租粗麻布，一是課程棉布，一是租苧布，一是牛租米穀，一是地畝棉花絨，一是棗子易米，一是棗株課米，一是課程苧麻折米，一是棉布，一是魚課米，一是改科絲摺合米。
萬曆時期，稍微有所增加或減少，大致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其次。
夏稅的米只有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驀麥只有貴州，農桑絲遍及天下，只是不涉及川、廣、雲、貴，其餘各自視其土地所產交納。
太祖初建國時就下令，凡是人民有五畝至十畝田的，栽種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
麻每畝徵收八兩，木棉每畝徵收四兩。
栽桑以四年按田畝交賦稅。
不種桑，交納絹一匹。
不種麻和木棉，交納麻布、棉布各一匹。
這是農桑絲絹的開始。
洪武丸年，天下交納稅糧，命令人民以銀、鈔、錢、絹代交。
銀一雨、錢……<千文、鈔一貫，都摺合交奈米一石，小麥便減價十分之二。
棉苧一匹，摺合米六鬥，麥七鬥。
麻布一匹，摺合米四鬥，麥五斗。
絲絹等各按輕重作為增加或減少，願意交納糧食的聽便。
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替秋租。
於是稱米麥為本色，而各種摺合交納稅糧的，稱為折色。
遇了二年，又命令戶部侍郎楊靖計算天下倉儲的存糧，二年外一併收折色，只有北方各布政司需要糧食供應邊防，仍然使之繳納糧食。
三十年，訓諭戶部說：“使者高稹說，陝西困於欠稅。
他提議從二十八年以前，天下的欠租，都允許任意以土地所出產，摺合收繳布、絹、棉花和金、銀等物，定著為法令。”於是戶部規定：鈔一錠，摺合米一石；金一兩，摺合米十石；銀一兩，摺合米二石；絹一匹，摺合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摺合米一石；苧布一匹，摺合米七鬥；棉花一斤，摺合米二斗。
皇帝說：“摺合徵收欠稅，是要蘇解人民的困苦。
現在賦稅像這樣重，將更加使人民窮困，哪裡是體恤人民之意呢？金、銀每兩摺合米加一倍。
鈔只二貫五百文摺合米一石。
其餘的聽從所議。”丞樂年間，已得到交趾，用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等香代替租賦。
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依附內地，交納賦稅與內地一樣。
天下本色稅糧三千多萬石，絲鈔等二千多萬。
總計這時國家富庶，賦稅交納盈餘，米粟除輸送到京城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庫的蓄積很豐富，以致變紅腐爛不能吃。
遇到災荒，主管官吏往往先開倉放糧救濟借出，然後才上報。
雖然每年貢入銀三十萬雨有餘，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嚴厲禁令。
到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說：“天子所在地方各衛官俸祿支付米於南京，道路遙遠，費用太多，便用米交換貨物，貴買賤竇，不及十分之一。
朝廷白白地浪費了麇祿，各官又得不到實惠。
請求在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航運的地方，摺合收布、絹、白金，解送京城充作俸祿。”江西巡撫趟斯也這樣說，戶部尚書黃福又條陳請求。
皇帝把天子所在地的問題詢問戶部尚書胡淡。
胡淡用太祖曾經在陝西、浙江摺合納稅糧，人民認為方便的事實來對答。
於是仿照其制度，米麥一石，摺合銀二錢五分。
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多萬石，摺合銀一百萬餘兩，納入承運庫，叫做金花銀。
此後普遍施行於天下。
除了起運由軍隊代運糧食之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送京城，作為長久的條例。
各地交納賦稅摺合銀兩，而糧倉的積蓄漸漸減少。
當初，太祖制定天下官、民的田賦，凡是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役官田一斗二升。
只有蘇、松、嘉、湖，為其替張士誠守城而發怒，便沒收眾豪族和富裕之民的田地充作官田，按照私租簿冊定賦稅數額。
而司農卿楊憲又因浙西土地肥沃，增加賦稅，每畝加二倍。
所以浙西官、民之田稅比其它地區多一倍甚至五倍，每畝賦稅有二三石的。
大致蘇最重，松、嘉、湖其次，常、杭又其次。
洪武十三年命令戶部裁減數額，每畝收稅七鬥五升至四鬥四升者減去十分之二，四鬥三升到三斗六升的都只徵收三鬥五升，在此以下的仍舊不變。
當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多石，除了人民交糧十五萬石之外，都是官田糧。
官糧歲額與浙江全省相當，其重像這樣。
建文二年下詔說：“江、浙的賦稅獨重，而蘇、松准許私租按田畝納稅，只是以此來懲治一時的頑民，怎麼可以成為確定的法則以加重困窘一方呢？應該全部減免，每畝不能超過一斗。”成祖全部革除建文政治，浙西的賦稅又加重。
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常、嘉、湖等府回朝，說：“這幾府的人民多逃亡，詢問年高德重的老人，都說是沉重的賦稅造成的。
如昊江、崑山入民的田租，舊時每畝五升，小民佃種富裕之民的田地，每畝交納私租一石。
後因事沒入官，便按私租之例全部收取。
取十分之八，人民尚且不能忍受，何況全部收取呢？全部收取，那麼人民必定挨餓受凍，要想不逃亡，辦不到啊。
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沒官、民之田一千九百多頃，至今有十多年，還徵收其租。
田陷汝入大海，租稅從何處出？請求將沒收的官田和公、侯歸還的官田的租稅，都按照他處官田計畝交稅，每畝賦稅六鬥，海水淪陷的田地，全部免除其賦稅，那麼田地就沒有荒蕪的憂患，而小民也獲得安生了。”皇帝命令戶部議定施行。
宣德五年二月，下詔：“舊時額定官田租稅，每畝一斗至四斗的各鹼去十分之二，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的鹼去十分之三。
定著為法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詳細計算減去蘇州糧稅七十多萬，別府以此為準有差等，而東南人民的負擔稍稍緩解。
周忱又令松江官田依照民田計畝交稅，戶部彈劾他改變淆亂舊有稅法。
宣宗雖然不加罪，也不能依從。
而朝廷多次下詔書，免除租賦。
理財之官則私下告誡有關部門，不要以韶書為辭。
皇帝與尚書胡淡說：“財賦大臣阻塞朝廷恩惠。”然而又不深加怪罪。
正統元年，命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按照民田的標準計畝收稅，秋糧四鬥一升至二石以上的鹼作三鬥，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誠作一斗。
大致宣德末年，蘇州欠稅糧達到七百九十萬石，人民困頓達到極點。
到這時，才稍稍獲得緩解。
英宗復位之初，命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制定杭、嘉、湖施行“平米法”的規則條例，以計畝收稅重的徵收米應該減少，計畝收稅輕的徵收米應該增多。
便制定官田每畝收稅一石以下，民田每畝收稅七鬥以下的，每石每年徵平米一石三鬥；官、民田每畝收稅四鬥以下的，每石每年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徵平米一石七鬥；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徵平米二石二斗。
凡是稅重的便減輕，稅輕的便加重，想使稅額平均，而每畝收糧一石的稅不曾減少。
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說：“開國之初，夏、秋收二次稅．麥四百七十多萬石，現在少九萬石；米二幹四百七十多萵石，現在少二百五十多萬石。
而宗室的繁衍，官吏的冗餘，內官的眾多，軍士的增加，全部取自於賦稅。
賦稅收入一天天減少，支出一天天增加。
請求核實祖宗賦稅額度和經費多少的數目，一一規劃，便知道賦稅收入有限，而虛浮浪費不容不節制。”於是戶部討論說：“令天下官吏考績期滿升遷祿秩，必須嚴格稽核任期內的租稅，徵收解送夠數額，才允許前後任相接替。
仍請求朝廷親身實行節儉，為天下領先。”皇帝接納其言。
隨後諭德顧鼎臣分絛上奏錢糧方面積累下來的四種弊端。
一是審察清理田糧的舊有數額。
請求責令州縣官吏，在農閒之時，命令裡甲等仿照洪武、正統年間魚鱗、風旗的樣式，編造圖籍簿冊，詳細列出原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坍荒、成熟步口的數目，官吏予以複核，分別界限地址，寅地檢查丈量田畝，詳記土地開墾、改正、免除的數目。
刊刻成書，收聚存放在官庫，發散於裡中，永遠作為考核的依據。
仍然考慮往年巡撫周忱、王恕提出的簡便可行的辦法，立為確定的規則。
取每年實際徵收、起運、存留、損耗、本色、折色並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項數目，計算清楚，張榜公佈。
希望官吏不能奸詐欺騙，而人民免於賠錢虧累賦役騷擾的禍害。
一是催徵歲辦錢糧。
成化、弘治以前，裡甲催促徵收賦稅，糧戶交納，糧長收稅解送，州縣監收。
糧長不敢多收額外的聚斂，糧戶不敢攙雜水谷糠秕，專門運糧的官軍不敢梗阻為難多索取運費，公家和私人都方便。
近來，主管官吏不再立定限期催促負糧的人戶，只是立定限期懲罰糧長，命令他下鄉追徵。
豪強的人使用大斛加倍收納，多方勒索，所到之處雞犬為之一空。
懦弱的被權勢豪強之人所欺凌，耽誤拖延欺騙抵賴，不免變賣財產交納賦稅。
以至於有的舊有賦役還拖欠著，又責令償還新賦，一人欠稅，株連親屬，無辜的人民死於棍杖拷打監獄囚禁的將近數百人。
而且過去，每區的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來多至十人以上。
其實收掌管糧的人少，而攤派索要行賄請託使用年例出人多。
州縣一年之間，便要使一百家中等之家破產，禍害沒有比此更大的。
應該命令戶部討論確定條例，轉發主管部門執行，稽核編制糧長，務求遵循舊有絛規。
如果州縣官吏多徵收糧長賦稅，縱容下鄉，以及不委派裡甲催促辦理賦稅，便用酷刑限期讓糧長完成徵收的，罰以罪行。
致使人命多死的，以故勘論處。
第二點則是議論派官管理和恢復預備倉糧。
奏疏下發，盧部說：“所陳述的內容都切中時弊，命令主管部門施行。”但是，仍然遷延數年如同以前。
糧長，是太祖時期命令田地多的人充當此任，催交其鄉賦稅的人。
每年七月，州縣派官吏偕同到京城，領取驗對的符契施行催徵。
糧一萬石，糧長、副各一人，按時輸稅到京，能得到召見，言語合意，便蒙提升錄用。
洪武末年重新制定，每區正、副糧長二名輪流充任。
宣德年間，又永遠充任。
賦斂氾濫，人民受其危害，有時私賣官糧以牟取私利。
其罷除的，虧損公家賦稅，事情發覺，以至於身死家破。
景泰年問，革除糧長，不久又恢復。
自從官軍兌糧運送，糧長不再輸送到京城，在州縣閻裡之間多滋生禍害，所以顧鼎臣論及此事。
不久，御史郭弘化等人也請求通行丈量，以杜絕包賠兼併的弊端。
皇帝恐怕紛擾，不聽從。
給事中徐俊民說：“現在的田賦，有在官府接受田地，每年供應租稅的，叫做官田。
有江水氾濫溝塍淹沒的，叫做坍江。
有人口流動死絕，田地捨棄而糧稅尚存的，叫做事故。
官田由貧民佃種，每畝交租三鬥，有的五六鬥，有的甚至一石以上。
坍江、事故的虛糧，裡甲賠償交納，有的達敷十石甚至百餘石。
民田的價格比官田高十倍，貧民既不能買，而官田糧稅重，常常以收取太多而顧慮，再加上坍江、事故的虛糧，又命令攤派交納，催逼賦稅敲打鞭笞，一年到頭役有安寧的日子。
而奸譎的富豪狡猾的胥吏卻又把自己的田地假報在別人名下，或挪借移用，合併輕稅分攤重稅。
這就是小民的疾苦。
民間凋敝，一天天加重的原因。
請求制定平均糧稅、限定田地的制度。
坍江、事故，全部予以免除。
而合併官田與民田為一樣，確定上、中、下三個等級按畝收稅以平均糧稅。
富人不能超過千畝，任憑他以一百畝供給自己，多餘的就增加輸納邊防糧稅。
如這樣，便多與少有節制，輕與重適宜，貧與富彼此安樂，公與私都充足了。”戶部討論：“疆土、民俗各不相同，命令主管官吏細緻謀劃各行其便。”其法沒有施行。
過了幾年，才聽從應天巡撫侯位的奏請，免去蘇州坍海田的糧稅九萬多石，然而挪借移用，把田地分撥給其它農戶以逃稅的弊端，相沿而不改。
到十八年，顧鼎臣任大學士，又上言說：“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交納的賦稅為天下第一，而鄉里小吏豪強富戶弊害特別嚴重。
應該把欺騙隱瞞以及坍荒田地，一一檢查核實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查荒田四千多頃，合計租稅十一萬石有餘，用所欺騙隱瞞田地的糧稅六萬多石予以補充，其餘的請求免除。
戶部始終堅持不同意。
當時嘉興知府趟瀛建議：“田不分官田、民田，稅不分等級，一切以三鬥起徵。”歐陽鐸便與蘇州知府王儀全部囊括予以增加或減少。
實地清理丈量土地，定為等級。
所造的經賦冊，以八個方面確定稅糧：一是元額稽始，二是事故除虛，三是分項別異，四是歸總正實，五是坐派起運，六是運餘撥存，七是存餘考積，八是徵一定額。
又用八個方面考核裡甲：一是丁田，二是慶賀，三是祭祀，四是鄉飲，五是科賀，六是恤政，七是公費，八是備用。
用三個方面決定平均徭役：一是銀差，二是力差，三是馬差。
定著作為條例。
徵一，是指總徵銀米的總數，而計算田畝平均輸繳賦稅。
那些按田地類別、等級確定的賦稅標準最重和最輕的，稍以消耗增減改動。
重的不能全部減，只是遞減耗米，派入輕稅折除，暗中予以減輕。
輕稅不能增加，為徵收本色，遞增耗米加乘，暗中予以加重。
推算收稅乏法，以田地為母，人戶為子。
當時富豪之人多阻止其提議，只有顧鼎臣認為好，說：“這個稅法一實行，我家增加一千石稅，然而貧民卻減輕一千石了，不能改動。”但是當時，皇上不能鹼損賦稅數額，官吏私下以個人的想法變通。
因此官田不至於偏重，而民田的賦稅反而增加了。
當時又有綱銀、一串鈴等法。
綱銀，是舉民間應服役的歲費，丁四成糧六成總徵收，易於理解而不繁雜，猶如網有綱。
一串鈴，則是合收分解法。
從此民間交納賦稅，只收本色和折色銀了。
這時天下的財賦，每年納入太倉庫的二百萬兩有餘。
舊有制度以七分作為國家的經常用費，而存積三分防備兵災和歉收，作為常規。
世宗中期，邊防供費繁多，加上土木、禱祀，每月沒有空遇一天，府庫儲藏匱乏枯竭。
司農用各種辦法生財，甚至變賣寺院的田地，收軍罪贖金，還是不能滿足供應。
二十九年，俺苔侵犯京城，增加軍隊防守，軍餉數額超過一倍。
三十年，京城邊防一年用到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憂念時局束手無策，便提議在南畿、浙江等州縣增加賦稅一百二十萬，加派賦稅從此時開始。
以後，京城邊防每年的用度，多的超過五百萬，少的也三百餘萬，每年的收入不能補充每年支出的一半。
因此度支想盡一切辦法，苛斂民財、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等名目便興起了。
開初也賴以解救匱乏，久了以後，各地輸送的賦稅更少。
又四方紛亂，主管官吏常常為自己所轄之地上奏請求留用或者請求免除：浙、直以防備倭寇為由，川、貴以採伐樹木為由，山、陝、宣、大以兵荒為由。
不僅財物儲存、供給軍用所徵調，就是每年額定二百萬，尚且虧缺三分之一。
而皇帝的賞賜供給，齋殿的經營，宮中半夜傳出片紙，官吏雖然著急，也不敢有頃刻延緩。
三十七年，左旦右衛報告敵情，賦稅納入太倉的只有七萬，財物儲藏大致不到十萬。
戶部尚書方鈍等人憂慮恐懼不知財物從何處可出，便找機會詳細陳說庫藏空虛的情況，於是分條呈上符合時宜的七件事提出請示。
隨後，又命令群臣各自條陳理財的策賂，決議施行的一共二十九條，更加瑣碎，不是國家大體。
而歷年以前積欠的租稅無不追徵，南方本色欠賦也都追加徵收成折色了。
這時，東南遭受倭患，南畿、浙、閩多收額外提編，江南達到四十萬。
提編，就是加派的叫法。
其規定：以財力不等分為十組，如一組不足，就提下一組補充，所以叫提編。
到倭寇平息，應天巡撫周如鬥請求減少加派賦稅，給事中何煌也詳細陳述南畿的困頓破敝，說：“軍門訓養士兵，工部估料價格，操江招募兵勇，兵備道的壯丁，府州縣的鄉兵，都成為人民的負擔，嚴重的指一科徵十，請求禁止革除。”命令按何煙的提議辦，而提編的額度不能減少。
隆慶、萬曆時期，增加的稅額已如故，又多出無藝的徵收，欠糧更多，設法躲避也更加奸巧。
已解送而延期的竟至於十餘年，沒有徵而報已收，一個縣有達到十萬的。
欠稅之多，每縣各有數十萬。
依賴施行一條鞭法，沒有了別的科稅的干擾，人民的財力才不至於大困頓。
一條鞭法是總括一個州縣的賦稅，測量土地，計算人丁徭役，人丁徭役和糧稅都輸入官府。
一年的徭役，官府出銀幫助招募役工。
力役差，便計算其工錢的費用，衡量著增減；銀差，便計算其交納的費用，增加省耗。
凡是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按需要供應等費用，以及土貢方物，全部併成一條，都按田畝徵收銀，由官府摺合辦理，故稱為一條鞭。
立法頗簡便。
嘉靖年間，多次推行又多次停止，到萬曆九年便全面推行。
此後接連三次大規模征伐，多有加派，戰事結束隨即加派停止。
到四十六年，突然增加遼事軍餉三百萬。
當時內府財物充足堆積，皇帝吝惜不肯調發。
戶部尚書李汝華便援引征伐倭、播的先例，每畝加收稅三厘五毫，天下的賦稅增加二百萬有餘。
第二年，又加收三厘五毫。
又第二年，因兵、工二部請求，又加收二厘。
總共前後加收九厘，增加賦稅五百二十萬，於是成為每年的額數。
不增加的，祇是畿內八府以及貴州而已。
天啟元年，給事中甄淑說：”遼事軍餉加派，容易導致不均勻。
大抵天下戶口有戶口的稅銀，人丁有人丁的稅銀，田土有田土的稅銀，主管部門徵收，總稱銀額。
按銀加派，則其數目不遺漏。
東西南北的人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的辦法，徵收交納不同。
只有守令自己知道其甘苦，而變通其徵收交納。
現在因人丁土地的方便，則沒有失去平衡的困擾。
其辦法是，以銀的數額為主，而疏通人情，斟酌地方風俗，頒發各直省。
每年存留、起解各項銀兩的數目，憑所加糧餉的額敷，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多的鹼少，少的增加，以求不失餉額而止。
如這樣，那麼愚民易懂，可以杜絕奸猾胥吏隨意增減的弊端。
並且小民最痛苦的是無田之糧稅，無米的丁役，田地賣給了富裕的人，田產已去而糧稅猶存，而還要輪交人賦。
應該取額丁、額米，兩方平衡而確定數額，米多少，便帶丁多少。
買田的人，徵收米便徵收丁役，那麼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而主管官吏也免於欠稅的憂愁。”下交戶部複議，依從其說。
崇楨三年，戰爭興起，兵部尚書梁廷棟請求增加田賦。
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制止，便在九厘之外，每畝又徵三厘。
祇有順天、永平因剛遭受兵禍沒有辦法增加，其餘六府每畝徵收六厘，得到別省稅收的一半，一共增加賦稅一百六十五萬四千有餘。
此後五年，總督盧象升請求增加宦戶田賦的十分之一，民糧十兩以上相同。
隨後一概徵收每兩一錢，名叫助餉。
過了二年，又實行均輸法，用糧稅的標準交納軍餉，每畝計交米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又每畝加徵一分四厘九絲。
遇了二年，楊嗣昌督率軍隊，每畝增加練兵餉銀分。
兵部郎張若麒請求收兵殘的遣產作為官莊，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畝交租八斗至二三鬥不等。
御史衛周胤說：“楊嗣昌毒害天下，剿賊練兵之餉多達七百萬，人民的怨恨哪裡有極點？”御史郝晉也說：“萬曆末年，合計九邊軍餉只有二百八十萬。
現在加派御遼軍餉達到九百萬。
剿賊軍餉三百三十萬，已經停止，隨即又加練兵糧餉七百三十多萬。
自古以來有一年而總共二千萬輸送京城，又總共京城二千萬以輸送邊防的嗎？”上疏措辭雖然嚴厲直截，而時局危急，不能採納。
徭役之法制定於洪武元年。
田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夠一頃的用別的田補足，名叫均工夫。
不久編制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圖冊。
每年農閒到京城，供徭役三十日後遣返回去。
田地多人丁少的，以佃戶充役夫，而田主交米一石資助其費用。
不是佃戶而計算田畝出人夫的，每畝資助米二升五合。
到造黃冊完成，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裡分十甲，稱裡甲，以上、中、下戶為三等，五年均役，十年重造一次。
一年中各種雜目應該出役工的，編出輪次予以均衡。
出銀、出力役隨其自便，叫做均徭。
其它雜役，叫做雜泛。
凡是祗應、禁子、弓兵，全部指派市民，不役使糧戶。
額外徵收稅一錢、役使一夫的，罪罰流放。
後來法令漸漸鬆弛，編制徭役裡甲的人，以盧作為斷限，放大盧而勾單小。
於是議論的人說，均徭的辦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作根本，核實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
考察冊籍，則富貴的大商人免於徭役，而土著之人困頓；核實人戶，則官員和裡甲小吏隨意減輕或加重，而小民更加窮困，兩方面交相為患。
然而專論丁糧，差不多接近古人租庸調的意圖。
於是令以舊時所編力差、銀差的數額當丁糧的數額，困難容易，量輕量重斟酌其中。
徭役應差，裡甲除應當免除的外，論丁糧的多少編排出先後，稱鼠尾冊，按冊徵收。
市民商人家富足而沒有田產的，聽憑自己選擇，以輔助銀差。
正統初年，愈事夏時創制施行於江西，其它省仿效施行，徭役因此稍稍平衡。
此後各上供的人，由官家支付費用，而官府公私所需，又提供所交納的銀兩給坊里長，責令他們辦理。
給予不及十分之一二，供役的人有的費用達十倍百倍，甚至沒有供給，祇是計算每年裡甲只應夫馬飲食，而裡甲困窘了。
凡是均徭，解送戶上供為京徭，交納主事人被內官無端阻撓，不兌換鈔引，反覆改賣，大都至於傾家蕩產。
其它徭役苛刻索取的弊端，不能瑣細地列舉。
明朝初年，命令天下上貢各地特產，有經常不變的數額，珍奇玩好不在此列。
即使需要，也編入裡甲，拿出銀子來購買。
但是其專案冗雜瑣碎，奸猾的人利用機會牟取利益。
又有大工程營造修繕，掌祭祀之官祈求福佑，財物開支繁多，到了明朝中期，倭寇不斷騷擾，加上每年黃河決口，國家的財物消耗竭盡。
於是裡甲、均徭，超過了常年的數額。
凡是役民，除了裡甲正辦之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廚鬥成為經常性的徭役。
後來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閘淺夫之類，因事編冊徵派，每年都有增加。
嘉靖、隆慶以後，施行一條鞭法，總計一省的丁糧，平均派一省的徭役。
於是均徭、裡甲與兩稅合而為一，小民得以不受騷擾，而事情也容易辦成。
然而糧長、里長，名義上罷除了而實際仍存在，各種工役突然到來，又徵派農民。
一條鞭法施行十多年，規矩制度又紊亂，不能完全遵用。
天啟時期，御史李應升上疏陳說十大害處，其三條直切說馬伕、河役、糧甲、修辦、白役侵擾人民的弊端。
崇禎三年，河南巡撫範景文說：“人民的憂患疾苦，沒有什磨像差役那樣苦。
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都指派有財力的家庭來充當，名叫大戶。
探究起來，所指派的如果不是富豪戶，中等產業的人便傾家蕩產。
自從改成一條鞭法，以境內的徭役平均於境內的糧稅，應稍微緩解，而民間連年奔走，用盡財產來補貼，是一條鞭施行而大戶不曾革除。”當時給事中劉懋又上奏裁削驛夫，微調往來，仍然責令編戶承擔。
驛夫無法得到生活費用，以致相繼跟隨流賊造反。
凡是軍、匠、灶戶，徭後都永遠充任。
軍戶死亡或逃跑的，在原籍選取填補。
匠戶二等：一是住坐，一是輪班。
住坐的工匠，每月上工十天。
不應班的，交納罰班銀每月六錢，所以叫做輸班。
監局的宦官，多佔工匠的徭役，又括充幼匠，動不動以千計，死亡或者逃亡的，選取補充如同軍戶。
灶戶有上、中、下三個等次。
每一個正丁，附以餘丁。
上、中戶丁力多，有的附屬二三丁，下戶一概予以優免。
其它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施夫、庫役，瑣細不能盡計。
明朝初年，工役的繁多，開始於營建兩京宗廟、宮殿、闕門、王邸。
採伐樹木、陶製甓瓦，工匠製造，以萬萬來計算。
到處修築城牆、疏浚池陂，各種工程都興起。
直到洪武、宣德，郊祀臺壇、倉庫還沒有完工。
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依次興建。
弘治時期，大學士劉吉說：“近年來的工役，都選調自京營的軍士，內外軍官禁止不能估算工用大小多少。
本用五千人，奏請達到一二萬，沒有查核。”禮部尚書倪嶽說：“諸工程費用動不動以敷十萬來計算，水災旱災接連不斷，請求稍稍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又陳說工役的痛苦。
吏部尚書林瀚也說：“兩畿連年饑荒，被各項工役所困擾，窮困憂愁怨恨感嘆。
山、陝供應軍餉興起，雲南、廣東西征討剿除叛逆。
山東、河南、湖廑、四川、江西興建王邸，財力不能供應。
浙江、福建辦治物資材料，比舊日增多。
庫藏空虛匱乏，不可不憂慮。”皇帝都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然而不能全部依從。
武宗時期，幹清宮工程特別大。
因太素殿原來的形制樸素節儉，改作雕晝雄峻，用銀達到二千多萬兩，役使工匠三千多人，一年支出工匠食用米一萬三千多石。
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等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都重新修建。
權臣倖臣宦官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又竊用官銀以獻媚。
給事中張原說：“工匠養育父母妻兒，記載於簿冊上的軍隊抵禦外敵入侵，京營的軍隊保衛王室，現在怎麼令人民無所依賴，令士兵不附屬於軍伍，利益歸於私門，怨恨叢聚於公室呢？”奏疏呈入，被貶謫為貴州新添驛丞。
世宗營建宮室最繁多，十五年以前，名義上節省省除奢侈，而財政費用已達六七百萬。
此後增加十幾倍，齋宮、秘殿同時興建。
工場二三十處，役使工匠數萬人，役使軍隊與此相當，每年花費達到二三百萬。
當時宗廟、萬壽宮襞生火災，皇帝不能省察，營建修繕更加緊急。
經費不夠支出，便命令臣民捐獻資助；捐獻資助不止，又實行與國外往來。
勞頓人民消耗財物，超過武宗。
萬曆以後，營建織造，超過經理節制的敷倍，加上徵調、開採，民眾不能得到片刻休養。
到宦官淆亂政治，建宅第造墳墓，超過定製，沒有等級之差，功德私祠遍及天下。
大致二百多年，民力傷殘彈盡很久了。
那些因職役優恩免除徭役的，少者一二丁，多的達十六丁。
萬曆時，免去田賦有達到二三千的。
至於賦稅的免除，有恩蠲，有災蠲。
太祖的訓制，凡是四方遭受水災、旱災就免稅，豐年沒有災傷，也選擇土地薄瘠人民貧困的便施恩免除。
凡是饑荒，全部蠲免二稅，並且以米借貸，更嚴重的便賜給米布錢鈔。
又設定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換米以儲備糧食。
荊、薪水災，命令戶部主事趟幹前去賑濟，拖延了半年，皇上發怒而誅殺了他。
青州遭旱災和蝗災，主管部門不上報，逮捕治其官吏之罪。
旱災傷害州縣，主管官吏不上報，允許年高有德之民申訴，處以極刑。
孝感饑荒，其縣令請求以預備倉賑濟借貸，皇帝命令使者騎著驛馬疾速前往，並且訓諭戶部：“從今以後，凡是發生饑荒，先開倉庫貸糧，然後報告，定著為法令。”在位三十多年，賜予布帛錢鈔數百萬，米一百多萬，所免除的租稅無法計算。
成祖聽到河南饑荒，主管官吏隱匿不上報，逮捕治其罪。
於是命令都御史陳瑛張榜告諭天下，主管官吏對水旱災傷不報告的，罪罰不寬饒。
又命令朝廷官員每年派遣巡梘官，察看到人民生活艱難而不上報的人，全部逮捕關進監獄。
仁宗監國時，有因請求開倉賑災的人，便派人急馳前往訓諭，說：“軍民窮困匱乏，嗷嗷待哺，還不慌不忙地奏請等待回報，不能仿效漠代汲黯嗎？”宣宗時，戶部請求查核饑荒之民。
皇帝說：“人民飢困沒有糧食，救濟他們當如拯救淹在水中，被火焚燒一樣，為什麼要等待查核呢！”大致二祖、仁宗、宣宗時代，仁政屢次施行。
預備倉之外，又時時截留起運，賜予內府之財。
遭受災害之處沒有儲備糧的，調發近旁之縣的米來賑濟。
蝗蝻開始產生時，必定派人捕殺埋掉。
賣子女的，官府為之贖回收留。
並且命令富人免除佃戶的租子。
大戶貸給貧苦人民糧食，免除雜役為利息，豐收後償還。
皇莊、湖泊都放鬆禁令，聽憑人民採摘捕取。
饑民返還原籍，供給口糧。
京、通的倉米，平價出耀。
同時預先供給俸糧以壓低米價，建造官舍來安置流亡之民，供給糧食以養育拋棄的嬰兒。
養濟院讓窮困的人民注籍冊，沒有籍冊的收養在蠟燭、旖竿二寺院。
其體恤人民像這樣周到。
世宗、神宗對人民之事雖有疏略，而災荒的奏疏到京，必定頒賜免除賦稅賑救災民，不敢違背祖宗的舊制。
賑米的辦法，明代初年，大口六鬥，小口三鬥，五歲以下不給與。
永樂以後，減少其數量。
交奈米賑救災民贖罪的，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放徒刑減三分之一，其餘遞減有差等。
捐獻交納財物以得功名的條例，從憲宗開始。
生員交奈米一百石以上，進入國子監；軍民交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加二級，剄正七品而止。
武宗時期，富裕之民交納糧食賑救災民，幹石以上的旌表其門，九百石至二三百石的，授予散官，能夠達到從六品。
世宗命令義民出谷二十石的，給予官職，多的授官正七品，到五百石的，主管部門為之立牌坊表彰。
賑粥的辦法，從世宗開始。
報告災情的辦法，洪武時期不拘時限。
弘治年問，開始限制夏災不能超過五月底，秋災不能超過九月底。
萬曆時期，又分近地為五月、七月，邊地為七月、九月。
洪武時期，查核災情屬實，就全部予以免除賦稅。
弘治年間，開始制定全面災害免除七分賦稅，從九分災害以下遞減，又停止免除存留，不及起運，以後便成為長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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