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中書省大臣李善長等人奉敕命撰寫進獻《郊祀議》，大概說：做帝王的侍奉上天明鑑，侍奉大地明察，因而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就是順應陰陽的意思。
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在北郊的方澤祭地，就是順應陰陽的方位。
《周禮，大司樂》中說：“冬至日，禮祭天神，夏至日，祭祀地祇。”《禮》說：“茌郊外祭祀上帝，在都城祭祀社神。”又說：“郊祀是用來明示天道，社祀是用來明示地道。”《書》說：“敢請明白告示皇天后土。”考察古代有時稱為地只，有時稱為后土，有時稱為社，都是祭祀地，則都是相對於天而言。
這是三代的正禮，是解釋經典的正確說法。
從秦開始建立四時，用來祭祀白、青、黃、赤四帝。
漢高祖又增加北時，同時祭祀黑帝。
到武帝有雍地的五時，以及渭水北岸的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廟，但對昊天上帝的祭祀還不曾舉行。
魏、晉以後，推崇鄭玄的人，主張上天有六個名稱，每年有九次祭祀。
推崇王肅的人，認為天體是一個整體，怎麼會分為六個？每年兩次祭祀，怎麼會有九次？雖然承繼變革各有不同，但大多數都是參照了這兩家的說法。
從漢武帝開始採納祠官寬舒的建議，在汾陰雎上建立后土祠廟，如同祭天一樣舉行祭禮。
後代就在北郊之外。
仍祭祀后土。
又因為鄭玄被《緯書》迷惑，說夏至日在方丘之上祭祀崑崙之只，七月在祭祀地祇的泰折祭壇祭祀神州的地只，分為兩次。
後代又沿襲為每年祭祀兩次。
元始年間，王莽奏請廢除甘泉泰時，恢復長安南北郊的祭壇。
在正月上辛日或丁日，天子親自在南郊合祭天地。
從漢到唐，千餘年間，都沿襲共同祭祀。
親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個皇帝而已。
宋朝元豐年間，議定罷除合祭的儀式。
紹聖、政和年間，有時分祭、有時合祭。
高宗南渡以後，只舉行合祭的禮儀。
元成宗開始共同祭祀天地五方之帝，不久建立南郊，專門祭祀上天。
泰定年間，又合祭。
文宗至順以後，只祭祀昊天上帝。
而今應當遵從古代禮制，在南北郊分祭天地。
冬至日則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陪從祭祀。
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以五嶽、五鎮、四海、四漬陪從祭祀。
太祖按照他們的提議實行。
在鐘山的南面建立圜丘，在鐘山的北面建立方丘。
三年，在圜丘增加祭祀風雲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的神只。
七年，在南北郊增設天下神只壇。
九年，規定郊社祭祀的禮儀，即使有三年的喪期，也不廢棄。
十年秋，太祖齋居時因陰雨天氣而有所觸動，閱讀京房災異的學說，說分別祭祀天地心中不安，命在南郊建造大祀殿。
這年冬至日，因為大殿尚未建成，就在奉天殿共同祭祀，皇帝親自撰寫祝禱文，大意說君王侍奉天地猶如侍奉自己的父母，不應當分作兩處。
於是規定每年正月共同祭祀，作為固定制度。
十二年正月，開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親自撰寫《大祀文》和歌九章n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建成，規模樣式如同南塞。
童京的舊郊祀壇，國家如果有大事，就派遣官員前往祭祀。
塞靖九年，世宗制定《明倫大典》以後，更深思建立禮制的事，對郊廟供奉的眾多神只，都想要斟酌古代的禮法，清理訂正從前的禮制。
於是問大學士張璁：“《尚書》中說焚燒木柴祭天，又說‘類於上帝’，《孝經》說，‘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因形體主宰的不同而言。
朱子說，在祭壇祭祀稱為天，在房屋下祭祀稱為帝。
而今大祀有宮殿，是在房屋下面祭祀帝而已，沒有看見有祭天的禮儀。
況且上帝和皇地只在一起共同祭祀，也不是專門祭祀上帝。”張璁說：“開國初期遵從古禮，分祭天地，後來又共同祭祀。
說禮的人認為，大祀殿下面是祭壇，上面是房屋，房屋就是明堂，祭壇就是圜丘，眾多聖賢相傳繼承，也是孔子遵從《周禮》的意思。”皇帝又訓諭張璁說：“夏至、冬至兩個至日分開祭祀，是萬代不變的禮儀。
而今大祀殿模擬周代的明堂或者還接近，認焉造就是圜丘，其實毫無道理。”張璁就詳細述說《周禮》以及宋代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議論的分合異同的話來回答。
並且說祖宗制度已經制定，不敢輕易議論。
皇帝執意想要復位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
於是詢問大學士翟鑾，翟鑾詳備陳述了所有禮制的沿革來回答。
又問禮部尚書李時，李時請求稍稍等待，廣泛徵選儒臣，商議恢復古代禮制。
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議論將停息。
恰逢給事中夏言請求舉行皇后躬親蠶事的典禮。
皇帝因為古代天子在南郊舉行躬親耕種的典禮，皇后在北郊舉行躬親蠶事的典禮，剛好與先前所討論的郊祀禮密切相關，因此令張璁告訴夏言上奏郊祀的意見。
於是夏言上疏說：“國家共同祭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的共同配祀，各壇的從祀，舉行典禮不是在夏至日而是在初春，都不符合古代典章。
應當令群臣廣泛考察《詩》、《書》、《禮經》所記載的有關郊祀的文字，以及漢、宋諸儒士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論，以及太祖開國初期分別祭祀的舊制，由皇上下旨裁定。
這是中興的大功業。”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人譴責夏言的說法不對，皇帝狠狠地責備了他們。
於是敕命禮部令群臣各抒己見。
並且說：“王汝梅等人舉出《召誥》當中說郊祀用兩頭牛，認為已經明白顯示是共同祭祀天地。
用兩頭牛，是一個上帝，一個配位，不是天地各享一頭牛。
又有人認為天地共同祭祀是因為人子事奉父母的道理，比擬為夫婦共同享用祭牲。
這些言論，褻瀆輕慢太嚴重。
又有人說郊祀就是祭天，祭祀社稷就是祭地。
古代沒有北郊祭祀，社祭是祭祀五方土地的地只，如同說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稱不同，從天子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禮》有‘親地’的說法，不是說祭社就是方澤的祭祀地祇。”張璁因此記錄呈上《郊祀考議》一冊。
當時詹事霍韜十分反對郊祀的議論，並且說分別祭祀的說法，只見於《周禮》，王莽賊子偽造經典，不足以引為根據。
於是夏言又上疏說：《周禮》一書，對祭祀記載得尤為詳細。
《大宗伯》記載祭祀天神，就有裡祀、實柴、槓燎的禮儀，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詬辜的禮儀。
《大司樂≥記載冬至日，陸地上圜丘的制度，稱為禮祀天神；夏至日，水澤中方丘的制度，稱為禮祭地只。
對天地分開祭祀，已經有久遠的來歷了。
因此宋儒葉時說：“郊祀丘祀分合的說法，應當以《周禮》為準則。”而今眾人議論以大社為祭地，那麼南郊自然不應當祭皇地祇，為什麼又說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說法其實是從王莽開始的，漠以前都主張分祭，並且漢以後也間或有分祭。
宋代元豐年間第一次議論，元佑年間第二次議論，紹聖年問第三次議論，都主張共同祭祀，而最終不能再改變，是因為郊祀的開銷，每每用盡國庫的儲備，因此就節約減省一些而已，並不曾因為分祭不合乎禮儀。
而今議論的人，往往因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懼怕。
然而他們只知道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製，是不能更改的，卻不知道分祭本來就是太祖的最初禮制，是可以恢復的。
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訓，不能夠違背，卻不知道《存心錄》本來就是太祖的著作，是應當遵守的。
況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按照禮儀中正確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從祖訓，並沒有別的道路。
《周禮》一書，朱子認為是周公輔佐盛王而作，為後代作榜樣，用意最為深刻切實，怎麼可以誣枉為是王莽的偽作呢？況且共同祭祀以後配祀地，事實是從王莽開始的。
王莽既然偽造了這部書，為何不刪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說呢？於是禮部總結了群臣對郊禮的議論，上奏說：“主張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張分祭而以慎重對待既成制度及時不可為言的，是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張分祭而以山川壇焉方丘的，是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張共同祭祀而不認為分祭是錯誤的，是尚書方獻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國公張侖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眾人的議論。
分別祭祀約道理，合乎古代的禮儀，但祭壇的建造，工程浩大。
《禮》中說，在房屋中祭祀稱帝，既然稱為昊天上帝，就應當在屋宇中受祭。
應該仍舊在大豐塹璧專門祭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用來專門祭祀皇地祇。
既沒有開工建造祭壇的勞役耗費，行禮也方便。”皇帝又諭令應當遵從皇祖的舊制，在祭壇上露天祭祀，分為南北郊，在兩個至日舉行祭祀禮。
夏言就上奏說：“南郊共同祭祀，沿襲已久，朱子所說的一千五六百年來無人整理。
而陛下獨自打破千古的謬誤，一旦舉行，真可以說得上建立了經天緯地的功業而不會違背了。”不久命戶、禮、工三部，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風水選擇地址。
南天門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說舊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襲用。
禮部大臣想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說：“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應當在地勢高而寬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對天地神靈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應當清淨隱蔽，以便盡到祭祀的誠意。
兩次祭祀時間意義不同，那麼殿壇之間的距離，也應當有所區別。
請求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勢高峻，可以和大祀殿等高。”制命說“可以”。
於是修築圜丘，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確定下來了。
萬曆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舊圖考》進獻。
舊禮，是太祖制定的。
新禮，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開始在南郊舉行祭祀儀式。
有關部門商議配祀的事情。
太祖謙讓不允許，親自寫下祭文告祭太廟說：“歷代據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配祀上天。
惟獨臣不敢，是因為功業尚未完成，朝政國事尚有闕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東南部有聲響，雷火焚燒了船隻擊毀了殿吻，我朝夕謹慎警惕，惟恐沒有什麼來接續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輕易供奉配祀。
只是祖先出神靈與上天相通，上帝如果問起，祈望把臣的所作所馬上奏上帝面前，善惡都不要隱瞞。
等到南郊竣工，臣率領百官恭敬拜謁宗廟，祭告成功的大禮，以便共享上帝的賜福。”第二年夏至日將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請求配祀。
太祖堅決不答應。
一再請求。
才說：“等到慶陽平定，再商議。”八月，慶陽平定。
十一月冬至日，群臣又堅決請求。
於是在圜丘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祀上天。
第二年，祭祀方丘，也照此辦理。
建文元年改為奉太祖配祀。
洪熙元年，救命說：“太祖受命於上天，興起建立帝業。
太宗中興宗廟社稷，再次奠定天下。
聖德神功，都可以配祀天地。
《易》說，‘殷奉享上帝，以配祀祖考’。
朕崇敬祖考，永遠一心一意。
正月十五日大祀天神地只，奉皇祖、皇考配祀。”於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廟及靈座，請太祖、太宗共同配祀。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上疏說：“太祖、太宗一併配祀，父子同列，察考經書旨意，不能說沒有疑問。
臣認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祀上天，太祖足以當之。
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祀上帝，太宗足以當之。”禮部大臣會集商議，認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宜輕易改動。
皇帝降下敕諭，希望在兩個至日奉太祖配祀南、北郊，正月初一在大祀殿奉太宗配祀上帝。
於是大學士張璁、翟鑾等人說，二祖分別配祀，在禮法上不妥當，並且抄錄了仁宗撰寫的敕諭和告廟文進獻。
皇帝又命在東閣會集商議，都認為：“太廟的祭祀，眾先聖按昭穆次序相向排列，沒有並列的嫌疑。
何況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總之都是上天，那麼配享上天的祖先，不宜闕失一個。
臣等私下認為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應當二祖共同配祀。”皇帝最終因為並配不符合禮法，諭令內閣大臣商討。
張璁等人說：“《禮》說：‘有就要進行，沒有人敢廢除。
’所有祭祀都是這樣，何況祖宗配祀的大典呢？而且古代郊祀與明堂不在同一個地方，因而可以分別配祀。
而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日行報禮而太宗不參與，孟春行祈禮而太祖不參與，心中確實有所不安。”皇帝又回覆說：“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
天只有一個天，祖先也祇有一個祖先。
因而大報上天的祭祀，只應當以高皇帝配祀。
文皇帝的功德，難道不可以配祀上天嗎？然而開闢天下基業，本來是從高皇帝開始的。
如同周的王業，實際是由武王完成的，但配祀上天只以後稷，，配祀上帝只以文王，當時並未聽說爭辯功德。”因而下令停止議論。
不久夏言又上疏說：“虞、夏、商、周的郊祀，只配祀一個祖先。
後儒穿鑿附會，把郊、丘一分為二，又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的義理。
以致唐、宋變亂古法，才有二祖並享，三帝並配的事情。
祈望按皇上心意判定，依從此前的敕旨。”皇帝回覆說：“禮部大臣此前引證太廟中沒有同堂共列的嫌疑。
其實祭祀上帝和祭享祖先不同，這說法不妥當。”仍舊命進一步商議。
於是禮部大臣又上奏：“南北郊雖然是祖制，寅際是今天的新創舉。
請求依照聖上諭令，都供奉太祖單獨配祀。
至於大祀殿則是太祖建立的，而今反而不能在那裡得到配享，恐怕太宗不安，應當仍舊奉二祖共同配祀。”於是按照擬定的建議實行。
洪武元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在這之前，皇帝實行散齋四日，致齋三日。
祭祀前兩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視察祭牲祭器。
第二天，官吏陳列擺放好。
祭祀當天，清晨車駕到達祭祀時休息的大帳篷，太常卿奏請中庭戒嚴，皇帝穿戴袞服冠冕。
奏請警衛宮禁，皇帝進入就位。
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
贊禮宣唱燔柴，郊社下令點火升煙，在燎壇燔烤整頭牛犢。
贊禮宣唱請行禮，太常卿奏諳主管官吏妥善準備，奏請進行祭祀。
皇帝行再拜禮，皇太子及在位官員行再拜禮。
贊禮宣唱進獻玉帛，皇帝到盥洗位。
太常卿贊唱道：“在此之前齋戒，此時奉祭，加倍清潔，以對神明。”皇帝插上玉圭，洗手，擦手。
拿出玉圭，登壇。
太常卿贊唱道：“神明在上，儀容莊嚴肅穆。”從正南陛登壇，協律郎舉麾奏《肅和之曲》。
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插上玉圭，三次上香，祭奠玉帛，拿出玉圭，行再拜禮回到原位。
贊禮宣唱進俎，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到神位前，插上玉圭，備置祭牲，拿出玉圭，回到原位。
贊禮宣唱舉行初獻禮。
皇帝到爵洗位，插上玉圭，洗滌酒爵，擦乾，把酒爵交給執事官員，拿出玉圭。
到酒尊放置的地方，插上玉圭，拿起酒爵，接受泛齊，把酒爵交給執事人員，拿出玉圭。
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到神位前下跪，插上玉圭，上香，祭酒，奠爵，拿出玉圭。
讀祝官捧祝禱文跪著朗讀完畢，皇帝伏跪在地，站起來，行再拜禮，回到原位。
亞獻，酌醴齊，音樂演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終獻，酌盎齊，音樂演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儀程與初獻相同，但不用讀祝文。
贊禮宣唱飲福酒受胙肉，皇帝登壇，至飲福酒位置，行再拜禮，跪下，插上玉圭。
奉爵官斟上祭神後的福酒跪著進獻，太常卿贊唱道：“只有這酒肉，是神的恩賜，賜給你福祿吉祥，天下同霑恩澤。”皇帝接受酒爵，祭酒，飲福酒，把酒爵放在土臺上。
奉胙官捧祭肉跪著進獻，皇帝接受祭肉，交給執事人員，拿出玉圭，伏跪在地，站起來，行再拜禮，回到原位。
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禮。
贊禮宣唱撤除俎豆，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曲》，執掌祭祀的官員撤除俎豆。
贊禮宣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又行再拜禮，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禮。
贊禮宣唱祝官捧祝，奉幣官捧幣，執掌祭祀官取僕食及爵酒，各自前往燎祭之所。
宣唱望祭與燎祭，皇帝到達望燎位。
燎至一半，太常卿奏請禮畢，皇帝回到休息的大篷，解除戒嚴。
洪武二年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儀程相同。
祇是在迎神後痙埋毛血，祭祀完畢，奉祭牲祭帛祝文僕食掩埋，與祭天有所不同。
那年冬天，在南郊供奉仁祖配祀上天，儀程如同洪武元年。
奠玉帛、進奉祭牲、三獻，都是先到上帝神位前，再到仁祖神位前，衍禮也是這樣，只是不用玉。
洪武四年規定，祭祀前六天，百官沐浴後留宿官署。
第二天，穿上朝服前往奉天殿丹墀下，接受誓戒。
丞相把祭祀日期遍告百神，又前往各祠廟進香三天。
再過一天，御駕前往仁祖廟，告請配享。
行禮完畢，回到齋宮。
洪武七年，廢除中庭戒嚴、警衛宮禁及贊唱上香的繁瑣禮節，定為十二拜禮。
十年，改變為共同祭祀的制度，祭奠玉帛，進獻祭牲、三獻，都先到上帝神位前，其次到皇地只神位，再次到仁祖神位，其餘都遵照舊儀程。
嘉靖八年，廢除各廟焚香禮。
九年，恢復分別祭祀的制度，禮部進獻大祀圜丘儀程。
祭期前十天，太常寺奏請視察祭牲。
然後奏請命大臣三位看守祭牲，大臣四位分獻祭品。
祭期前五天，錦衣衛準備跟隨朝駕，皇帝前往看養犧牲的地方視察祭牲。
此前一天，穿日常衣冠在太廟告祭。
祭期前四天，駕臨奉天殿，太常寺按常規進獻銅人。
太常博士到文華殿請太祖祝版，等候皇帝親自填寫御名捧出。
祭期前三天，皇帝穿祭服，送脯醢酒果前往太廟，恭請太祖配祀。
皇帝回來換去衣冠，駕臨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誓戒。
祭期前兩天，太常光祿卿奏請視察祭牲，皇帝到奉天殿親自填寫祝版。
祭期前一天罷朝，錦衣衛預備法駕，在奉天門設版輿。
皇帝穿日常衣冠告祭太廟，乘車輿前往南郊，從西天門進入，到昭亨門外下車。
禮部太常官引導從左門進入，到稱作內堰的內矮牆。
太常卿引導到圜丘，恭視祭壇神位，再到神庫視察篷豆祭器，到神廚視察祭牲完畢，仍從左門出，上車到齋宮。
分獻陪祀官叩頭覲見。
禮部太常官前往皇穹宇，請求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從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壇座上。
祭祀當天，三鼓時分，皇帝從齋宮乘車到稱作外蠟的外矮牆神路的西面，下車到神路東面臨時休息的大帳篷。
禮部、太常寺捧神位官覆命完畢，退下。
百官分列神路東西兩側等候。
皇帝穿祭服出來，導引官引導從左靈星門入內。
贊對引官引導前衍到內堪，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自辦自己職責內的事。
皇帝到御拜位，從燔柴、迎神到禮畢，儀程完全照舊。
到休息的大帳篷換下衣冠，禮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放在皇穹宇。
回到齋宮，稍作休息。
起駕回宮，前往太廟參拜完畢，回宮。
下詔如同擬定的儀程進行。
第二年，規定方澤祭祀儀程。
祭期前一天，太常卿恭請太祖配位，供奉安放在皇祇室。
到日期，禮部太常官一同請求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位牌、從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壇座上。
祭祀完畢，太常捧神版、神牌安放在皇只室，捧神位牌回到太廟。
其餘都如同圜丘儀程。
這年十月，皇帝將要舉行郊祀禮，諭令禮部尚書夏言想要親自舉行奉安禮。
夏言就草擬了儀程上奏。
祭期之前挑選捧神位牌的執事官十一員，分獻陪殿大臣兩員，撰寫祝文，預備脯醢、酒果、制帛、香燭。
前一天舉行告祭太廟禮，在奉天殿設神輿香案，在泰神殿設神案兩張，在東西配殿設神案兩張，在丹墀正中設香案一張，在圜丘左門外設臨時休息的大帳篷。
當天拂曉，皇帝穿日常衣冠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頭禮。
執事官先後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以及從祀神主，各供奉安放在車中，到圜丘泰神殿門外。
皇帝乘車到昭亨門，禮官引導至泰神殿臺階下。
執事官到神輿前捧神位牌登上石座，安放在龜中。
皇帝才到香案前，按照儀程舉行三獻禮。
禮畢，退出來到臨時休息的大帳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回宮。
皇帝聽從了，但命令列禮時穿祭服，導引用太常寺官一員，加上禮部堂上官四員。
十一年冬至日，尚書說，在此之前南郊舉行祭祀儀式，對風寒沒有準備。
於是採用《禮書》天子祭祀天張設大帳篷、小帳篷的說法，請求“建造黃氈御帳馴、帳篷。
每次大祭，有關人員跟隨。
遇上風雪，就張設在圜丘下，皇帝到帷幕中行祭祀禮，而上下祭奠進獻的事就由太常執事官代替”。
下令寫為定製。
明朝初年不曾舉行祈谷禮。
世宗時，重新確走二祖分別配祀的禮儀。
因為眾臣堅決請求，才允許在大祀殿行祈谷禮，供奉二祖配祀。
嘉靖十年，開始在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舉行祈谷禮。
行禮完畢，皇帝內心終究認為不妥當，諭令張璁說：“自古只以祖宗配祀上天，而今二祖共同配祀，決不能垂法後世。
以後大報與祈谷禮，只供奉太祖配祀。”不久親自撰寫祝文，重新訂立儀程，改在驚墊節，禮儀比大祀禮稍微降低，供獻的帛減少十分之一，不設從壇，不燔柴，寫為定製。
十一年驚墊節，皇帝生病，不能親自行禮，就命武定侯郭勳代替。
給事中葉洪說：“祈谷、大報，祭祀的名稱不同，但同樣都是祭祀上天。
祖宗沒有不親自行禮的。
成化、弘治年間，有別的緣故，寧可推遲到三月。
因為郊祀禮重大，不宜由臣子代行，請求等到聖上身體康復，改換占卜吉日行禮。”沒有聽從。
嘉靖十八年，改在大內的玄極寶殿行禮，不供奉配祀，於是成為定製。
隆慶元年，禮部大臣說：“先農壇親自行祭，接著耕藉田，就是祈谷禮的遣意。
而今兩次祭祀都在春季舉行，未免繁瑣。
並且玄極實殿在禁宮內，百官陪祀，出入不便。
應當罷除祈殼禮，只在先農壇舉行祭祀禮。”聽從其請。
明代初年，凡是有水旱災害以及非常變異，有時親自禱告，有時在宮中露天之地祭告，有時在奉天殿的臺階上祭告，有時派遣官員祭告郊廟、陵寢以及社稷、山川，沒有固定的禮儀。
嘉靖八年春季祈雨，冬季祈雪，都是皇上撰寫的祝文，親自在南郊及山川壇祭祀。
第二天，祭祀社稷壇。
穿戴淺色衣冠，不陳設儀仗，不肅清御道，都不設配祀，不奏樂。
嘉靖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臺階上舉行大雩禮。
夏言說：“按照《左傳》記載‘蒼龍出現就舉行雩祭’。
大概四月萬物開始茂盛，等到下雨而大，因而祭天為百穀祈求雨露滋潤。
《月令》上說：‘雩祭上帝用盛大的禮樂，於是命百縣舉行雩祭，祭杞對百姓有益的百王卿士，以祈禱莊稼豐收。
’《通典》上說：‘四月雩祭五方上帝，祭壇稱為雩，在南郊之旁舉行榮祭。
’先臣丘浚也說：‘天子除了郊祀上天之外，另外建築祭壇祈雨。
後世這一禮儀沒有流傳，遇上旱災，就請異端邪說的人舉行祈禱祭祀，不求用誠意去感動上天，而以法術相要挾，誣枉太厲害了。
’丘浚希望能在郊社旁擇地建造雩壇，孟夏後行禮。
臣認為孟春已行祈谷禮，如果從二月至四月，晴雨時節和順，那麼大雩的祭祀，可派遣官吏代為舉行。
如果雨期推遲，陛下就親自禱告。”於是在圜丘壇外泰元門的東方建造崇雩壇，形成制度，年成乾旱就舉行禱告，供奉太祖配祀。
嘉靖十二年，夏言等人說：“古代大雩之祭，命樂正演習盛樂、舞皇舞。
藉音樂舞蹈的和諧，激發天地陰陽之氣。
請求在三獻禮完成之後，九奏樂停止之時，演奏《雲門之舞》。
仍舊命儒臣總括《雲漢》詩詞，譜寫《雲門》一曲，派文武舞士一同舞蹈一同高歌。
《雲門》，是帝堯的樂曲，《周官》記載用來祭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的意思。
並且請求增添數闕鼓吹曲，教一百名舞童，穿青衣執羽毛，繞壇歌《雲門之曲》而舞蹈，樂曲共有九章。”因而奏上儀程，比照祈谷禮。
又說：“大雩是祀天禱雨的祭祀，凡是遇上乾旱，禮部在春季末期奏請舉行。”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嘉靖十七年，親自在祭壇禱告，穿青衣，用一頭牛，熟食祭獻。
明朝初年沒有明堂制度。
嘉靖十七年六月，辭官歸居的揚州府同知豐坊上疏說：“孝敬沒有什麼比尊父更大的，尊敬父親沒有什麼比配天更大的。
懇請恢復古禮，建造明堂。
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祀上帝。”下發禮部集體商議。
尚書嚴嵩等人說：從前伏羲、神農開始祭祀上帝，有時建造明堂。
繼後夏后氏在世室，殷人在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比夏、殷更加詳備。
聖王奉事上天，如同兒子事奉父親，血統尊重而感情親切。
因而規定為一年享祀的禮儀，冬至圜丘祭，孟春祈谷祭，孟夏雩壇祭，季秋明堂祭，都以此來表示尊顯。
明堂祭享上帝，又以此親近親人。
今天建立新制度，難以借鑑古法，關鍵在於效法先王之意。
明堂圜正，都是祀天的地方，而今大祀殿在圜丘的北方，禁城的東南方，正好對應古法的方位。
明堂秋季祭享，就以在大祀殿舉行更為妥當。
至於配祀的禮儀，從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詩》傳認為萬物成形於上帝，如同人成形於父親。
因而季秋在明堂祭享上帝，而以父親配祀，取萬物成熟季節之意。
漠孝武明堂的祭享，以景帝配祀，孝章帝以光武帝配祀，唐中宗以高宗配祀，明皇以睿宗配祀，代宗以肅宗配祀，宋真宗以太宗配祀，仁宗以真宗配祀，英宗以仁宗配祀，都是世代依次配祀，這是主要依據親緣關係。
宋錢公輔說：“郊祀之祭，由開拓封疆的祖先，有聖人功德的人配祀。
明堂之祭，由繼嗣的君王，有聖人功德的人配祀。”當時司馬光、孫忭等大臣在朝堂上辯論，程、朱大賢在下倡議，這是主要依據祖宗的功德。
而今恢復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那應當配祀的帝王，也就只有這兩種說法而已。
如若按功德論，則太宗重新建設國家，功德與太祖相符，應當由太宗配祀。
如果按親綠論，獻皇帝，是陛下的親生父親，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應當由獻皇帝配祀。
至於稱宗的說法，臣等不敢妄加議論。
皇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在奉天殿舉行，配祀的帝王務必要有個統一的說法。
皇考稱宗，有什麼不可？再商議上奏。”於是戶部左侍郎唐冑直言上疏說：三代的禮制，沒有比周更周詳的。
《孝經》上說：“郊祀后稷以配上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說：“尊敬父親莫大於配天，周公就是這樣做的。”論者認為周公有聖人的功德，制禮作樂，而文王恰巧是他的父親，因而引用來證明聖人的孝敬，回答曾子的提問罷了。
不是說有天下的人，都必定以父親配天，然後才稱為孝。
否則，周公輔佐成王治理夭下，其禮是為成王而設的，對於周公來說是尊父，對於成王來說就是尊祖了。
然而周公把政權歸還之後，沒聽說成三因為尊父的原因，廢去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換作武王。
後世祀明堂的，都以父親配祀，這是誤解了《孝經》的意義，違背了先王的禮法。
從前有人向朱熹請教：“周公之後，應當以文王配祀呢，還是以當時帝王的父親配祀？”朱熹說：“只當以文王配祀。”又問：“繼承周的天下的又怎麼樣？”朱熹說：“只以有功德的祖宗配祀，後來祇是被尊父的說法迷惑錯亂罷了。”由此看來，明堂的配祀，不專門由父親是明白的。
而今禮部大臣不能辨明尊父的錯誤，不舉證文、武、成、康的盛事，而濫引漠、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為論據，說的都是什麼啊！即使這樣，豐坊明堂的提議，雖然不可聽從，但明堂的禮儀，則不應當廢除。
而今南、北兩郊都主張尊敬親尊，必定在季秋大享上帝，而親近親人的意義才具備。
自三岱以來，郊天與明堂各立所陪祀之帝。
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與周相比，太祖就配后稷，太宗就配文王。
而今兩次郊祀及祈谷，都供奉太祖配祀，而太宗獨獨沒有配祀，遭是儀制典禮的欠缺。
因此今日奉天殿大享之祭，一定要供奉太宗配祀，然後我朝的典禮才完備。
皇帝發怒，逮捕唐胄關進欽犯獄。
嚴嵩這才又召集朝臣，先商議配帝的禮法，說：“考證季秋萬物成熟的意義，尊父配天的論說，應當供奉獻皇帝配享上帝。”因而請求供奉文皇帝在孟春祈谷時配祀。
皇帝聽從了獻皇配祀上帝的請求，但拒絕了文皇配享的提議而不施行。
不久又因為稱宗的禮儀，召集文武大臣在東合商議，說：“《禮》稱：‘祖有功，宗有德。
’解釋的人說：‘祖，是始祖。
宗，是尊。
，《漢書》注焉：‘祖被稱為始，開始接受天命。
宗被稱為尊，是有德可尊。
’《孝經》上說：‘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王肅注為：‘周公對於文王，尊親而祭祀他。
’這是宗尊的說法。
古代，天子有七廟。
劉歆說：‘七，是常規法則，如果有功德就宗奉，不可預先定下數目。
宗不在七數之中，是有變化。
’朱熹也認為劉歆的說法對。
陳氏《禮書》說：‘父焉昭，子為穆，而有一定的數目，是禮法。
祖有功宗有德，而沒有一定的成法，是道義。
，這是宗沒有定數的說法，禮法是因道義才興起的。
而今援引古義，推及人情，皇考有至高的德行和昭顯的名聲，在天上秘密佑護，按其德行宗奉是可以的。
聖子神孫，傳授不絕，都是皇考一人繁衍廣佈，按其世次宗奉也可以。
應當加宗皇考，在明堂配帝，建造有德而永世不遷的宗廟。”皇帝因為奏疏中不言及拊太廟，留在宮內不下發。
於是假設臣下奏對的口氣，作《明堂或問》，拿給宰輔大臣看。
大概說：“文皇是遠祖，不符合尊父的意思，應當由父親配祀。
稱宗雖然沒有定說，尊敬親人崇奉上天，按道義應當進行。
既然稱宗，就應當柑太廟，難道有太廟中沒有四親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當的言論，尊崇私親，心中想到太宗永遠沒有配享，不能杜絕朝廷大臣，於是定獻皇配帝稱宗，而改稱太宗的廟號為成祖。
當時沒有建造明堂，迫近季秋，於是在玄極寶殿大享上帝，供奉睿宗獻皇帝配祀。
殿在宮中右面西北方位一角，舊名欽安殿。
行禮完畢，禮部請皇帝升殿，百官上表朝賀，如同郊祀慶賀禮成的儀式。
皇帝因為大享初次舉行，命令在謹身殿賜宴群臣。
隨後因為腳病沒有駕臨，命群臣不要賀禮。
禮官上表奏聞，撤銷宴請，令光祿寺分別發給宴品。
嘉靖二十一年，敕諭禮部：“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出禮儀典章，與郊祀同時進行。
以前因為享地沒有確定，特地在玄極賓殿行祭，朕誠意未盡。
南郊舊殿，原為大祀的處所，去年已令有關官員撤除。
朕自己製作了圖樣，建造為殿，恭奉進名稱泰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意思。”於是規定每年在秋季大享上帝，供奉皇考睿宗配享。
行禮如同南郊，陳設如同祈谷。
第二年，禮部尚書費案因為大享殿將要竣工，奏請皇帝定殿門名稱，門為大享，殿為皇幹。
等到大殿落成，而大享禮儀仍在玄極寶殿舉行，派遣官吏行禮成為常規。
隆慶元年，禮部大臣說：“我朝大享之禮，從皇考舉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父配天之孝。
從皇上看來，則睿宗為皇祖，不合於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皇帝聽從他們的請求，罷除大享禮，命玄極寶殿仍改為欽安殿。
嘉靖初年，沿襲先朝舊儀，每天宮中舉行拜天禮。
後來認為太氾濫，罷除了。
遇上元旦、冬至、聖上生日，在奉天殿丹陛上行禮。
既已確定了郊天祭祀，就罷除了冬至的祭禮。
只有元旦、聖上生日在玄捶童揚行禮。
隆慶元年元旦，命令宮中拜天，不用在外舉行祭祀，祭品也不從太常寺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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