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幣的興起，從九府圜法開始，歷代遵循使用。
鈔開始於唐代的飛錢，宋代的交會，金朝的交鈔。
元代始終用鈔，錢幾乎被廢棄。
太祖開初在應夭設定實源局，鑄造“大中通寶”錢，與歷代的錢同時流通。
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
到平定陳友諒，命令江西行省設定貨泉局，頒佈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的樣式。
即皇帝位，頒佈“洪武通寶”錢，其形制共有五等：叫做“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o“當十”錢重一兩，其餘依次下降到重一錢為止。
各行省都設定實泉局，與寶源局同時鑄錢，而嚴禁私人鑄錢。
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
當初，寶源局的錢在錢背後鑄“京”字，後來多不鑄造，民間無“京”字的不通行，所以改鑄小錢以方便使用。
不久命令私鑄的錢作廢銅送交官府，以錢抵償。
適時主管部門責求人民出銅，人民毀掉器皿輸送給官府，以此感到很苦惱。
而商人沿襲丞塑舊有習慣使用鈔，多不便於用錢。
七年，皇帝便設定寶鈔提舉司。
第二年才韶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令民間通行。
用桑樹莖穰作原料，其形制，高一尺，寬六寸，質地青色，外面是龍紋花欄。
橫著題印鈔額為“大明通行寶鈔”。
內面上面兩旁，又為篆文八個字，叫做“大明寶鈔，天下通行”。
中間圖畫錢貫，十串為一貫。
鈔的下面印道：“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並給犯人財產。”如果是五百文便畫錢文為五串，其餘如同那樣的形制而依次減少。
寶鈔等次共六等：為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鈔一貫，等同錢一千文，銀一兩；四貫等同黃金一兩。
禁止民間不準用金銀貨物進行交易，違犯的處以罪罰；用金銀交換鈔的聽便。
於是罷除寅源、寶泉局。
遇了二年，恢復設定寶泉局，鑄造小錢，與鈔一同流通，一百文以下只用錢。
商稅兼收錢鈔，錢三分鈔七分。
十三年，因鈔使用長久模糊破爛，便設立倒鈔法，命令所在各地設定行用庫，允許軍民商人以模糊破爛的鈔納入庫交換新鈔，酌量收取工墨錢。
適逢中書省廢除，便把造鈔的事歸屬盧部，鑄錢歸屬工部，而改動寶鈔上的文字“中書省”焉“戶部”，輿舊鈔一併流通。
十六年，設定盧部寶鈔廣源庫、廣惠庫；納入便是廣源庫職掌，調出便是廣惠庫職掌。
在外地衛所的軍士，按月撥鹽都給予鈔，各鹽場給予工本鈔。
十八年，天下主管官吏的俸祿米都給予鈔，二貫五百文等同米一石。
二十二年，下詔改定錢的樣式：生銅一斤，鑄小錢一百六十，摺合二錢半，“當三”至“當十”，以此為準的有差等。
又造小鈔，從十文到五十文。
二十四年，訓諭徵稅官吏，凡是鈔有字貫可以分辨的，不管破爛缺損，便收受解送到京城，壓制和偽造冒充的處以罪罰。
二十五年，在束市設立寶鈔行用庫，一共三庫，各自提供鈔三萬錠作為鈔本，倒收舊鈔送入內府。
命令大明賓鈔與歷代錢一併流通，鈔一貫等同錢一千文，提舉司在三個月內印造，十個月內停止，所造之鈔送交內府充作賞賜。
第二年罷除行用庫，又罷除寶泉局。
當時兩浙、江西、閩、廣人民重視錢輕視鈔，有以錢一百六十文摺合鈔一貫的，因此物價上漲，而鈔法更敗壞不流通。
三十年，便重申交易用金銀的禁令。
成祖初年，違犯的人按奸惡論處，只有置辦製造首飾器皿，不在禁止之例。
永樂二年，下韶違犯者免死罪，遷徙全家戍役於興州。
陝西都司食事張豫，因抵制交換官鈔獲罪判處戍役。
‘江夏平民父親死，用銀營置喪葬器具，判處戍守邊防。
皇帝認為他迫於辦理喪事，不是翫忽法令，特意同情寬宥他。
都御史陳瑛說：“近年來鈔法不流通，都因為朝廷發出的鈔太多，收斂沒有好辦法，以致重實物輕寶鈔。
不如暫時實行戶口食鹽法。
天下的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果真命令計算人口交納鈔換鹽食用，可以收入五千餘萬錠。”皇帝命令戶部會合群臣商議。
大口每月食用鹽一斤，交納鈔一貫，小口減半。
皇帝聽從其議。
設定北京寶鈔提舉司，徵收糧稅、按稅率徵收的賦稅、貪髒處罰一律摺合收鈔，其價值比照洪武初期減少十分之九。
後來又命令鹽官交納舊鈔支取鹽，調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的竹木賣給軍民，收取寶鈔。
應天每年備辦蘆柴，徵收鈔+分之八。
皇帝初即位，戶部尚書夏原吉請求更換鈔版篆文為“永樂”。
皇帝命令仍然保持舊有字樣。
從此之後，至明朝終結，寶鈔都用洪武的年號。
仁宗監管國事，命令犯罰鞭笞杖擊罪的交納鈔。
到即位以後，以鈔不流通的原因詢問夏原吉。
夏原吉說：“鈔發放多便輕賤，發放少就貴重。
民間寶鈔不流通，是因為散發多收回少，應該設法收回鈔。
請求集市門攤等稅，測量輕重，增加按稅率應徵收的賦稅。
鈔收入官府，官府取模糊柔軟的全部燒燬。
從今以後官鈔應當少發出，民間獲官鈔困難，那麼自然會貴重起來。”於是下令說：“所增加的門攤賦稅，鈔法流通，便恢復舊數，用金銀布帛交易的，也暫時禁止。”然而這時，人民終究輕視官鈔。
到宣德初年，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便放鬆布帛米麥進行交易的禁令。
凡是用金銀交易和藏匿貨物增值的處罰官鈔，府縣衛所倉中的糧食存積達十年以上的，鹽、糧全部收鈔，秋糧也摺合收鈔三分，門攤賦稅納鈔增加五倍，塌房、店舍每月交納鈔五百貫，果園、騾車一併命令交納官鈔。
戶部上奏說，民間交易，只用金銀，官鈔滯留不流通。
於是更嚴格禁止，交易用銀一錢的，罰鈔一千貫，貪贓官吏收受銀一兩的，追繳鈔一萬貫，更追收免罪鈔如同這樣。
莖宗即位，收繳賦稅有米麥摺合成銀的命令，便減少各納鈔者，而用米、銀、錢當鈔，放鬆用銀進行交易的禁令。
朝廷和民間大致都用銀交易，數額小的便用錢，只有摺合官員俸祿用鈔，鈔壅塞不流通。
十三年，又申明禁令，阻止用鈔的追罰一萬貫，全家戍守邊地。
天順年間，才放鬆禁令。
憲宗命令內外按稅率徵收賦稅錢鈔兼收，官員俸祿、軍隊糧餉也兼支付錢鈔。
這時鈔一貫不能值錢一文，而計算鈔徵收於民，則每貫徵收銀二分五厘，人民因此非常困窘。
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用鹽，都使用鈔，各鈔關都錢鈔兼收。
此後便都改為摺合收銀。
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儲不使用，下韶調發，命令與歷伐的錢兼用。
戶部請求鑄造，於是恢復開局鑄造錢。
凡是交納贖罪錢徵收賦稅，歷代錢、制錢各收一半；沒有制錢便收舊錢，以二當一。
制錢，就是本朝錢。
舊有制度，工部鑄造的錢納入太倉、司鑰二庫；各關稅錢也納入司鑰庫。
共貯藏錢數千百萬，由中官職掌，京衛軍秋糧取出供給，每七百當銀一兩。
武宗初年，部臣請求查核侵吞；又以錢當俸祿糧的，僅達到銀數的三分之一，請求在承運庫供給銀。
當時宦官正專權，都不聽從。
隨後司鑰庫太監龐躁說：“自從弘治年間徵收關稅摺合銀納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出不足，請求遵照成化年間的舊有制度，錢鈔兼收。”聽從他的建議。
正德三年，以太倉積儲的錢供給官員俸祿，以十分作為標準，錢一分銀九分。
又聽從太監張永的建議，調發天財庫和戶部布政司庫錢，發放或徵收，每七十文徵銀一錢，並且申明私自鑄錢的禁令。
嘉靖四年，命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摺合銀三厘，錢七文摺合銀一分。
這時鈔長久不流通，錢也很壅塞，更加專用銀了。
明代初年鑄造洪武錢。
成祖九年鑄造永樂錢。
宣德九年鑄造宣德錢。
弘治十六年以後，鑄造弘治錢。
到世宗嘉靖六年，大規模鑄造嘉靖錢。
每文重一錢三分，並且補鑄以前數朝沒有鑄造的錢。
三十二年，鑄造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嘉靖錢一千萬錠，一錠五千文。
而稅課抽出分到各廠，專門收納嘉靖錢。
人民苦於錢少，於是調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摺合供給俸祿糧。
又命令通行歷代錢，有銷熔新舊錢以及以銅造像製造器物的，罪罰與盜鑄錢相當。
在此之前，民間流通粗劣濫制的錢，大多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
後來更雜以鉛錫，薄而粗劣沒有形制，以至於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
剪楮夾在錢中，不可分辨。
用給事中李用敬的意見，以本朝錢與前代雜錢一併流通，上品的都是七文當銀一分，其餘的比照錢的高低分成三等，下等的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自鑄造的粗濫低劣錢全部禁止不流通，違犯的置之以法。
小錢通行時間久，突然革除，人民多不方便。
又調出內庫錢供給文武官員幸祿，不論新錢舊錢好錢壤錢，全部以七文折算。
眾官以俸祿錢買賣的，也全部以七文強壓給予人民，人民也騷動。
適逢連年大饑荒，四方流亡的人民到京城求食物，死去的人遍地都是。
議論的人認為是錢法不流通使得這樣。
於是御史何廷鈕分條上奏，請求允許人民使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
戶部堅持不同意。
何廷鈕上奏揭發尚書方鈍和郎中劉爾牧。
皇帝發怒，斥責劉爾牧，採納何廷鈕的提議，命令聽憑人民的方便。
並且制定嘉靖錢七文，洪武等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
然而各粗濫劣質小錢，因初禁嚴厲，雖奉旨間雜流通，終究不復使用，而民間競相私下鑄造嘉靖通寶錢，與官錢一併流通。
給事中殷正茂上奏說：“兩京銅價太高，鑄造錢得不償失。
應開採雲南銅，運到嶽州提煉鑄錢，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以得到錢六萬五千萬文，值銀九十三萬餘兩，足以稍微佐助國家的急用。”戶部答覆說：“雲南地方偏僻辦事簡便，就在銅山鍊銅鑄錢方便。”於是下救命令巡撫用鹽稅銀二萬兩為工本。
不久，巡撫王禺上奏說費多收入少，請求罷除鑄錢。
皇帝認為小費不應顧惜，仍然命令施行。
過了幾年，巡按王諍又上奏說應該罷除鑄錢。
戶部商議：“錢法壅塞阻滯的原因，是由於宣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
奸猾之民乘機阻撓，錢多便低劣粗濫相欺騙，錢少便增加價值欺罔得利，所以禁令越繁而錢越滯留。
從今以後折錢標準聽憑人民的方便，不必確定文數，而徵收賦稅和官員俸祿將全部用銀。”於是罷除雲南鑄錢，而聽從戶部的議論。
當時所鑄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鏃邊。
議論的人以鑄錢艱難，工匠辛勞費時，革除鏃車，使用鑣鍚。
於是鑄工競相雜以鉛錫便銼治，而輪廓粗糙，色澤暗淡。
奸猾詐偽仿效，盜鑄錢一天天滋生，金背錢反而受阻不流通。
死罪一天天判處，終究幣能禁止。
皇帝對此感到憂慮，詢問大學士徐階。
徐階陳說五樣害處，請求停止寶源局鑄錢，應該支付錢的人全部給銀兩。
皇帝便追究工匠侵吞原料減少工序的罪過，而停止鑄錢。
從此之後徵收賦稅徵銀而不徵錢。
並且民間只用本朝錢，不用古錢，而私自鑄錢的人多。
隆慶初年，錢法不流通，兵部侍郎譚綸上奏說：“要想使人民富裕，必須以布帛糧食為貴重而以銀為輕賤；要想以銀為賤，必須制定錢法以補救銀的不足。
現在錢只是散佈於天下，而不以輸納入官，所以權力在民間。
請求讓人民能夠以錢輸納入官，那麼錢法自然流通。”於是徵收稅銀三雨以下恢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只許用錢。
當時錢八文摺合銀一分，禁止人民不能任意壓低或抬高。
直隸巡按楊家相請求鑄造大明通寶錢，不記年號。
戶部議論拒不施行。
高拱再次為相，說：“錢法早晨議論晚上便更改，迄今沒有固定之說。
小民恐怕今天得到錢，而明天就不能使用，因此越更換越混亂，越禁止越懷疑。
請求全部聽從人民的方便，不要多立制度以撓亂人的耳目。”皇帝認為很對。
錢法又稍稍流通了。
寶鈔不使用將近一百多年，收稅部門也很少有收寶鈔的，只有俸祿錢獨如原來支付寶鈔。
四年，才用新鑄造的隆慶錢供給京城官的俸祿。
萬曆四年，命令戶、工二部，按照嘉靖錢的式樣鑄造“萬曆通寶”金背和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厘，又鑄造鏃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佈通行天下，俸糧和銀錢兼著供給。
雲南巡按郭庭梧說：“開國初京城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
自從嘉靖年問省局停止廢棄，人民的用度便匱乏了。
滇中出產銅，不鍊銅鑄錢，卻反而以高價購買海肥，不能獲利。”於是開局鑄造錢。
不久命令十三布政司都開局。
採納工部的意見，以五銖錢為標準，用四火黃銅鑄造金背，二火黃銅鑄造火漆，粗糙低劣的判罪。
因為以費多利少則私自鑄錢自然止息。
隨後，戶部上奏說：“錢的輕重沒有常規，輕錢便收起來，重錢便散發出去，所以沒有壅塞匱乏的禍害。
初鑄時，金背十文值銀一分，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值銀一分，火漆鏃邊也如那樣。
僅過十年，而輕重不只—半，錢重麗物價猛漲，應該調發庫存來平衡其價值。”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當時王府都鑄造私錢，官吏不敢揭發。
古錢阻塞滯留不流通，國家財用不足，便命令南北寶源局開拓礦地增加熔爐鍊銅鑄錢。
而北方的錢比南方的錢價值昂貴三分之一，南方鑄的錢大都輕而薄。
然而各自因循舊制，一起流通而不廢。
天啟元年鑄造泰昌錢。
兵部尚書王象幹，奏請鑄造以一當十、以一當百、以一當乾的三等面值大的錢，裝飾龍紋，大約照白金三品的規定，於是兩京都鑄大錢。
後來有人議論大錢的弊端，皇帝下詔兩京停止鑄造大錢，收聚大錢調撥給局改鑄。
當時，開局鑄錢遍天下，便重徵鑄錢利息。
崇禎元年，南京鑄錢成本七萬九千多兩，獲得利潤銀三萬九千兩有餘；戶部鑄錢獲得利潤銀二萬六千兩有餘。
其所鑄的錢，都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利，工匠的賠補，行使的折價，人民不能忍受。
寶泉局銅的成本四十萬兩，舊有條例錢鑄成後還成本給太倉，第二年再借，到這時命令永遠作為鑄錢的成本。
三年，御史饒京上奏說：“鑄錢開局，本為通行天下，現在卻苦於役有利潤，旋即開局旋即關閉，除南北兩局外，祗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以及宣、密二鎮。
而鑄錢所得利潤，不全歸朝廷。
又苦於沒有鑄錢成本，是因為購買銅而不是開採銅。
請求遵照洪武初年和永樂九年、嘉靖六年的制度，派遣官吏到各省鑄錢，在產銅的地方開採銅，設定官吏駐紮軍隊，仿照銀礦的辦法，收取十分之三。
銅山有利，朝廷佔有，小民開採，仍然給予錢購買。”皇帝聽從。
這時鑄廠一併開放，用銅更多，銅的收聚更少。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請求專門設官買銅。
戶部提議原籍是產銅的人駐在鎮速、劑、常銅、鉛會集之處，這便是所說的在產銅之地採銅。
皇帝都聽從這些意見。
隨後，又開採絳、孟、垣曲、聞喜等州縣的銅鉛。
劑州抽分主事朱大受土奏說：“劑州上面連線黔、蜀，下面聯絡江、廣，商人販運銅鉛都集中在這裡，一年可以四鑄。
四鑄的利潤，兩倍於南方，三倍於北方。”於是陳說合乎時勢的四件事，便命令朱大受專門督理。
於是制定錢的式樣，每文重一錢，每幹文值銀一兩。
南都的錢輕而且薄，多次下旨嚴格整飭，便規定每文重八分。
當初，嘉靖錢最精工，隆慶、萬曆錢加重半銖，自從天啟、崇禎新鑄之錢出現，舊錢全部棄置不用。
然而錢一天天粗劣而輕薄，大半雜以鉛砂，百錢不滿一寸，甩擲於地便破碎。
崇禎末年下敕命鑄造當五錢，沒有來得及鑄造明朝便滅亡了。
當初制度，歷代錢與本朝錢通行。
自從神宗初年，聽從食都御史龐尚鵬的提議，古錢只允許通行於民間，交納賦稅贖免罪罰都用本朝錢。
天啟、崇禎時期廣泛鑄錢，才收聚古錢以充廢銅，民間貿易也檳棄不用了。
莊烈帝初即位，駕臨平臺召臣下對策，給事中黃承昊上疏有銷燬古錢的話。
大學士劉鴻訓說：“北方都用古錢，如果突然廢除，於人民不方便。”皇帝認為對。
隨後採納御史王燮的意見，收聚銷燬舊錢，只流通新錢，於是古錢頓時銷燬殆盡。
從隋代全部銷燬古錢，到這時一共兩次。
鈔法從弘治、正德年問廢棄，天啟時期，給事中惠世揚又請求造鈔流通。
崇禎末年，有一個叫蔣臣的申述其說，提升為戶部司務。
倪元璐正職掌戶部事，竭力主張，但是終究不能流通而停止。
開礦冶煉的賦稅，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而金銀礦最成為人民的禍害。
徐達攻下山東，近侍之臣請求開設銀場。
太祖指出開銀場的弊端，有利於官府的很少，損害於人民的多，不能開。
此後有請求開採陝州銀礦的，皇帝說：“土地出產，有時限而窮盡。
每年的賦稅形成額數，徵收銀不止。
言利的大臣，都是害民的盜賊。”臨淄丞請求開發山海的寶藏以通寶路，皇帝貶黜他。
成祖斥責河池談論採礦的人民。
仁宗、宣宗時仍然世代禁止，填塞番禺坑洞，罷除嵩縣白泥溝開發的礦場。
然而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有冶煉爐四十二座，開始於洪武十九年。
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也有場局。
每年賦稅都是二千餘兩銀。
永樂年間，開採陝西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
派遣官員在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賦稅，又派宦官+御史前往審察。
又開採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立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容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
那些不出產金銀的地方，也多次有罷除。
而福建每年的數額增加到三萬餘兩，浙江增加到八萬餘兩。
宣宗初年，多減少福建賦稅，此後增加到四萬餘兩，而浙江也增加到九萬多兩。
英宗下詔封礦坑洞，撤除閘辦官，人民得到大大的休養生息，而每年賦稅的額數沒有除去。
歲辦，都是洪武時期的舊有額數。
閘辦，是永樂、宣德時期所增。
隨後禁止革除永久冶煉。
奸猾之民私自開掘坑穴互相殺傷，雖嚴禁而不能止。
下詔寬宥，但不改過。
有人又請求開銀場，利益歸於君上，而盜賊無處容身。
於是命令侍郎王質前往經營管理，制定每年賦稅，福建銀二萬餘兩，浙江銀加倍。
又分別派御史曹祥、馮傑提督，按需供應的東西超過公家賦稅，人民困窘而盜賊更多。
鄧茂七、葉宗留等人長期毒害浙、閩，很久才安定。
景帝曾經封閉銀礦，隨即因盜礦的人很多，兵部尚書孫原貞請求開設浙江銀場，於是一併開設福建銀場，命令宦官戴細保提督。
天順四年，命令宦官羅永到浙江，羅珪到雲南，馮讓到福建，何能到四川。
賦稅額數浙、閩大致如舊，雲南十萬兩有餘，四川一萬三千兩有餘，總共十八萬三千有餘。
成化年問，開設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一共二十一場，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萬，死去的人數也數不清，獲得金只有三十五兩，於是又關閉。
而逝壟銀礦因缺額量減少，雲南屢次開又屢次停止。
弘治元年，才減少雲南銀二萬兩，溫、處減少一萬多兩，罷除浦城廢坑銀冶煉。
到十三年，雲南巡撫李士實說：“雲南九座銀場，四座場礦脲長久採絕，請求免除這些礦的賦稅。”回覆同意。
四川、山東的礦坑洞也先後封閉。
武宗初年，聽從宦官秦文等人所奏言，恢復開釆浙、閩銀礦。
隨後浙江守臣上奏說礦脈已經採絕，便命令每年進交銀二萬兩，劉瑾被誅殺後才停止。
世宗初年，關閉大理礦場。
此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之地進納礦砂金銀，又議論開採，以資助土木大工程。
獲得玉旺峪礦銀之後，皇帝訓諭閣臣廣泛開採。
戶部尚書方鈍等人請求命令四川、山東、河南巡撫巡按嚴厲督責所屬之地，一一搜尋探訪，以稱合天地降下吉祥的意思。
於是公家和私人交相追求開礦的利益，而浙江、江西盜礦之人並且劫奪徽、寧二地，天下漸漸多變亂了。
隆慶初年，罷除薊鎮開採。
南中各礦山，也刻石禁止。
萬曆十二年，奸猾之民屢次以開礦的利益打動皇上的心。
諸大臣盡力陳說開礦的弊端。
皇帝雖然聽從，心意卻不愉快。
二十四年，張位職掌朝政，前衛千戶仲春請求開採礦，張位不能制止。
開採的端緒一旦開啟，廢黜的軍弁、宮市的宦者派在市場的採辦人員獻礦峒的天天來到，於是無地不開礦。
宦官四處派出：昌平則是王忠，真、保、薊、丞、房山、蔚州則是王虎，昌黎則是田進，河南的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是魯坤，山東的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是陳增，山西的太原、平陽、潞安則是張忠，南直的寧國、池州則是郝隆、劉朝用，湖廣的德安則是陳奉，浙江的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是曹金，後來以劉忠代替，陝西的西安則是趟鑑、趙欽，四川則是丘乘雲，遼東則是高淮，廣東則是李敬，庭酉則是沈永壽，江西則是潘相，福建則是高案，雲南則是楊榮。
都給以關防憑證，並偕同原奏官前往。
礦脲微小沒有收穫，便勒令人民補償。
而奸猾之人藉開礦的名義，乘著傳車強橫勒索人民的財物，欺壓州縣。
主管官吏體恤人民，便加罪以阻撓，逮捕審問罷免官職。
當時宦官多兇暴強橫，而陳奉尤其厲害。
對富豪家族便以盜採礦山相誣眚，對良田美宅便指出那些地方地下有礦脈，率領役工包圍逮捕，侮辱婦女，甚至斬斷別人手足投到江中，其殘酷暴虐如此。
皇帝竟縱容不追究。
從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眾宦官所進獻的礦稅銀將近三百萬兩，小人們藉勢誅求勒索，不只一倍五倍，人民無法生存。
山西巡撫魏允貞上奏說：“當今水、旱造成災害，天空嗚響大地震動，隕星流墜晦氣四射，四方一天接一天上報。
內外戰爭興起，百姓困窘疲敝。
而貪圖財利的小人，藉口開採礦山以肆虐侵吞。
如果禍亂從中發作，那磨礦工冗役製造災禍尤其劇烈。
從此之後，尋求投珠抵璧之說也用之已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說：“開採礦山的弊端，大的方面值得憂慮的有八點。
礦盜相招聚集，容易發動變亂，這是第一點。
礦頭過分賠累，形勢會造成土崩瓦解，這是第二點。
礦夫遭受殘害，逼迫逃亡，這是第三點。
僱用之民糧食缺乏，因飢餓而鼓譟呼叫，這是第四點。
礦洞遍地開採，沒有收益徒增浪費，這是第五點。
礦砂含銀少，強行徵收讓人民購買，這是第六點。
人民都開礦，農耕種桑失去常業，這是第七點。
奏事官強暴兇橫，濫施刑法激起變亂，這是第八點。
現在礦頭因賠本欠債而死，平民因逼迫購買礦砂而死，礦工以傾壓而死，以爭鬥而死。
到現在還不停止，即使傾注國家府庫的寶藏，竭盡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挽救危亡了。”奏疏呈入，皇帝都不省察。
有識之士認為明朝滅亡大概開始於此。
鐵冶所，是洪武六年設定。
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夔，廑塞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所，太原、澤、潞各一所，一共十三所，每年交納鐵七百四十六萬多斤。
河南、四川也有鐵礦冶煉。
十二年，增加茶陵。
十五年，廣平官吏王允道上奏說：“磁州出產鐵，元代時設定官，每年收繳一百餘萬斤，請求如舊制。”皇帝因為人民生活剛剛安定，恢復設定必然重新擾亂，便杖責王允道並流放到海外。
十八年，罷除各布政司冶煉鐵。
隨後工部上奏說：“山西交城出產雲子鐵，舊時進貢十萬斤，修繕打造兵器，別處沒有。”於是恢復設定。
後來武昌、吉州依次恢復。
洪武末年，因工部上言，又全部開放，讓人民得以自己開採冶煉，每三十分抽取二分。
永樂時期，設定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冶煉鐵礦。
景帝時期，辦事吏請求恢復陝酉、室逮鐵礦，工部彈劾他違法，被關進監獄。
給事中張文質認為不應該堵塞言路，才釋放了他。
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求開礦鍊鐵，主管官吏在賦稅之外勒索賄賂，唐大鬢等人於是發動叛亂，都御史劉大夏討伐平定了叛亂。
正德十四年，廣州設定鐵廠，以鹽課提舉司統管，如同鹽法禁止私販。
嘉靖三十四年，開設建寧、延平等府鍊鐵。
隆慶、萬曆以後，大都因循舊有制度，不曾特別開設。
銅場，明朝初年，祇有江西德興、鉛山。
此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寧羌、略陽以及雲南都開採水銀、青綠。
太祖時期，廉州巡檢上奏說：“階州與西戎交界，有水銀礦場以及青綠、紫泥，希望得到軍隊攻取那個地區。”皇帝不允許。
只有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四川束川府會川衛大山出產青綠、銀、銅，因與外番交界，擔心軍民暗中奪取發生動亂，特別禁止整飭。
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礦洞。
弘治十八年，裁除板場坑水銀場局。
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求開採雲南各銀礦，於是兼及銅、錫、青祿。
下詔同意。
於是依次開採。
嘉靖、隆慶、萬曆年間，便冶煉鑄錢，多次開設雲南各處銅場，很久以後所獲漸漸減少。
崇禎時期，便收聚古錢以供熔爐冶煉鑄錢。
關市的徵稅，宋、元很繁瑣。
明朝初期務求簡易，此後增加設定漸漸變多，出行要送財物，停留從事買賣也要送財物，經過的地方居留的地方各自有稅。
應收稅的財物器具在官署張榜公佈，按物徵收，只有農具、書籍以及其它不在集市上出售的不計算，應徵收而藏匿的沒收一半。
買賣田地房屋大牲畜必須交稅，契本另外交納紙價。
凡是納稅之地，設定店房登記簿，書寫留止商人姓名物品數量。
主管部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埸局，有河泊所。
所收的賦稅，有原定徵收的實物，有改徵的銀鈔布帛。
稅課司局，京城各門和各府州縣的市集多設有，共有四百多所。
，以後依次裁減省並十分之七。
抽分，在南京的，有龍江、大勝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劑州、太平、蘭州、廣寧。
又命令軍衛自己設定場分，收聚貯藏柴薪。
河泊所只有黃河以南設定，河北只有鹽山縣。
凡是課稅，徵收商人所買貨物；抽分，徵收竹木柴薪；河泊，徵收魚稅。
又有門攤課鈔，由主管部門統領。
太祖初年，徵收酒醋之稅，收官店錢。
即位作昊王，鹼收官店錢，改在京的官店為宣課司，府縣的官店改為通課司。
凡是商稅，三十分取其一分，超過徵收按違犯法令論處。
洪武初年，命令在京的兵馬指揮兼管市司，每三天校對一次街市的度量衡器，稽察商人的物價；在外地，城門兵馬，也命令兼管市司。
彰德稅課司，收稅下及蔬菜水果、飲食、畜牧等物。
皇帝聽說後貶黜了他。
山西平遷主簿成樂任期滿後到京朝拜，上呈他的考績材料稱“能徵收督辦商稅”。
皇帝說：“稅收有固定額敷，如果以徵收督辦焉能，造就是剝削下層人民，失去官吏職責，州考不對。”命令吏部移送文書訊問。
十年，戶部上奏：“天下的稅課司局，徵收商稅不按額敷的達一百七十八處。”便派遣宦官、國子生以及戶部委派官各一人核實，確立為定額。
十三年，吏部說：“稅課司局每年徵收額定米不到五百石的，一共有三百六十四處，應該罷除。”回覆同意。
胡惟庸伏罪被殺，皇帝訓諭戶部說：“過去奸臣聚斂財物，稅收施及極細小極全面，朕對此感到很羞恥。
從今以後軍民嫁娶喪葬祭祀的物品，船卓絲布之類，都不收稅。”罷除天下的抽分竹木場。
第二年命令以野獸皮交納魚稅，製成皮服以供給邊防士卒。
當初，京城軍民居住的房屋都是官府提供，房屋相連沒有空地。
商人貨物到達，有的留在船中，有的貯藏在城外，中介經紀人抬高或壓低價格，商人感到憂慮。
皇帝便命令在三山諸門外，瀕臨江水建造房屋，名叫塌房，用來貯存商貨。
丞樂初年制定法度，嫁娶喪葬祭祀和一定季節的禮物、自己編織的布帛、農器、食品以及購買已交稅的貨物、車船運輸自己的貨物、魚類蔬菜雜果不在集市上販賣的，都免徵稅。
按照南京的辦法，建置京城的官店塌房。
七年，派御史、監生到收稅處專辦稅收。
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說：“淮安、濟寧、束昌、臨清、德州、直沽，是商販聚居的地方。
現在建都北平，各種貨物比過去高一倍。
那些商稅應該派人監督專管一年，以此作為定額。”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洪熙元年，增設市肆門攤徵收錢鈔。
宣德四年，因鈔法不流通，由商人積貨出賣不收稅，於是在京省商人聚集之地、市鎮店肆門攤收稅，比舊時增加共五倍。
兩京的蔬果園不論官府私人栽種出售的，塌房、庫房、店舍囤積商貨的，騾驢車受僱裝載的，命令全部交納鈔。
委派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吏各一人，在城門察收。
船隻受僱傭裝載的，計算所載貨物多少、道路遠近交納鈔。
鈔關的設定從此開始。
那些倚仗權勢隱藏不報的，貨物全部沒收，仍要加罪處罰。
於是有涕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遊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等鈔關，計算船的大小長短寬窄而額數有等差，叫做船料，不收貨稅。
只有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派的御史及戶部主事監督收稅。
從南京到通州，經過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隻船一百料，交納鈔一百貫。
侍郎曹弘說：“塌房每月交鈔五百貫，確實很苦，有賣子女交納稅的。”皇帝命令稽核免除。
鈔法流通後，減少北京蔬菜地徵收鈔的一半，船料一百貫的減少到六十貫。
巫統初年，下詔說凡是徵收門攤稅，都遵照洪武疇期的舊有數額不能借口鈔法妄自增加。
不久，因兵部侍郎于謙上奏，革除直省稅課司局，由主管官吏兼管收稅；罷除濟寧、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遷移槨縣鈔關到河西務；船料應交納六十貫的，減成二十貫。
商人和平民都稱便。
九年，王佐掌管盧部，設定彰義門官房，徵收商人的賦稅鈔，又設定直省稅課司官，徵收商品稅漸漸繁多。
景泰元年，于謙掌管國政，船料稅減少到十五貫，減少張家灣和遼陽一半賦稅。
大理卿薛管說：“抽分薪炭等藏匿不報的，與船舶商藏匿番貨的罪行相當，全部沒收，過分沉重。
請求比照藏匿納稅的律令執行。”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成化七年，增加設定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
當初，抽分竹木稅，只取鈔，後來改換用銀，到這時漸漸增加到數萬兩。
不久，派遣御史專門徵稅。
孝宗初期，御史陳瑤說：“崇文門監稅官以收刮為能，不合國體。”於是命令客貨之外，車輛不能搜查阻撓。
又聽從給事中王敞的意見，召回蕪湖、劑州、杭州抽分御史，用府州佐副官監收商稅。
十三年，又派遣御史。
正德十一年，開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是聽從鎮守太監之言。
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求革新設定諸抽分廠。
不到一年，太監鄭璽請求復設於順德、廣平。
工部尚書李鐺曲從附順持兩端，橫加徵收之端又興起n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馬俊到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徵稅。
世宗初年，抽分中官和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被裁除，又革除真定等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門的稅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余文，到弘治末年，數量大減。
從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加四倍，錢增加三十萬。
嘉靖三年，下詔如同弘治初年的規定，仍然減少錢三十萬。
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摺合收銀，此後恢復收錢鈔。
八年，又收銀，於是成為固定的制度。
開始時鈔關估計船料確定稅收，隨後因估計船料難以核實，便以測量梁頭寬窄為準，從五尺到三丈六尺有等差。
皇帝命令以成尺焉限，不徵收零數。
太監李能請求在山誨關征收商稅，實行數年，主事鄙閱說：“廣寧八里鋪前屯衛已有徵稅場，不應再徵稅。”罷除掉。
此後恢復山海關稅，罷除八里鋪店錢。
四十二年，命令各關卡歲額定數之外，剩餘的全部納入公家府庫。
隆慶二年，開始給予鈔關主事關防敕書。
不久命令鈔關離府近的，由知府收稅並且解送；離府遠的，命令佐副官收稅貯藏在府庫，每季度解送到戶部。
主事職掌核定商人所報物數以確定稅數，收稅解送沒有參與。
神宗初年，命令商人貨物進京的，河西務供給紅單，到崇文門一併交納正、條、船三種稅；那些不進京的，河西務只收正稅，免除條、船二稅。
萬曆十一年革除天下私設的無名賦稅。
然而從隆慶以來，凡是橋樑、道路、關卡渡口私下擅自抽稅，求利而害民，雖然多次下詔察辦革除，但也不能革去。
到兩宮三殿受災，營建費沒有資財，便開始開礦增加稅收。
而天津的店租，廣州的珠賦，兩淮的餘盥，京口的供用，浙江的市舶，成都的鹽茶，重慶的名木，湖口、長江的船稅，荊州的店稅，實坻的魚葦和門攤商稅、油布雜稅，宦官遍佈天下，不是統管稅就是統管礦，驅使脅迫官吏，務求搜刮剝削。
徵稅的使者，從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勳奏請開始。
此後高案在京口，暨祿在儀真，劉成在浙，李鳳在廣州，陳奉在劑州，馬堂在臨清，陳增在東昌，孫隆在蘇、杭，魯坤在河南，孫朝在山西，丘乘雲在四川，梁永在陝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雲，張曄在盧溝橋，沈永壽在廣西，有的徵收市舶，有的徵收店稅，有的專管稅務，有的兼管開採。
奸猾之民送財物給宦官，便給予指揮千戶的札子，用為爪牙。
水陸行走數十里，便樹著旗建立廠。
看到懦弱的商人便肆意搶奪，沒收他的全部財產。
攜帶的行李，也被搜尋。
又設立土商名目，窮因的鄉間偏僻的碼頭，米鹽雞獵，都命令收稅。
所到之處，多次激起人民反抗，皇帝大都包庇不追究。
各所進之稅，有的稱遺稅，有的稱節省銀，有的稱處罰贖罪，有的稱額外贏餘。
又藉買辦、孝順的名義，金銀珠寶玩好、貂皮、名馬，紛紛進奉，皇帝認為能幹。
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求暫時寬限商稅，皇帝在內宮直接下旨仍然徵收四萬，他們貪圖利益到這個地步。
三十三年，才下詔罷除採礦，把稅務歸主管部門，而稅使不撤除。
李道假稱主管官吏堅持推辭，請求如舊時方便。
皇帝立即聽從他的請求。
又聽從福王府承奉謝文銓的話，在崇文門外設立官店，以供應福邸。
戶部尚書趙世卿多次上疏。
不聽從。
趟世卿又說：“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遊墅、揚州、北新、淮安各個鈔關，每年徵收本色折色銀大約三十二萬五千多兩，萬曆二十五年增加銀八萬二幹兩，這是定額。
而二十七年以後，歷年減少壓縮，到二十九年，總共解送二十六萬六千多兩。
探究其緣由，便是因為稅使苛細收斂，商人到達的人少，連年稅使所供，就是這各關卡不足的數目。”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寶坻銀魚廠，永樂時期設立，穆宗時期，只是命令估計價值以準備廟祀上供。
到這時才以宦官坐地開採，又徵收賦稅，以後對武清等縣不產魚的地方也一併收稅。
增加葦綱等賦稅，並且牽及青縣、天津。
九門稅尤其苛細，考試的舉人都不能免除，甚至打死朝覲官吏。
事情上報，下詔由司法機關治罪，太監為此稍微收斂。
到四十二年，李太后臨終囑咐減少天下稅額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的零星小稅。
光宗即位，才全部免除天下的額外稅，撤回稅監，那些分攤入地畝、行戶、人丁、問架的稅，一概免除。
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求恢復徵收水陸衝要之地的關稅，依照萬曆二十七、二十八年規定，酌量徵收十分之一的稅。
朝廷允許施行。
崇禎初年，關稅每一兩增加一錢，總計八關增加五萬兩。
三年，又增加二錢，只有臨清僅一半，而崇文門、河西務都如同過去。
戶部尚書畢自嚴，提議增加南京宣課司的稅收額數一萬增至三萬。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因宣課司所收落地稅沒有多少，請求收蕪湖稅以抵償增加數。
畢自嚴於是提議徵收蕪湖稅三萵兩，而宣課司仍然增加一萬兩。
鄭三俊後悔，上疏爭辯也不能停收。
九年，又提議增加賦稅款項。
十三年，增加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更加困窘了。
所有各種賦稅，開始時徵收鈔，問或摺合徵收米，隨後徵收錢鈔各半，後來便摺合收銀，而貨幣布帛、米麥實物遞年輪流徵收，米麥實物收歸內庫，貨幣布帛收歸太倉。
明朝初年，束面有馬市，西面有茶市，都用來控制邊防行省戍守的費用。
海外各國進貢，允許附載土產與中國貿易。
於是設立市舶司，設定提舉官來管理，用以溝通外夷情況，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有所施行，因而以此消除隔閡。
洪武初年，設立在太倉黃渡，不久罷除。
又設定在寧波、泉州、廣州。
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各國。
琉球、占城等國都恭順，任意讓它在一定時節到中國進貢。
只有日本反叛順服不定，所以獨自限定它進貢的日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船為二艘，用金葉驗合的表文作為驗證，以防備欺詐假冒侵犯。
後來市舶司暫時罷除，便又嚴禁瀕臨大海的居民和守備的將士私下交通海外各國。
丞樂初年，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拜，附帶載胡椒與人民交易。
主管官吏請求徵收他的稅。
皇帝說：“商稅，是國家抑制追逐末利的人民的，哪裡是以此獲利？現在外夷仰慕禮義遠道而來，卻侵奪他的利益，所獲得有多少？而虧損侮辱國家體面則多了。
誓不聽從他的請求。
三年，因各番進貢的使者增多，便在福建、浙江、廣東三個市舶司設定驛站來安置他們。
福建叫“來遠”，浙江叫“安遠”，廣東叫“懷遠”o不久設定交阻雲屯市舶提舉司，迎接西南各國朝貢的人。
當初，進貢的海船到來，主管官吏封存題簽，等待上奏回報，然後起運。
宣宗命令到來便迅速奏聞，不需等待回報隨即送到京城。
武宗時期．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說：“舊有制度，航海各船，都是市舶司專管，最近由鎮巡和三司官管理，請求按照舊辦法好。”禮部討論：市舶主掌各地進貢土特產，航海的客商和風泊的番船，不是敕命旨意所載，按規定不應當干預。
皇帝從內宮降旨按熊宣舊有規定施行。
熊宣，是前任市舶太監，曾經因不干預滿刺加等國番舶抽分，上奏請求兼管，被禮部彈劾而罷免。
劉瑾偏袒畢真，錯誤地以他作為事例。
嘉靖二年，日本派宗設、宋素卿分路進貢，互相爭論真假。
市舶宦官賴恩收納宋素卿的賄賂，袒護宋素卿，宗設便大肆搶掠寧波。
給事中夏言說倭禍患產生於市舶。
於是罷除。
市舶罷除以後，日本海商往來自如，海上的奸猾豪強與海商勾結，法律禁令無法施行，轉變成寇賊。
二十六年，倭寇一百艘船長久停泊在寧、臺，敷幹人登岸焚燒搶劫。
浙江巡撫朱魷訪察瞭解到舶主都是貴官大姓，買番貨都用沒有實付的空價，轉賣牟取利潤，而價值不按時還給，因此發生騷亂。
於是嚴格海禁，毀壞大船，上奏請求鎊刻訓諭告誡大姓。
朝廷不回覆。
二十八年，朱魷又說：“長澳等大俠林恭等人勾結外夷船作亂，而大奸．人串通謀取財利，因而作嚮導，蹂躪我海濱，應該以刑法處置。”部批覆不允許。
而勾結番人的大奸人，朱魷便根據實際情況誅殺掉。
御史陳九德彈劾朱魷處理方法不當，專主殺戮開啟爭端。
皇帝逮捕朱魷聽候審問。
朱魷被廢黜後，奸猾之徒更加無所忌憚，對外勾結，內部互相爭鬥，造成禍患。
汪直、徐海、陳束、麻葉等人起事，海上沒有了安寧的日子。
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童，都御史胡宗憲派遣他的門客蔣洲、陳可願出使倭宣示訓諭。
返回報告，倭的心志想要輸通貢市。
兵部商議不同意，便停止。
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提議恢復三市舶司。
戶部商議聽從。
四十四年，浙江因巡撫劉畿奏言，仍然罷除。
福建開設後又禁止。
萬曆年問，又開通福建互市，只是禁止交男硝黃。
隨後兩市舶司全部恢復，用宦官管理職掌如故。
丞樂年問，設立馬市三處：一處在開原南關，以對待海西；一處在開原城東五里，一處在廣寧，都用以對待朵顏三衛。
規定價值為四等；上等值絹八匹，布十二匹；第二等是上等的一半；下二等各以一匹遞減。
隨後城束、廣寧馬市都廢棄，只有開原南關馬市獨自儲存。
大同馬市開始於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求命令軍民平價交易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人通譯語，禁止貿易兵器、銅鐵。
皇帝聽從他的請求。
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庫銀買馬。
當也先進貢馬進行貿易時，宦官王振裁減他的馬價，也先大規模入侵，於是導致土木事變。
成化十四年，陳鈸巡撫遼東，恢復開放三衛馬市。
通事劉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顏諸部心懷怨恨，騷擾廣寧，不再前來貿易。
兵部尚書王越請求命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人監督，不要有侵吞剋扣。
於是劉海、姚安二人獲罪。
不久命令海西和朵顏三衛入內貿易；開原每月貿易一次，廣寧每月貿易=次，用貿易所收的稅充作撫賞。
正德時期，命令驗證放入貿易的，按期出境，不能挾帶弓箭，不是貿易日，不準靠近邊塞牆垣。
嘉靖三十年，因總兵仇鸞奏言，下詔在宣府、大同開放馬市，命令侍郎史道全面管理。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勸諫。
不聽從。
俺答不久入侵抄掠，大同市便侵犯宣府，宣府市便侵犯大同。
幣還沒有出境，警報隨後就到。
皇帝才感到後悔，召回史道。
然而諸部貪圖馬市的利益，不敢公然宣稱要大舉侵犯，而邊防守臣也多畏懼，用相互貿易來給他好處。
第二年罷除大同馬市，宣府還沒有斷絕，由於搶掠不止，便一併斷絕。
隆慶四年，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來歸降，於是封貢互市的議論興起。
而宣、大互相貿易恢復開放，邊境稍稍安靜。
然而安撫賞賜十分豐厚，朝廷為此節省由外地調來的軍隊的軍餉、減少哨銀以充實。
連年增加賞賜，而要求更多，主管此事的人又從中侵吞，邊防費用反而超過相抵的數目。
遼東義州木市，萬曆二十三年開設，事情詳細參見《李化龍傳》。
二十六年，聽從巡撫張思忠的奏言，罷除木市，於是一併罷除馬市。
此後總兵李成梁竭力請求恢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也向朝廷上疏。
二十九年，恢復開放馬、木二市，後來成為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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