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志·卷六十二

卷六十二原文

  ◎河渠四

  ○运河下 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皂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五闸。至成化四年,闸工始成。於是漕舟尽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渎河口与瓜、仪诸港俱三年一浚。孟渎宽广不甚淤,里河不久辄涸,则又改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部臣复陈夏港、孟渎远浮大江之害,请亟浚京口淤,而引练湖灌之。诏速行。正德二年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从督漕都御史臧凤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无阻者五十馀载。

  万历元年又渐涸,复一浚之。岁贡生许汝愚上言:“国初置四闸: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吕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而四闸俱空设矣。请浚三湖故址通漕。”总河傅希挚言:“练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无益。”其议遂寝。未几,练湖复淤浅。

  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复练湖,浚孟渎。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於京口旁别建一闸,引江流内注,潮长则开,缩则闭。御史尹良任又言:“孟渎渡江入黄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馀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夹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应训又言:“自万缘桥抵孟渎,两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宜於万缘桥、黄连树各建闸以资蓄泄。”又言:“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间,因运道涩,依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以济运,后乃渐堙。今当尽革侵占,复浚为湖。上湖四际夹阜,下湖东北临河,原埂完固,惟应补中间缺口,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三闸,惟临湖上闸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闸,更设减水闸二座,界中、下二闸间。共革田五千亩有奇,塞沿堤私设涵洞,止存其旧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闭塞,毋得私启。盖练湖无源,惟藉潴蓄,增堤启闸,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济运。臣亲验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来,惧其易泄;下湖地平衍,仅高漕河数尺,又常惧不盈。诚使水裕堤坚,则应时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议。

  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捴谦复言:“练湖中堤宜饬有司春初即修,以防冲决,且禁势豪侵占。”从之。十七年浚武进横林漕河。

  崇祯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漕河议》,言:“神庙初,先臣宝著《漕河议》,当事采行,不开河而济运者二十馀年。后复佃湖妨运,岁累畚锸。故老有言,“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是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也。今当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闸座非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节节有闸,皆废去,并宜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之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之小闸口,皆应急修整。至奔牛、吕城之北,各设减水闸。岁十月实以土,商民船尽令盘坝。此皆旧章所当率由。近有欲开九曲河,使运船竟从泡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洲启闸稽迟者,试而后行可也。回空粮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庄设闸启闭。数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议不果行。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耎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朱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闤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艌,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蓟州河者,运蓟州官军饷道也。明初,海运饷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言:“南京并直隶各卫,岁用旗军运粮三万石至蓟州等卫仓,越大海七十馀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径,且水深,其间阻隔者仅四之一,若穿渠以运,可无海患。”下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行视可否。胜等言便,遂开直沽河。阔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鸦鸿桥河道,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言:“直沽东北新河,转运蓟州,河流浅,潮至方可行舟。边关每匮饷,宜浚使深广。”从之。初,新河三岁一浚。嘉靖元年易二岁,以为常。十七年浚殷留庄大口至旧仓店百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者,浚自成化间,运粟十馀万石以饷蓟州东路者也。后堙废,饷改蓟州给,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鲍承荫请,复之,且建三闸於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以潴水。

  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浅三十里难行。隆庆六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遂成流通。万历元年复疏巩华城外旧河。

  海运,始於元至元中。伯颜用朱清、张瑄运粮输京师,仅四万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万馀石。初,海道万三千馀里,最险恶,既而开生道,稍径直。后殷明略又开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造海舟,饷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於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馀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辽东军饷赢羡,第令辽军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馀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黄,陆运赴卫河,入通州,以为常。陈瑄上言:“嘉定濒海,当江流之冲,地平衍,无大山高屿。海舟停泊,或值风涛,触坚胶浅辄败。宜於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诏从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赐名宝山。御制碑文纪之。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蓟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十八艘,以五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十二万馀斤,岁赏辽军。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粮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总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涩,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翾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命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俾梦龙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山母〉屺岛,自〈山母〉屺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卷六十二譯文

  長江南面的運河,從杭州北郭務到謝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棲,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過北陸橋進入崇德地界,經過鬆老到達高新橋,海鹽支河通到運河。

  繞過崇德城南,轉而向東北,到達小高陽橋束面,經過石門塘,轉而向東,是王灣。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達到一丈。

  經過永新,進入秀水地界,越過陡門鎮,向北為分鄉鋪,稍稍向東為繡塔。

  向北經由嘉興城西轉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處閘門,到達王江涇鎮,松江運輸的船從束來會合於此。

  向北是平望驛,向東到達鶯脰湖,湖州運輸船從西出於新興橋會合於此。

  向北到松陵驛,經由昊江到三里橋,向北有震澤,向南有黃天蕩,水勢浩大,夾浦橋多次修建。

  向北經過蘇州城東鯰魚口,河水經由盤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達楓橋,從射瀆經過遊墅關,經過白鶴鋪,是長洲、無錫兩邑的地界。

  錫山驛水深僅可浮瓦礫。

  經過黃埠,到達洛社橋,江陰九里河的水與此相通。

  西北為常州,漕河從前穿城而過,從柬水門進,經由西水門出去。

  嘉靖末年,為防禦倭寇入侵,改從南城護城河經過。

  江陰,順著塘河水經由城柬透過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興鍾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瀆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呂城二閘門,常州、鎮江地界於其中,都有月河來輔助控制和排洩,後來一併廢棄。

  它的南面是金壇河,溧陽、高淳的水出於此。

  丹陽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黃泥壩,從前都建置有閘門。

  練湖水高於漕河數丈,一處經由三思橋,一處經由仁智橋,都流入運河。

  向北經過丹徒鎮,有獵婆灘多細軟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運河道,根據江水的漲落而或盈或涸。

  經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堤綿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風,從這裡泛舟於長江,與瓜步相對。

  從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餘里,全都是平穩水流。

  經過嘉興和蘇州,眾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勢逐漸高仰,水淺容易排洩,漲滿和乾涸不固定,時而疏通時而堵塞,常常同時取道孟瀆、德勝兩河,向東泛舟於大江,以到達揚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經命令崇山侯李新開通溧水胭脂河,用來通暢浙江漕運,避免丹陽運送物資和大江風浪的危險。

  而三昊的谷糧,必定經由常州、鎮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丞樂年間,修築練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張躂調集民工十萬,疏通常州孟瀆河,又疏通蘭陵溝,往北到達孟瀆河閘,六幹餘丈,往南到達奔牛鎮,一千二百餘文。

  隨後又疏通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達長江。

  漕運之船從奔牛逆行於京口,河水乾枯就改道從垂遺往右直奔瓜洲,到達白塔,以此為常規。

  童德六年,依從武進百姓的請求,疏通德勝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運之船從德勝北進入長江,直達泰興的北新河。

  從泰州壩到達揚子灣進入漕河,比照經由白塔來更加方便。

  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一起暢通,都可以通航運輸了。

  正統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說:“從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從前有水車捲起長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隻灌溉田地。

  請求支付官府之錢購置水車。”詔令允許。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處,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輪換漲滿和退落。

  八年,武進百姓請求疏通德勝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求疏通孟瀆。

  巡撫周忱決定疏浚兩河,而停止北新的築壩。

  白塔河的大橋閘按時開關,而常州、鎮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間,漕河又被淤塞,於是,導引漕運船隻全部經由孟演。

  三年,御史練綱說:“漕運船隻從夏港和孟濱到長江,逆水行駛三百里,才到達瓜洲。

  德勝正對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對,從這裡兩岸橫渡很近,應當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書石璞處置。

  適逢有人請求開通鎮江七里港,導引金山往上流到達丹陽,用來避免孟瀆險阻。

  鎮江知府林雞認為迂迴水道多石頭,毀壞百姓田地墳墓多,應當疏通京口閘、甘露壩,河道里程不遠,人力物力減省。

  於是依從林雞的主張。

  浙江參政胡清又想放棄新港、奔牛等壩,修建石閘來蓄積泉水。

  也依從他的請求。

  而疏通德勝河與開通港口的主張一起停止。

  然而,石閘雖然建立,蓄水卻不能多得,漕運船隻仍然進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說,糧船經過鎮江裡河最焉便利。

  皇帝認為對,命令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開通七里港口,導引長江水注入其中,並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撫崔恭又請求增建五處閘門。

  到成化四年,建閘工程才完成。

  於是,漕運船隻全部經由裡河,其它進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制度,孟瀆河口與瓜、儀各港都是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孟瀆河寬廣不很淤塞,裡河不久就乾枯了,則又改道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陳述夏港、孟瀆速道航行大江的害處,請求趕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後導引練湖水灌注其中。

  詔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開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

  十四年,依從督漕都御史臧鳳的計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運船隻暢通無阻五十餘年。

  萬曆元年,漕河又漸漸乾涸,再一次疏通它。

  歲貢生許汝愚上奏說:“建國之初設立四座閘門: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乾枯;叫做呂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洩。

  從丹陽到鎮江蓄積成為湖的有三處:叫做練湖、焦子、杜墅。

  時間一久,居住的百姓侵佔為田耕種,焦、杜二湖全部乾涸,勉強儲存練湖,還是有被侵佔的。

  因而四座閘門全都是空設了。

  請求疏通三湖原來的地方來通行漕運。”總河傅希摯說:“練湖已經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沒有益處。”他的主張於是停止。

  不久,練湖又淤淺。

  萬曆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求恢復練湖,疏通孟瀆。

  然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求在京口旁邊另外修建一座閘門,導引長江水向內注入,潮水上漲就開啟,退落就關閉。

  御史尹良任又說:“孟瀆透過長江流入黃家港,水面雖然廣闊,長江水流很平穩,從這裡到達泰興而又到達灣頭、高郵只有二百餘里,可以避免瓜、儀不可揣測的災難。

  至於京口往北透過金山而下,水上遇風有被淹沒的災難,應當挖深甘露港兩岸的洲田十餘里,以便利於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應訓又說:“從萬綠橋到孟瀆,兩岸山勢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並且畏江潮水湧起泥沙,淤塞難免。

  應當在萬綠橋、黃連樹各建閘門用來幫助積蓄與排放。”又說:“練湖自從西晉陳敏阻遏馬林溪水,導引長山八十四溪的水來灌溉雲陽,堤命名為練塘,又叫做練河,總共四十里左右。

  環繞湖邊建立涵洞十三處。

  宋紹興年問,中間設定橫堤,分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處閘門。

  八十四溪的水開始經過辰溪衝入上湖,再經由三處閘門轉流入下湖。

  洪武年問,因為運道有阻滯,靠著下湖東堤建立三處閘門,憑藉湖水來拯濟運道,後來就逐漸被堵塞。

  現在,應當完全除去侵佔,再疏浚為湖。

  上湖四邊夾著小山,下湖東北邊臨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應當修補中間缺口,並且在西南增築堤,與東北堤岸相對應。

  至於三處閘門,只有靠近湖的上閘門還是像原先那樣,應當增建中、下二閘門,再建立鹼水閘二座,界於巾、下二閘門之間。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畝,堵塞沿著堤岸私自設立的涵洞,只儲存其原來的十三處,用來排放湖水。

  冬春就關閉,不能私自開啟。

  因為練湖沒有了水源,只有依賴於蓄積,增築堤岸開啟閘門,湖水常常有餘,然後可以用來補濟運道。

  臣親自查驗上湖地勢高仰,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來由,害怕它容易洩漏;下湖地勢平坦寬廣,僅僅高於漕河幾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滿。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堅固,就應該隨時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運輸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門斟酌商議。

  萬曆十三年,鎮江知府昊搦謙又說:“練湖中堤應當命令有關部門在春初就進行修治,以防止被沖垮,並且禁止有勢力的豪強侵佔。”依從他的主張。

  十七年,疏通武進橫林漕河。

  塞禎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言《漕河議》,說:“神廟初年,臣的先人姜寶撰寫《漕河議》,當權者採納施行,沒有開闢河道而能拯濟運河二十多年。

  後來又租佃湖地妨礙運河,每年都要受疏浚運道的拖累。

  年老有識的人說,‘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齊平’,從這可以知道挖河毫無益處,積聚湖水最為重要。

  現在,應當革除租佃,修建閘門,並且加高上下湖周圍的小土堤,蓄積水使湖加深。

  況且,漕河閘座不僅僅是京日、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處處有閘座,全都已廢棄,全都應當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的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的小閘口,都應該趕快修整。

  到了奔牛、呂城的北邊,各建立減水閘。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堅實,商船民船全部令其迴繞堤壩。

  這都是所應當遵循的舊規。

  近來,有人想開通九曲河,使運輪船隻直接從泡港閘出於長江,直達揚子橋,以避免瓜洲開閘滯留的情況,試行以後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糧船及官船,應當從長江通行,並且,在河莊建立閘門進行開關。

  多處工程一起施行,漕運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張最終沒有施行。

  壟漕,是指湖廣漕運船隻從漢水、沔水往下到潯陽,江西漕運船隻出章江、鄱陽,然後在湖口會合,和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的船隻,一起在大江航行,進入儀真通江閘,然後逆行於淮、揚進入閘河。

  瓜洲、儀真之間,是運道的最關鍵之處。

  洪武年間,運送軍糧供應遼東兵士,從儀真往上到淮安,經由鹽城泛舟在海上航行;運送軍糧供應梁州、晉州的,也從儀真到淮安,迴繞堤壩進入淮河。

  長江口建立堤壩修建閘門,總共十三處。

  疏浚揚子橋河到黃泥灣九千多丈。

  永樂年間,疏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築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儀真壩河,以後,規定製度,儀真壩往下到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瀆河全都每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問,依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的請求,疏浚黃泥灘、清江閘。

  成化年間,在儀真修建閘門連線長江河港的有三處,汀都蓄留潮水連線長江的閘門有二處。

  不久,連線長江河港的三處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開通它,不久,又在總港口修建閘門蓄積河水。

  儀真、江都二縣之間,有官塘五處,修築閘門蓄水,用來灌溉百姓田地,有財有勢的人強佔去把它作為家業,真、揚之間運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鈸請求恢復五處官塘。

  依從他的請求。

  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說:“儀真江口,距離閘門太遠,請在上下十數丈左右增建二座閘門,根據湖水增減而開關,以便攔截出長江的船隻,全都使其進入閘門,或許能避免滯留。”奏疏上呈,議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連線大江,斜對常州孟演河與泰興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從陳管開始開通。

  宣德年問,依從趙新、陳祚的請求,命令陳瑝役使民工四萬五千餘人疏通它,建立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座閘門。

  正統四年,河水衝破堤防,閘門被堵塞,都督武興因此關閉不用,仍然從瓜洲迴繞堤壩。

  瓜洲的堤壩,洪武年間所修築,總共十五處,排列於東西二港之間。

  永樂年間,廢棄束壩成廠房,用來儲存木材,只儲存西港七壩。

  漕運船隻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風的危險。

  英宗初年,才又疏通東港。

  不久,巡撫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橋閘修築堤壩,按照一定的時間開關,漕運船隻逐漸分開航行。

  自從鎮江襄河開通,漕運船隻出甘露、新港,直接渡過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為長珏路途危險遙遠,捨棄而不經由那裡。

  衛漕,就是衛河。

  源出於河南輝縣,到達臨清與會通河匯合,往北到達天津。

  從臨清以北都稱為衛河。

  詳情都記載於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濟河。

  源出於北方邊境地區,經過密雲縣霧靈山,成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都匯合於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經通州,匯合通惠及榆、渾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達直沽匯合衛河流入大海,依靠它來暢通漕運。

  楊村以北,其水勢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來臨苦於水淹,冬春河水細小苦於不通暢。

  沖毀堤防、改道不定大致與黃河相同。

  更兒渡,在武清、通州之間,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從永樂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潰決,便派遣民工修築堤岸。

  然而,正統元年的決堤,造成的災害格外嚴重,專門敕令太監沐敬、安逮侯柳溥、尚書李友直根據情況籌劃安排,派遣五個軍營的兵士五萬人及民工一萬人修築演決的堤岸。

  又命令武進怕朱冕、尚書昊中役使五萬人,離河璽整二十里處開鑿河道一條,導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處工程一起竣工,人們都很便利,賜予河名叫做通濟,賜予河神叫做通濟河神。

  在此之前,永樂二十一年,修築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沖決的,隨時修築作為常規。

  等到通濟河完成,決堤而修築好的也有多次。

  萬曆三十一年,依從工部的主張,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兩岸築堤,用文字寫定著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開鑿。

  從大通橋往東行,到達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匯合,到達直沽,匯合衛河流入大海,長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閘門,蓄積水流拯濟運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為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問逐漸廢棄。

  丞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說:“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甕山三處閘門,被水沖決堤岸。”命令派遣軍民進行修治。

  第二年又說:“從西湖、景束到通流,共計七處閘門,河道淤塞。

  從昌平東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應當增設十二處閘門。”依從其主張。

  不久,閘門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隻。

  成化年問,漕運總兵官楊茂說:“每年從張家灣停止用船運糧,再用車轉運到京都,僱金不可估量。

  舊通惠河石閘門還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閘門蓄積水流,用小船分載轉運很便利。”又有主張在三里河從張家灣畑墩橋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隻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議,派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觀察測量。

  上奏說:“原先有閘門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時水在宮廷圍牆之外,船隻能夠進入城內海子灣。

  現在,水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並且,元時人導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現在經過皇陵,擔心妨礙地脈。

  又一畝泉經過白羊口山溝,兩條水流被沖斷很難導引。

  麗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頭,正統年問修築護城河,擔心雨水多了河水氾濫,於是,開通正陽橋東南低下之地,開啟護城河口來排放河水,才有三里河之名。

  從護城河口八里,開始連線渾河。

  原先,渠道兩岸多有廬墓,水淺河窄,又必須增引另外的水流來貫通。

  如西湖草橋源出於玉匠局、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遠。

  元人曾經引用金口水,其水洶湧淹沒百姓房屋,因此隨即就廢棄。

  只有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全都出於西北,順著山腳流行,可以導引流入西湖。

  請求開通西湖的水源,關閉分流湖水的清龍閘,導引各泉水從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經由金水河流出,其餘則從都城外護城河流轉,在正陽門束面匯合。

  城外護城河暫且關閉,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橋閘河隨著旱澇而開關,那麼,船隻就能夠靠近糧倉,非常便利。”皇帝依從他的主張。

  剛剛派遣兵士役夫九萬人進行修治疏通,適逢有災異發生,詔令停止各處勞役。

  主管部門認為漕運之事重大,於是,命令四萬人疏通城外護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張家灣河道,也已經從中得到好處了。

  過了五年,於是詔令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和王詔督促漕運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楊鼎、喬毅前面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從大通橋到張家灣渾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處,增建閘門四座,漕運船隻逐漸暢通。

  然而,元朝時所導引的昌平三處泉水全被斷絕不流通,僅僅導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狹窄容易被盜開而河水乾涸。

  不到兩年,像原先那樣不通暢。

  正德二年,曾經疏透過一次,並且,修治大通橋到通州閘十二處,攔河壩四十一處。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說:“通惠河屢次經過修復,都被有權有勢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處閘門遺蹟還在,憑藉遺蹟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節省車費二十多萬。

  而且歷代漕運都是到達京師,沒有把儲藏的國糧儲備在五十里以外的情況。”皇帝心裡認為這樣對,命令侍郎王軏、何詔及昊仲共同觀察測量。

  王軏等說:“大通橋地勢高於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導引白河到達京城,各處閘門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議定。

  計劃祇是疏通修治河閘,但是,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過二處永門,南浦、土橋、廣利三座閘門都在街市,不便於轉運。

  只有白河靠近舊小河廢壩西邊,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壩,應當修築它,使其通到普濟閘,可以省去四座閘門兩座城門轉運之力。”然而,尚書桂萼說不方便,請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給大學士楊一清、張璁。

  楊一清說:“利用舊閘門使用轉運的辦法,省去運糧軍的辛勞和耗費,應當決斷施行這個辦法。”張璁也說:“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桂萼所說的辦法耗費多成功困難。”皇帝就拒絕了桂萼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昊仲報告河道修成,接著上疏陳述五件事,說:“大通橋到通州石壩,地勢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積,應當隨時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應當專門委任,不要讓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閘門的人因為停止運輸而被裁減的,應當恢復到原先的人數。

  慶豐上閘、平津中閘現在已經不使用,應當改建通州西水關之外。

  駁船製造費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應當酌情處理。”皇帝認為前朝多次勘測施行都沒有達到成功,昊仲等經過四個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詔令給予獎賞,全部依從他的請求。

  昊仲又請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棟專門管理這件事,作為長久之計。

  依從他的請求。

  九年,提升何棟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這時,昊仲出任處州知府,進獻所編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館,蒐集編入《會典》,並且頒佈工部刊行。

  從此以後,漕運船隻直達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廟祭祀他。

  薊州河,是運送薊州軍糧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運軍糧到薊州。

  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說:“南京同直隸各衛,每年用旗軍運送軍糧三萬石到薊州等衛糧倉,越過大海七十多里,風浪危險可怕。

  新開通的沽河,北面對著薊州,正好與水套、沽河相對,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徑直,並且水深,這中間阻擋隔絕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開通溝渠用來運輸軍糧,可以沒有海運的憂患。”下交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視察可否施行。

  宋勝等說很方便。

  於是開通直沽河。

  寬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並且疏通鴉鴻橋河道,建立豐潤縣海運軍糧儲藏糧倉。

  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說:“直沽東北的新河,轉運薊州軍糧,河流水淺,潮水到達才可以行駛船隻。

  邊關常常缺乏軍糧,應當疏通使其水深河寬。”依從他的主張。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將其作為常規。

  十七年,疏通殷留莊大口到舊倉店一百一十六里。

  豐潤環香河,疏通於成化年問,運送糧食十多萬石,供給薊州東路的軍隊。

  後來,因堵塞而廢棄,軍糧改由薊州供給,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從御史鮑承蔭的請求,恢復它,並且建立三座閘門在北濟、張官屯、鴉鴻橋,用來蓄積水流。

  旦平河,是運送各守護皇陵官兵軍糧的水道。

  起於鞏華城外安濟橋,到達通州渡口。

  長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淺三十里很難行駛。

  隆慶六年,大力疏浚,運送給長陵等八衛軍隊每月軍糧四萬石,於是完成流通。

  萬曆元年,又疏通鞏華城外的舊河道。

  海運,開始於元至元年間。

  伯顏任用朱清、張管運輸糧食到京城,僅僅四萬多石。

  這以後一天天增多,達到三百多萬石。

  當初,海運航道一萬三千多里,最危險可怕,隨後,開闢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後來,殷明略又開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於大海,如果風向有利,從浙江西到達京師不超過十天,但是,傾覆損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湯和製造海船,運送軍糧供給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後,徵召水工運送萊州洋海倉儲的糧食以供給永平。

  後來,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於是,靖海侯昊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臚侯朱壽先後轉運遼東的軍糧,把它作為常規。

  督促江蘇、浙江靠近海邊的衛軍大船一百餘艘,運送軍糧數十萬石。

  賜給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各有差別,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賦稅,淹死的人優厚撫卹。

  三十年,因為遼塞軍糧有盈餘,只足命令遼東兵士在駐地耕種其地,從而停止海運。

  丞樂元年,平江伯陳逭督促海運運糧四十九萬餘石,供應北京、遼東。

  二年,因為海運只能到達直沽,另用小船轉運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設定露天糧囤一千四百所,用來擴大儲蓄。

  四年,決定海運陸運同時運輸。

  陳瓊每年運糧一百萬石,在直沽尹兒灣城修建百萬石倉。

  天津衛籍兵一萬人駐守。

  到這時,命令江南糧食一部分經由海運,一部分經由淮河、黃河,再陸運到衛河,進入通州,把它作為常規。

  陳壇上奏說:“嘉定靠近海邊,正當長江水流的要衝,地勢平坦,沒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風大浪,碰到堅石擱淺就損壞。

  應當在青浦用土築成小山,樹立險情標誌,使駕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險要之處不會成為災難。”詔令依從他的奏請。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圓一百丈,高三十餘丈。

  賜名叫寶山。

  皇帝撰寫碑文記其事。

  丞樂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運,只儲存一個遮洋總,運送供給遼束、薊州的糧食。

  正統十三年,削減登州衛海船,將一百艘鹼焉十八艘,用五艘運送青州、萊州、登州的布花鈔錠十二萬餘斤,每年賜給遼東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學衍義補》,請求尋找海運故道,與河運同時進行,大致是說:“海船一艘裝運千石,大略相當於河船三隻的裝運量,使用的運糧兵大量減少。

  河運比起陸運的費用減省十分之三,海運比起陸運減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沒的災難,然而滅省牽引役卒的辛勞、駁船撈淺的費用,以及順著次序的守護,利與害也相抵。

  應當尋求一向懂得海運的人,請求探測考察。”他的主張沒有施行。

  弘治五年,黃河在金龍口決堤,有人請求恢復海運,朝廷議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役軍糧二萬石,淹死官軍五十餘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旃因為河道阻塞,說:“海運雖然難以行駛,然而,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束,南北全從內洋通行,道路捷近又無危險,所以應當重視。”壘帝認為海上運道迂迴,拒絕了他的建議。

  嘉靖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說:“天津進入遼東之路,從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都可以進港灣停泊。”工部回覆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探測海上運道,從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間開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風。

  開始,允許他的主張,不久,因為御史劉翱上奏阻止而罷除。

  這年,依從給事中胡應嘉的計策,革除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從給事中宋良佐的計策,又設定遮洋總,儲存海運遺意。

  山東巡撫梁夢龍極力論述海運的便利,說:“海運之道南從淮安到膠州,北從天津到海倉,是島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從淮安、膠州各運米麥到天津,沒有不順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風順,二十天就可以到達。

  船經由近洋,島嶼連綿,即使遇大風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風順而又溼和,此時出海可以保證無憂慮。”命令酌量撥出附近地區漕糧十二萬石,使梁夢龍施行此事。

  隆慶六年,王宗沐督促漕運,請求施行海運。

  韶令運送十二萬石糧從淮河入海。

  這條運道,從雲梯關往東北經過鷹遊山、安柬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行村寨,全都經過海面。

  從海洋所經過竹島、寧津所、靖海衛,往東北轉向到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往西經過寧海衛,全都經過海面。

  從福山之罘島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往西經過桑島、坶屺島;從坶屺向西經過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從海倉向西經過淮河海口、魚兒鋪,住西北經過侯鎮店、唐頭塞;從侯鎮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進入直沽,到達天津衛。

  總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曆元年,即墨福山島毀壞運糧船七隻,沉沒穀米數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給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糾彈其過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興起,從登州運糧供給進入朝鮮的兵士。

  山東副使於仕廉又說:“運送軍糧到遼東不如經海運,海運不如經登州、萊州。

  登州、萊州渡過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順口只有五百餘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就可以到達。

  又有沙門、灶磯、皇城等島處於其中,天然設立海水傳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風。

  由於皇城到旅順二百里略遠,得到順風不足半日就可以渡過。

  假若從天津到遼東,則大洋無停泊之處;淮安到膠州,雖然只有三百里,但從膠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礙難以行駛。

  只有從登州、萊州渡海到遼東,水勢便利而運輸容易。”當時,全都認為他的主張是對的,然而沒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請施行海運,特地設立戶部侍郎一人督促這事,其事具載於《李長庚傳》。

  塞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擔任內閣中書,又陳述海運的方便,並且輯錄《海運書》五捲進呈。

  命令製造海船試用。

  廷揚駕駛二隻海船,裝運米糧數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從淮安出海,十五日到達天津。

  等侯適當的風勢用了五日,執行僅僅十天。

  皇帝很高興,提升沈廷揚戶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謀劃。

  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也上奏海運的九條意見,皇帝立即命令他監督海運。

  在此之前,寧遠的軍糧都是用天津船運到登州,等待東南風轉運米糧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風再轉運到寧遠。

  沈廷揚從登州直接運送到寧逮,節省費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運,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還是命令他改駐登州,統領寧速軍糧的事務。

  十六年,加光祿少卿。

  福王時期,命令沈廷揚用海船防禦長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軍糧事務。

  南都已經失去,沈廷揚艱難歷經於唐、魯二王之間而死。

  在嘉靖年間,朝廷大臣紛紛建議恢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說:“在從前的海運,每年沉沒糧食不止十萬。

  裝運稻米的船隻,駕駛船隻計程車卒,統領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倖免。

  今人謀劃海運總是堅守丘浚的論說,不是通達事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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